撰文|刘支书助理
来源|关天茶舍

我说的自由是指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我说的中国人是指多数中国人。在有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之后，中国人仍然没有显示出多少对自由的兴趣。中国当然有自由主义者，也有反自由主义者，但更多的是旁观者，甚至连旁观者都不算，他们压根儿就没兴趣旁观，他们感兴趣的是挣钱、买房、买车，过自己的小日子。这样的人存在于我的亲人当中、朋友当中、同事当中、学生当中，放眼望去一望无际，他们才是中国的主流，他们的价值观构成了主流价值观。

思想自由，在中国人这里既不是日用品，也不是奢侈品，而是废品或者危险品，为什么中国人对安定富裕的生活的向往远远超过对自由的向往？我想，单单归咎于长期的洗脑是缺乏说服力的。在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富士康老板郭台铭批评学生时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我所接触过的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教授直截了当的说：“西方的民主自由不适合台湾”；这次香港占中事件，也有成龙、罗家英等演员出来批评学生，说把香港搞得“乌烟瘴气”；新加坡的李光耀的威权理论更是众所周知。你能说这些人都被洗脑了吗？

事实上，思想自由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首先是危险品。一方面，基于祸从口出古训。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统治一直对言论和思想实行残酷镇压，造成了中国人条件反射式的恐惧，以至于过去茶馆里都要贴上“莫谈国事”的警示语。而现实中动辄对异议人士以“寻幸姿势”罪名予以逮捕更是加剧了人们恐惧。另一方面，基于对思想自由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两千多年的愚民政策造就了中国人的接受性思维，其特点是懒惰，不愿意思考复杂事物，喜欢线性的、一元的和善恶对立的简单事物。因此，对这样的民众来说，思想自由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其感觉进退失据，如同溺水者失去了救生圈。清晰明确不容置疑的正统思想就是他们的救生圈，强化正统思想的伟大光荣正确和独一无二的真理性就是把思想救生圈打造得又大又结实，人人都有安全感。既然有了思想的救生圈，那么离开救生圈的自由就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思想自由就成了废品。与其追求思想自由，不如追求财务自由，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另外，生活压力过大也是导致中国人对自由缺少兴趣的原因。追求自由是需要能量的，而中国人的能量大部分消耗在了繁重的工作和对个人未来的惶恐中，已经没有力气追求思想自由，下班后只想躺在沙发上象猪一样睡会儿。一旦精神头足了，又马上开始干活儿。而对处境优沃的权贵阶层来说，他们也不追求思想自由，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既得利益来自于非民主的体制，来自于对权力的垄断，思想自由会挑战他们喜欢的体制；另一方面，他们是暴发户，他们很多时候还沉湎在对物质的享受中，缺少西方上流社会对艺术和思想的品味。

为什么会有文艺复兴？首先是西方上流社会有对新艺术的追求，路易十四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本人从小就跳芭蕾，后来建造了凡尔赛宫和法兰西油画雕塑学院。国王个人对艺术的爱好决定了法国宫廷的趣味，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乃至于欧洲。对艺术的追求必然导致对创作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呼唤。欧洲大陆自由的呼声不是来自于工人阶级，不是来自于贫民窟，而是来自于巴黎贵妇人的客厅。上流社会对艺术才华、睿智思想和独到见解的追捧，才催生出了伏尔泰、卢梭这些贵妇人客厅里的常客，才把启蒙思想传到巴黎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才传到无套裤汉们的家里。

从历史来看，如果一个族群的上层社会重视艺术和思想的价值，思想者就能得到鼓励，这样的社会把自由作为普世价值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毕竟上层社会的趣味将决定整个国家的趣味，而中国没有这样的上层社会。古代中国的上层社会把艺术看作是声色犬马、玩物丧志一类的东西，皇帝如果重视绘画或者喜欢歌舞，那就是昏君，而主流以外的思想是洪水猛兽，不被欢迎；当代的中国的上层，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大多是农民的后代，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农民的趣味。农民，是对思想自由最没有兴趣的一个群体。

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常常是体验过思想给自己带来了乐趣的人，体验越深，追求就越强烈。尼采说：“思想之美，是美中之美”，这句话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们体验过很多具象的美，却很少体验过抽象的美，更不用说沉醉其中。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常常也是个人趣味高度发展的人，而思想专制造就一种“同一性”。在“同一性”下，人的差异不见了，人的个性被放逐了，人的主体性丧失了。而个别性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对一些人来说，是生活的意义。中国文化尙同不尚异，经过两千多年的改造，这两类人已经很少。在当今这个张扬“个性”的时代，中国人拥有的是个性的外在和同质的内在。放眼四周，人们的衣着打扮千姿百态，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癖好，貌似很有个性，而一打量其精神层面，则原形毕露，人们长得一模一样，毫无个性，就连择偶的标准都高度雷同——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这样的族群怎么可能对自由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