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将尽，我的中国媒体同行如今忙着给各色人等加冕以及相互加冕，在北京严酷的冬天，一天好几场年终颁奖礼却是家常便饭，似乎抱团取暖，又似乎仅止于面子和票子的游戏，那些面目齐整、赶集般喧嚣的媒体大戏，在我的朋友圈屡屡刷屏，站在热闹之外，我时时恍然，默而惨然：大V真的消失了。

大V是谁？大V是粉丝很多且愿意针对公共事务批评建言的人。这是微博兴起几年来对公众舆论场的一个贡献。不过大V的消失不是偶然的，尽管2014来得更猛些。早在2013年，大V就经历过一连串污名化的过程。以薛蛮子的嫖娼事件为标志，在央视的直播悔罪镜头之下，大V经历了一场声势不小的污名化运动，随后大V们似乎进入了一种甩不掉的“自污模式”（看起来是这样，你懂的），有的嫖娼，有的吸毒，大V先前在网络舆论场所积蓄的道德魅力，在污名化运动中很快就被消解了。

有一阵子大V成为传统媒体隐而不发的敏感词，而基于上述种种中国式的原因，在人们的线下聚会中，大V渐渐沦为令人避之不及的词儿，当朋友们介绍谁谁谁是大V的时候，被介绍者甚至经常自嘲“你才是大V、你全家都是大V”，曾经近似于风云人物的“大V”，在词义的根儿上被朝野合力彻底地解构了。

到了2014年10月，曾因吸毒被拘的大V宁财神，以50元人民币把微博“卖”给了和菜头，“之后，此账号一切言论皆与本人无关”。在我看来，这就是一起反讽性十足的网络行为艺术，使我想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的名句：“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而李开复的微博也已彻底沦为一碗升级版的心灵鸡汤。

这是令人伤心的过程。一个好词的倒掉预示着在观念较量中，至少在可见的明面上，正义的一方败给了非正义的一方。实际上“大V”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屏社交时代的临时替代品，没想到它的生命周期如此之短，“公共知识分子”在纸媒介及PC时代仍是一个公共正义的代名词，但在微博时代却被简化为“公知”，进而污名化。“大V”步“公知”的后尘，倒也不算太意外。

大V和公知的污名化，与社会整体道德感的下滑相表里。道德有一内一外、一刚一柔相互渗透的二度交织结构，在外表现为公平正义的朴素的刚性结构，在内孕藏着仁慈博爱的温暖的柔性结构。譬如鸡蛋之蛋壳与壳中的幼仔。壳之不存，生命焉附？大V与公知消退了，社会道德能好吗？

大V与公知的被污名化，是社会整体阳刚正气之被慑服与中伤，舆论场原有的阴阳平衡被打破了，失调了。其势之猛，席卷而来，体现为海浪般的连锁反应。后来大家看到，有些大V在言行方面道德值颇高，自律甚严，并不容易以道德名义进行污名化，但他们也在公众视野消失了，包括许志永、浦志强、郭玉闪、夏霖、曹保印、慕容雪村、李承鹏等等，他们有的被几大平台删号了，有的则被暂时性删人（媒体的公共表述是“被带走”）。然而时至今日，还有几个人真正惦记他们的命运？他们和马航那架飞机一样在失联一刻举国震惊，随后又被选择性遗忘。

沿着这个角度问下去，一众中国媒体现在把哪些人评为年度人物？翻一翻各路媒体评出来的年度人物、年度盘点和年度热词，你恐怕只能感叹中国真的没有什么“人物”，没有什么值得盘点的，说它们是鸡肋也都算过誉了。难道不是这样么：谁配得上、当得起年度人物的冠冕，谁就戴不上这顶冠冕。

伴随着“大V”的消失，在2014的中国舆论场，“五毛”终于熬出了头，俨然登堂入室，《光明日报》刊文为“自干五”正名，表彰其为“正能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官方媒体几年前率先册封的“正能量”一词的真正意涵，也就昭然了。五毛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原《嘉兴日报》评论员王垚峰，仅仅因为在实名认证微博的一些所谓的“不当言论”，在五毛纷纷前往《嘉兴日报》官微跟帖施压的淫威之下，果然、终于被报社开除了。其实，王垚峰原本粉丝甚少，并非大V，但这并不妨碍五毛自愿将之视为大V，进而发动一场稳操胜券的网络围剿。

何止大V，便是那些大V式的媒体，也未能避免这样的命运。以“南方系”为例，《南方周末》在著名的“新年献辞”事件之后，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变动，曾经作为媒体界最旗帜鲜明的一面旗帜，一度风雨飘摇，催人泪下。而2014年，变本加厉，南方系旗下的21世纪网在沈颢事件中，甚至一度被官方媒体报道要被关停，尽管言过其实，但那篇短短几句话的新闻，在当时给整个传统媒体圈带来巨大震慑，余波犹在。

如今，人们庆幸于21世纪网没有被解散，此前媒体同仁普遍愤懑的沈颢事件，似乎因此就变得可接受了。就是这样，有些原本并不适合讨价还价的事情，在强势一方突然大涨其价随后有所减价之后，人们就愿意（只能）在讨价还价中满足了，而这，似乎也是有历史和现实这两条经纬线索可资映射的。

持续数月的香港占中及其衍生事件，在绝大多数中国媒体这里，要么没有发生，要么只剩下先验的刻板印象。新晋台北市长柯文哲的胜选，在大陆媒体也只有一两天的热度。中国媒体版面被各种所谓新自贸区的数字大饼吸引着。哦，活下去。似乎无可厚非，这就是中国媒体不得不采取的生存逻辑。

而网信办，这个试图全面接管互联网舆论的政府宣传管制机构，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游说，先是乌镇的所谓世界级互联网大会，继之以鲁炜主任的硅谷之旅。当我看到鲁炜搓着手考察硅谷的官方照片，联想到的不是什么严肃的考察工作，而是即将展开怎样一场饕餮盛宴？鲁炜坐在Facebook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座位上，发现了习近平的著作。扎克伯格说：“这本书我也给同事买了，我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内地，使用Facebook目前还需要翻墙。

这是多么真实而怪诞的一幕，网信办的影响力似乎大有溢出中国延及全球的远志，准确的说或许是，欲望。谷歌的退出中国与其他几家被屏蔽的国际知名网站相类似，结果都是“养”大了中国的山寨或同类公司。而这被网民称为“局域网化”的互联网产业格局，反过来又给了监管者雄视天下的底气：你们来不来无所谓，反正你们有的我们都拷贝走了。

现在我们把视线拉回来再看大V，在屏世界读秒刷屏的节奏里，大V的消失，迅雷何须掩耳，如今不过是内容平台静默中的一个删除键。2014年3月中旬，微信公众平台对时政公号批量删号，公号作者们哀号宛在。当时我写了《微信封号事件得失》一文，认为微信此举暴露了平台治理的极权模式，也给自媒体鼓吹者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用户与互联网公司的关系究竟如何？有没有可能或者说应不应该是相对独立而平等的？造成今日之尴尬局面的，除了所谓的政治原因，难道不应该从企业及用户两个最真切的角度进行反思吗？暴君式的管理者与奴才式的用户，都是怎样走到今天的？”时隔数月回头来看，比之失联大V的“危害国家安全”，封号又算得了什么呢。

尽管作家和律师这类书生无力颠覆什么，但“颠覆”在时政上绝对是一类敏感词。奇怪的是，如此敏感的“颠覆”在商业上却成了当仁不让的第一热词。在互联网创业热潮的喧嚣里，似乎不颠覆既成的商业格局，都不算成功，正如似乎不扯上不知所云的“互联网思维”，都不像是在谈论互联网。网络新秀口气之大，能不能颠覆行业尚未可知，但大V明显只有几款屏社交的麦克风，且命根子都捏在商业平台的手里，断然颠覆不了什么。在写手们经常要靠金庸武侠来隐喻时局，暗语、密码、拼音、空格等反审查痕迹满屏的时代，大V作为一个反抗的概念，早已被瓦解和颠覆了。

世界依然乱，战争未停歇，小范围的各种社会冲突仍然很多。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还难称快乐。以色列当红作家埃特加•凯雷特仍不断地就“巴以问题”发言，他坚持认为，“这是我作为一个人的责任，而非作为作家的责任”。或许，人人都来做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大V的工，就不需要大V，亦不需要有哪位大V因此付出什么代价了。遗憾在于，目前大V仍只是屌丝所呼喊的代言人，远非同道，当大V为公义发言，屌丝们鼓掌欢呼，当大V被失联，屌丝是沉默的大多数，迷途的羔羊一般等着下一个大V出现。而商业上，屌丝又是商业大V们自我上位的棋子，绝非平等意义上的朋友。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正的大V是尴尬的。大V怎能不死。

对于即将逝去的2014，我没有什么煞有介事的总结陈词和浮夸骗人的颁奖词，只有悼词。我哀悼大V的消失，庆幸于大V的不死，幸亏只是在网上象征性地“被死亡”，否则他们死得也太不值当了。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