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曾经长期担任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秘书。
什么是政变？政变就是本来距离权力中心有一定距离的少数政客打破程序强行夺取中心权力，他们夺权的目的主要不是因为政治纲领，而是因为利益争夺或者权力本身。
就中共来说，由于曾经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软约束和严明的纪律制度，加上权力的高度集中，建政以后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没有发生过政变，甚至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有巨大野心的政客。但是，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中共却经常指责一些失势的高官企图政变。
例如，从1955年抓出所谓的“高饶反党联盟”开始，中共党内就隔三差五传出抓出“反党集团”甚至要搞政变的消息，1959年搞出个“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1966年搞出个“刘邓陶王资产阶级司令部”，更不要说1971年的“林彪反党集团”和1976年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其实，回头来看这些政治事件，没有哪一起不是党内斗争的得势者对失利者的构陷。倒是动刀动枪的抓捕四人帮，才真有政变意味，不过，这也只是实力强大的元老在毛泽东死后的“拨乱反正”，并不是仅仅因为掌握了一定实权的少数野心家为了向权力巅峰进军而发动的叛乱。
但是，新四人帮的出现，使长期喊叫狼来了的中共终于引来了政变之狼，从而为中共政权历史上没有政变的时代画上了句号。
中共纪委2014/12/22正式宣布：对政协副主席、中共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展开调查。令计划直到几天前还在作为中共高官露面，但是，在此之前他的几个一母同胞的弟兄以及很多下属就已经落网。知情人一年多以前就早已指出，他是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的重要同伙，四个背景各不相同的野心家各怀鬼胎沆瀣一气，实实在在的在图谋政变。正因此，能够在国际互联网上浏览的网友对令计划的倒台绝不意外。
当然，在当初，“新四人帮概念刚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相信。” 海外著名政治评论家何频指出，“不相信这四个人是一个集团，更不相信这四个人有一个政变的行为，也不相信令计划会垮台。因为令计划相对来讲比较低调，相对来讲他的工作非常勤奋，而且又是胡锦涛的大秘书，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胡锦涛最倚重的一个人物。”然而，作为掌握一定内幕渠道的何频指出：他可能不像徐才厚那么贪婪，在物质上有那么多享受，有那么多情妇，或者有那么多现金；他又不像薄熙来那么嚣张，那么张狂；也不像周永康这样涉及这么多的直接的刑事案件，但是，“根据我们现在了解的非常有限的情况来看，令计划涉及的罪行不会低于薄熙来、徐才厚和周永康。”
虽然令计划只在故乡山西任职约6年，但他与山西省官场渊源深厚。中共近来加大打击山西腐败，2014年以来至今，大小贪官至少47人落马。其中，中共山西省纪委前常务副书记杨森林因严重违纪遭立案审查。杨森林曾和令政策同窗3年，他担任省纪委副书记时，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前副主任金道铭正担任省纪委书记，而金道铭也因严重违纪违法遭中共中纪委立案审查、开除党籍和公职。更重要的是，7月被山西政协常务委员会免去副主席和政协委员职务的令政策，就是令计划的哥哥。此前，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也被调查。
这样，随着两年来令计划的大批亲信和亲人陆续被捕，旁观者慢慢不能不相信，令计划就是周永康后面的下一个了。因为众所周知，当局对周永康也是这么做的：先挖根须，后砍旁枝，再放大树。薄熙来是案情突发，因此只能仓促动手，那也是胡锦涛时代的事情，徐才厚则是退休者，况且涉及军队，这样，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直接动手也比较容易。政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令计划又在台上，因此，处理上层层剥笋成了今日当局的处理策略。
此前令计划可谓身居要津，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直被形容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心腹”，在胡锦涛当权时期党内权位甚高，可与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以及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相提并论，并被称为“大内总管”。中共历史上最弱的统治者胡锦涛退任以后就不干政，但令计划和胡锦涛完全不一样，很善于拉帮结派，他一直不太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但是他对于“入局”却野心勃勃。
按照何频的分析：“虽然在新四人帮集团里面，他在党内的地位相对比较低。但是，他比另外三个人要年轻。在十八大的时候，周永康和徐才厚必须下来。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当一个政治局常委是可能的，当政法委书记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薄在党内具有巨大的争议性，加上年龄限制，他要成为新的总书记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他们三个人联手在一起，最后抬出令计划来取代习近平。令计划从一个很平实的、比较本分的一个中共官员就演变成为一个野心膨胀到极点的人物。令计划的罪行和未来的下场不会比薄熙来好。应该跟周永康差不多，甚至比周永康还要严重。因为只有他才是这个所谓新四人帮里面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这里要指出，就像今日中国经济是犯罪经济，任何生意要做大都离不开行贿受贿，因而选择性执法就成了普遍现象一样，今日中国的官场任何人要在里面立足就不可能没有问题，每一个处长甚至科长只要行使权力就会有人拼命贿赂，更不要说区长县长根本没法不做亿万富翁，所以，只要不实行分权制衡，反腐也不可能不是选择性执法，不可能不是贪官反贪官。
这样，就派生出一系列中共官场前五十年不曾有过的现象，那就是：第一，谁都可能被整下去，虽然就反贪而言只能是极少数倒霉鬼才会成为靶子，第二，为了确保自己不被整下去，谁都会尽可能“立于不败之地”，第三，为此，一般都会拼命掌握周边上下官员的命门以便必要时以同归于尽相要挟，第四，中下层官员一般会直接勾结黑道，第五，所有官员都尽量给自己留下外逃的退路，第六，高层官员如果有点条件或者野心，就必然图谋夺取最高权力。
说白了，中共意识形态的灭亡使它已经没有任何精神凝聚力，剩下的纽带就只有个人利益，其个人利益则必然一步步走向非法化、黑恶化。这样，官员之间已经形成无法消除的“相食”局面。比如，薄熙来可以让王立军替他黑打，也可以在不满意王立军时把王立军黑打掉，王立军可以替薄熙来黑打，当薄熙来要黑打掉自己时，他也早已准备好了置薄熙来于死地的材料。同样的，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本来打算黑打掉他们的政敌，但他们的政敌因为实力更强大，一旦发现不妙，也不惜把他们诛灭家族，连带他们盘根错节的势力。
这里要指出，和历代王朝一样，今日中国谁能夺取最高权力谁就能名正言顺的诛杀任何人，因此，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就可以讲“正大光明”。民主时代当然是正大光明的时代，但那是以每个公民都权利平等，一切人都有按照程序争取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权权，而且，任何人都有要求依法推翻政府的权利和自由。专制下的正大光明却完全不一样，对臣民来说，只要你有谋求最高权力、推翻现政府的主见，一旦败露就必然是死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位于权力周边的人要想使自己不被最高领导人任意宰杀，要想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除了搞阴谋诡计夺取最高领导权，还能有别的什么高招？
众所周知，两年来已经有数以千计的高官落马，稍稍盘点落马官员，不难发现里面有明显的帮伙色彩、派系色彩。“反腐”浪潮不断升级，选择性反腐的结果却是权力空前集中——权力集中不正是腐败的根源吗？何况权力是向红后代集中，政策是向不会治理国家毛泽东方式靠拢，而目前的局面正是从那种状态演化过来的，以这种方式反腐，当然只能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在权力转移到这些反腐新贵手里后，注定会重复先前的从专制走向腐败的历史。因此，说白了，包括剿灭“新四人帮”在内，人们看不到意识形态分歧，看不到价值观念改变，看不到腐败的制度根源被清除。
与此同时，如此反腐的结果，已经是“官不聊生”“将不聊生”。笔者日前和一个体制内低级官员聊天，他感叹：“工作几十年，哪个能没有点问题？像这样反腐，只要认真做，没有一个逃得脱。”其实无人不知，今日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也就使覆巢无完卵，因此，不用分权制衡解决制度问题，就只能是选择性执法。这样，话题又回到了本文开头。但是，说到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大批官员被选择性反腐之后，先前提到的六大现象就必然被进一步强化，这样，能逃的固然会千方百计逃走，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部分人只好互相死缠烂打，这样，官场你死我活的恶斗必然越演越烈，其结果，当然是政变企图常态化！
所以，笔者的结论很简单，中共呼唤几十年的政变之狼不仅真的来了，而且今后将越来越多，防不胜防。况且，当今最高权力尽管在拼命集权，其社会基础也越来越薄弱，也就越容易在政变中垮台。几年前我们就指出中国已经不可避免的进入大博弈时代，官民博弈，劳资博弈，社会集团博弈，会纷纷芸芸走马灯般的登场。官官博弈则会表现得特别醒目，而且，会对整个大博弈起着巨大推进作用。也正因此，今后的岁月里，无论发生什么恶性突变都不出人意料，在这其中，政变作为一种官官博弈形式，从此更将成为官场恶斗激化的象征不断发生。
最后要指出，政变虽然只是野心家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历史大转型的时代，它却是强有力的催化剂， 既可能把中国引向大动乱大灾难，也可能给中国向民主转型提供良好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