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來到銅鑼灣佔領現場,已經近黃昏。來來往往的人行道上站著幾個花生友,老中青都有,眼光光地睇住佔領區,似在等待什麼事情發生。從外形打扮看,他們大概就是「藍絲帶」們了。
我行前去同他們傾,他們先是覺得好笑,懷疑我這個「黃絲帶」學生被洗壞腦,走來碰不應該碰的人;但同時他們見我主動同他們交談,又覺得孺子可教,傻得來好有前途。於是他們開始同我解釋「佔中」的緣由,從外國勢力講到柴鈴、吾爾開希,再講到經濟效益,幾乎將建制派「反佔中」論調概括重複一次。我嘗試給些少回應,他們馬上乘勢而上,說市民出行受阻,「霸住條路」、「同土匪無分別」……聲大夾惡,叫人毫無喘息機會。我只是默默地聽,偶爾欲擺手勢回應他們的觀點,其中一位阿伯馬上喝止我:「你唔好惦我啊,唔好動手動腳啊!」
阿伯那種人為飾演出來的緊張氣氛只叫人覺得滑稽可笑。也許是他習慣了這種衝突場面,於是條件反射地將說理轉化為謾駡和情緒發洩,再把情緒蓄髮轉為衝突;也許,這種「升級」本身就是他們的職責。我不知他們是否收錢,具體邊個收了錢(雖然從他們的外觀和言行對比中約莫可以判斷),但單純從收錢角度並不能解釋一切。那位年輕壯男可能也覺得場面滑稽,於是制止阿伯而繼續「開導」我。透過這位阿哥的言論可以讀出不少建制派的觀點,也知道他是從中共掌控的媒體中獲取訊息和對事情的分析。我不知他在幾大程度上相信這些形形色色的反事實、回避現實問題的陰謀論,他只告訴我「呢個係唔同嘅觀點與角度問題」,睇嘢要「中立客觀」,要有自己的「獨立判斷」,諸如此類。
對於這位阿哥的發言我無回應,一來氣氛已經被營造得相當緊張,我旁邊有位路過的阿姨(她是來港兩年的新移民)用不流暢的粵語細聲勸我不要出聲,她覺得無必要同他們講,而我旁邊另一位阿叔見到這班人針對學生又在反駁的過程中變得激動;二來,我也真不知道怎樣回應一連串反事實的修辭和無法被證實的陰謀論。至於講到「中立客觀」、「觀點與角度」,那更是一種拒絕對話的反智和犬儒,明擺著叫雙方都收工。
阿哥見我地齊收聲,便同果位阿伯繼續交換意見,其內容不外乎親建制媒體上的那些論調。從這刻起,我不再懷疑他們對自己所講東西的確信。系統的謊言可以構造一個虛假的現實,不僅可用以合理化他們的所作所為,更為他們提供理解複雜問題的捷徑,以及通過妖魔化他者而獲得內部認同的坐標。當然,粗糙的陰謀論背後還有一套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做支撐,由此,「收錢」對於他們來講並不是什麼有違良心的事,有飯食、有錢逗本身成了他們的「良心」。
之後我同街上聞聲而來的師奶傾了一陣,另一邊廂又起爭拗。在怡和街的盡頭,鐵馬外圍,一對年輕情侶對撼一對老年夫婦。我已記不清他們爭執的因由是什麼,大體也是圍繞阻街問題。我上前傾聽,嘗試接話,只見那位阿伯來勢洶洶,見到你戴黃絲帶學生就火上心頭,容不得半句回應。他好激動地指著我講,他才是社會精英,是HKU的畢業生,當年也是學聯的等等;他說似他那樣的才是社會棟樑,才是為香港做貢獻的,而似我這樣的只是「讀屎片」,應該「收皮」。
這位夕日的高才生在我面前口水噴噴地展示他們那一代的「獅子山精神」,只是他的自高自傲及污言穢語又叫我大開眼界。在他心目中我係「廢青」,阻住條路,但這似乎不足以解釋他指罵我時那扭曲的面容,一種要將我置於死地的憤怒。或許在他眼中,我不是一個具體的個人,而是一個被標簽為「廢青」、「暴徒」、「人渣」的群體的象徵。之所以有這些標簽,便要多得「喉舌」傳媒的構建。正如消費欲望可以被製造,憤怒亦可以被製造,可以通過誇大/淡化事實和選擇性報道而不斷被激發、再循環。我不知阿伯對我狂罵是否有快感,但看得出他其實也是個在工作或生活上長期受壓抑以致面容憔悴的人,一個被主流社會規訓而失去自我的人。
在阿伯的怒駡下,我身邊多了幾個與我同輩的年輕人來撐我,他們亦同樣勸我少出聲。一位女生同我講,他們那代人頭腦僵化,對我地的訴求永遠聽不入耳,不明白佔領的意義,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
想不到香港的世代之爭就這樣活生生展示在我面前。我雖然被這位「社會精英」阿伯鬧,但我出奇平靜,可能因為我是旅客身份,不管如何感同身受,由始至終都與本地的爭論隔了一層;但或許這更要歸於香港年輕一代「和理非非」的高質素表現,做了良好的典範。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在香港,我不再孤獨地與一個庸俗、不義的主流社會抗衡,站在我背後的是一群同樣天真的學生和市民,他們抵住催淚彈、他人的蔑視、恐嚇、謾駡,去共同守護得來不易、隨時喪失的自由,去爭取那讓自由得以維持、深化的民主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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