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刘训练：保守什么？为何保守？保守主义的四次浪潮与三个命题

　　 【内容摘要】以”情境论”与”自主论”相结合的方式界定保守主义是理解保守主义的最佳知识途径；按照这种思路，可以确定近代以来保守主义的四次浪潮，在每一次的具体情境中，保守主义都试图捍卫受到重大挑战的传统制度与实践；在保守主义的各种论证中，可以归纳出三种反复出现的命题，即赫希曼所谓的”悖谬论”、”无效论”和”危险论”；将保守主义”反动的修辞”与各种”进步的修辞”加以对照有助于揭示激进派的盲点，更好地推动政治发展与社会历史进步。

　　 【关键词】保守主义 亨廷顿 情境论 赫希曼 动的修辞

　　 一、界定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被公认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政治思潮。虽然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潮的定义、特征大体是明晰的，其词根”自由”、”社会”也基本界定了它们各自的价值取向以及可能的建制。保守主义却不然，不但其词根”保守”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价值承诺，而且其”反哲学”的特征更增加了概括其理论要素的难度。①

　　 在1957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亨廷顿区分了三种定义、理解保守主义的方式：贵族式定义、自主式(autonomous)定义和情境式(situational)定义。②所谓”贵族式定义”将保守主义定义为特定的历史运动的意识形态，即封建土地贵族对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的反动；所谓”自主式定义”认为保守主义是一个自主的、普遍有效的观念体系，由正义、秩序、平衡、中庸这样一些价值来定义；所谓”情境式定义”认为保守主义重复出现于这样一种历史情境，即确立已久的体制受到根本性的挑战，那些支持该体制的人就会运用保守主义来捍卫它。因此，保守主义是可以用来辩护任何既定社会秩序、反对任何根本变革的思想体系。

　　 对于这三种定义，亨廷顿更赞成情境论，在他看来，贵族论太过狭隘，而自主论太过宽泛；与其他意识形态不同，保守主义缺乏实质性的理想和具体的政治组织形式，它仅仅与特定的情境联系在一起，它唯一的、真正的敌人是激进主义。

　　 事实上，亨廷顿的情境式定义也代表了其他许多保守主义研究者类似的看法。比如，尽管亨廷顿把曼海姆视为”贵族论”的典型代表，但事实上，他却可能是”情境论”定义的先驱。他的如下这段话就揭示了保守主义的情境论特征：”在一个进步的世界里，保守主义因素并不是在本真的创造性的意义上，而是在’反动’的意义上成为事件的载体，因为它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反题，一个对新生事物的反题，并且只有在这种形式下它才能是创造性的”。③

　　 同样，哈耶克在辩解自己为什么不是保守主义者的著名文章中指出：保守主义”或许能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发展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种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保守主义的命运就必定是在一条并非它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被拖着前行”；又说，”在任何时候，欲恰当地描述保守主义的立场，都要视现行发展趋势的方向而定”。④晚近一本保守主义文选的编者马勒也强调：”保守主义思想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回应对现存制度的种种挑战，大部分由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来反驳那些挑战的尝试组成”。⑤

　　 总之，学者们普遍认为，保守主义是一种以其拒斥之目标来界定远比其自身之任何明确政纲来界定要来得清楚的政治信条；保守主义作为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重大”进步性”事件的”反动式”思想回应，它对历史情境的依赖要远远大于其他思想传统和思潮，对它的研究更需要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与民族-文化语境之中。

　　 保守主义的情境性特征还表现在这样一个方面，即其教义的重复性和单调性(详见下文)。它可以被压缩为几条基本思想或原则的目录，但这些清单反映的不过是其静态特征或者老套话题，而不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诸原则那样有普遍性和渗透力。”一部自由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揭示出了这种意识形态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下的嬗变。一部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史，涉及的必然是同样思想一遍又一遍的重述”。⑥此外，保守主义的情境性也决定了它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出现某些一致或部分重叠。所以哈耶克说，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并不是一种左中右的关系，而是一种三角形关系。⑦

　　 不过，既然保守主义可以归纳为条目式的”教义问答集”，那么就说明保守主义的自主式定义并非一点没有合理性。事实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其明显的情境性，而保守主义也有其超越民族文化和历史时期的连贯性与延续性。亨廷顿的如下说法显然有些夸大其词了：”保守主义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点的表现都与它在其他任何时代和地点的表现没有多少关联”。⑧

　　 所谓”自主式定义”其实是定义一种思想传统或思潮最常见的方法，即列举其核心的和基本的价值、原则、特征、要素或命题。就保守主义而言，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概括：一种是概括其基本的原则，比如，凯克斯概括为4条(怀疑主义、多元主义、传统主义和悲观主义)，昆廷顿概括为3条(传统主义、怀疑主义与有机论)；⑨另一种是罗列其主要的议题，比如，塞西尔、尼斯比特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阐述，这些议题不外乎历史、传统、道德、财产、家庭、宗教、权威、国家。⑩

　　 因此，”情境论”与限定后的”自主论”的结合也许更能揭示保守主义的历史与本质。这里”自主式定义”需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首先，不能仅仅通过罗列某些价值、原则来界定各种”主义”(它们未必专属于某种主义)，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一定逻辑或理论脉络将它们组织起来；其次，”自主式定义”归纳出来的价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韦伯所谓的”理想类型”，或者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而不是绝对的界定，它们并不为所有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共享，也不是普遍地适用于每一种民族-文化背景。亨廷顿对”自主式定义”的反对就是基于他将其与”普遍有效的价值”和”实质性的理想”绑定在了一起。

　　 借助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进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结合情境论与自主论的定义方式所开启的研究图景：既要把”主义”作为”相对自足而且完全表现出来了的总体”，”通过考察其最终形式，找到它内在的一致性”；又要”强调它的历史成长并在其发展中跟踪这个动态总体”，将其”每一种不同类型和变体都放到它们自己在成长进程中所独有的历史和社会学位置上去，试图再现成长进程本身的层次和结构”。(11)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情境式与自主式相结合的界定保守主义的方式，那么，要想把握保守主义的来龙去脉及其理论定位，我们必然要回溯保守主义的历史情境，追问保守主义者到底要保守什么？为何保守？

　　 二、保守什么？保守主义的四次浪潮

　　 保守主义的情境性决定了它的民族和文化特性，英国的保守主义显然不同于美国的保守主义和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法国的保守主义肯定不同于德国或意大利的保守主义。但如果我们从”长时段”的视角考察的话，仍然可以发现在西方历史发展中有过一些全局性的重大变革，它们引发了广泛的、超越国界的保守主义浪潮。

　　 亨廷顿认为，在西方政治史上可以辨识出保守主义的四次主要表现。(12)第一次是”16、17世纪对集权的民族国家挑战中世纪政治制度和宗教改革挑战既定政教关系的一种反应”。在欧洲大陆，浩特曼、马里亚纳等人试图以保守主义的方式捍卫中世纪的多元秩序以反对日益增长的民族国家君主的力量。在英格兰，在欧洲大陆被用于反对王室权威的思想却被用来捍卫都铎王室权威以反对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和清教激进分子。理查德·胡克在1594年出版的《论教会政体的法律》被视为”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杰出而雄辩的阐述。在伯克之前两百年，这部著作就已经描绘了伯克思想的每一个重要环节”。

　　 保守主义的第二次重要表现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这导致了西方历史上保守主义思想洪流最大的一次爆发”。大革命危及的不单是封建贵族制度而是所有现存的制度。在英国，伯克以保守主义捍卫商业社会与温和的自由主义政制；在美国，联邦党人阐述保守主义以反对他们所认为的民主革命的威胁；在欧洲大陆，情况更为复杂，有些保守主义”不是来自封建贵族而是来自那些与更开明的、商业的和官僚因素相联系的思想家”。法国的博纳尔德和迈斯特，普鲁士的马维茨和哈勒尔，奥地利的根茨、梅特涅和缪勒，他们捍卫的都不是相同的社会结构。

　　 保守主义的第三次表现是19世纪中叶对下层民众要求分享统治权的反应，这次挑战的重要标志是人们迫切要求扩大普选范围。在法国，基佐等人一方面阐述自由主义思想以反对贵族，另一方面阐述保守主义思想以反对大众；在德国，萨维尼等人的保守主义强调社会的有机成长；在英国，柯勒律治、梅因等保守主义者警告人们用大众统治取代阶级统治的危险；在美国，”新联邦主义者”面对杰克逊主义浪潮为精英阶级统治进行了保守主义的捍卫。

　　 保守主义的第四次表现是由19世纪中叶工业主义、自由劳动和废除黑奴制度这些挑战所引起的，即以卡尔霍恩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南方保守主义”。

　　 亨廷顿选取的第一次表现涉及保守主义思想的起源之争，有些学者可能更倾向于将休谟而不是胡克视为保守主义的开创者。(13)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状况过于复杂，涉及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论战，在法国还纠结着王位争夺战，论战中产生的小册子大多服务于临时的政治目的。(14)像”反暴君派”的反抗理论固然有其反动(对以专制王权为中心而崛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反动)的一面，但其激进主义特征也是明显的。因此，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仍然是，自觉的保守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是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的反动，伯克是保守主义无可置疑的智识鼻祖。亨廷顿提到的美国”南方保守主义”则因为局限于”地方政治”，且如昙花一现(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而终结)，显然很难称得上一次真正的浪潮。

　　 相比之下，阿尔伯特·赫希曼在《反动的修辞》(15)中所选取的三个”进步时刻”以及对应的”反动浪潮”更有典型意义。

　　 正如赫希曼一开始就指出的，他所勾勒的保守主义三次浪潮是以社会学家马歇尔关于公民身份三要素的历史演进分析为起点的。(16)马歇尔区分了公民身份的三个维度，并将其依次分配给每一个世纪(以英国为原型)：18世纪的主要成就是公民身份的公民要素(基本个人自由或人权)；在19世纪，公民身份的政治要素，即公民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取得重大进展；20世纪福利国家的兴起将公民身份概念扩展到社会和经济领域。

　　 相应地，保守主义的第一次反动针对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其他公民权利。对这些权利最彻底的肯定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并且是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因此，对这些权利的反动就和对大革命及其成果的反对连接在一起。第二次反动的潮流针对的是民众参与政治的进步，这一进步是在整个19世纪通过扩大选举权和增加议会中下院的权力而实现的。从19世纪后期直到”一战”前后，在各个领域(从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到纯文学)都产生了众多论据来贬抑”大众”、议会统治和民主政府。第三次反动的浪潮则是”二战”后对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批评，大量文献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对其每个方面都提出了批评。(17)

赫希曼所说的第一、二次浪潮对应于亨廷顿所说的第二、三次表现，而赫希曼所说的第三次浪潮尚未进入亨廷顿的视野，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时间上看，围绕福利国家的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事实上赫希曼的著作正是对80年代英美新保守主义政策出台的智识反击；而在赫希曼列举的第三波保守主义浪潮的代表人物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