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的抗战生涯实际上应该从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开始算起。有的地方说张灵甫参加了淞沪会战，实际上张所在的51师确实参加了淞沪会战，但张本人并没有参与这一开战以来规模前所未有的会战。
在淞沪会战失败后，国军想南京撤退，日军也跟随其后向时为中国首都的南京发动进攻，张灵甫就在此时开始了他的抗战军事生涯，他在51师担任305团上校团长。很快，就在南京外围的战斗中负伤。
这一事件留在了当时51师的战斗详报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晚，我奉命放弃淳化，该团（305团）即负责掩护我第一线部队之转移，在管头上方镇附近与敌激战甚烈，该团团长张灵甫负伤，连长伤亡五员，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名。”
之后，1938年2月，张灵甫升任153旅副旅长，9月，任153旅少将旅长。在此期间，张率部随51师参加了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其中的万家岭会战中，张灵甫指挥153旅下辖305团、306团以及151旅的302团，反攻德安的张古山之敌，阻止日军南进。此战中派出一支突击队攀藤附葛，从人烟绝迹的崎岖峡谷偷渡，配合正面进攻，夹击日军，夺取了张古山。日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进行反扑，把张古山阵地炸成一片焦土。张灵甫指挥部队顽强战斗，白天退却，晚上夺回，与敌人反复争夺了五昼夜。他腿部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时，第4军、32军、66军协同74军在左右两翼突破了日军106师团的防线，乘胜追击，收获了九江以南的全部失地，阻滞了日军南进，给予日军大量人员杀伤，史称为“万家岭大捷”、“德安大捷”。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第六处处长作家田汉在长沙，曾以此战役为题材，编写了活报剧在当地演出。剧中就有张灵甫的角色，他因而名噪一时。战后，他率部随74军开赴奉新、高安一带休整。
1939年4月，74军奉调入赣，参加南昌会战第二阶段的反攻南昌战役。此次战役中，51师攻克高安，直逼南昌。就在进攻高安的作战中，张灵甫在城北被日军机枪打断右腿，后送至桂林。6月，张灵甫担任51师步兵指挥官。
1939年9月，张灵甫随74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冬，张灵甫升任58师副师长。1941年3月，率部参加上高会战。在上高会战中，74军作为决战兵团，负责正面防守，第58师奉74军军长王耀武命令，在高安以西、棠浦以东一带牵制日军。张灵甫协助师长廖龄奇指挥作战，命令战士挖陷井、埋地雷，阻止敌人重武器前进；组织机枪火网或白刃格斗，对付敌人步兵冲锋等，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由于日军飞机、大炮多，攻势凶猛，58师官兵伤亡众多。172团团长明灿向师部打电话请示行止时，张灵甫命令说：“那怕打到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也必须守住阵地！”放下电话，即赶赴前沿阵地，出谋划策，帮助团长指挥部队，坚守阵地。这次战役，58师以二千余人伤亡的代价，协同74军其他部队在上高县、北下陂桥阻击了日军攻势。会战结束后，74军获“飞虎旗”，王耀武、施中诚、张灵甫等受到嘉奖。
1941年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张灵甫所部星夜兼程，与日军重兵激战于春华山、永安、黄花市，战后张灵甫升任58师师长，并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
1943年冬，常德会战爆发，张灵甫率58师在常德以北阻击日军34师团佐佐木支队、13师团116联队向扁担垭、赤松山、亚门关发动猛烈攻击，并击退日军的夜间化妆偷袭。有力地支援了常德的正面防御作战，获国民政府授予的四等云麾勋章。
1944年5月张灵甫升任74军副军长并兼58师师长。第四次长沙会战开始，6月中他率部与日军40师团激战宁乡五昼夜，予敌重大杀伤。确保日军最终未能攻占其防区。衡阳保卫战开始后，1944年7月从，张率部湘潭公路青树坪转衡宝公路，参加衡阳外围战斗，主攻鸡窝山日军据点。1944年7月下旬，他令第一七三团担任侧翼掩护，第一七二团在军山炮连和师迫击炮营的配合下，对敌人施行强攻，歼灭敌人，占领了鸡窝山。接着，指挥所部向衡阳进逼。抵达市郊五里牌。这时，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突然向日寇投降，坚守四十七天的衡阳终于陷落。但张灵甫还获得了三等宝鼎勋章。
1944年10月，张灵甫赴重庆参加军官培训，次年3月进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深造，因而错过了抗战的最后一次大型会战雪峰山会战。这就是张灵甫再抗战中的履历，在第一线作战从上校团长一步步升至少将副军长。（参考材料：《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二历史档案馆，1987年；《韩文德回忆：跟随张灵甫的战斗》，《贵阳文史》2012年04期；《跟随张灵甫将军的抗战岁月》，《贵阳文史》2013年第3期，《宁乡保卫战亲历记》，《湖南文史》2000年第5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衡阳会战中的鸡窝山战斗》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张灵甫在抗战中到底是“将”还是“校”
有一种说法，称张灵甫在抗战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上校的校官，连将军都不是，自然难以称得上“名将”的称谓。那么，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这要从民国复杂的军衔体系说起了。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民国并没有“军衔”这个概念，而代表军人职位身份的等级标准有两个，这两套标准均借用了西方“将校”系统，由此造成了混乱。
第一个系统是由国民政府颁发“任官状”的官位系统，或称“叙任军衔”。此系统的官位由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根据职务、资历、学历、战功等情况综合考虑，由铨叙厅正式叙任，并由国民政府颁发任官状由国家政府主席签发命令叙任，此“军衔”除了褫夺和晋升外，不随职务调动而变动。
如蒋介石的官位委任状为：
国民政府任官状
蒋中正任为陆军特级上将，此状。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中华民国廿四年四月一日
另一个系统是军事委员会发布“任职令”的职务系统，称“职务军衔”。其位阶和职务一体，随着职务变更而随时变更。如少将旅长、中将师长等，是由军事委员会发布任职令，在任职同时授予的位阶，此种“军衔”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签发任职令。
如：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令
兹任萧毅肃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此令
委员长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二年十月十日
需要注意的是军官佩带军衔符号由其所任职务军衔决定，任什么职就佩带什么职务所对应的军衔符号，职务下降或者取消，“军衔”也随之降低或取消。比如张灵甫死后其叙任军衔才晋升为中将，但在生前，他已经佩戴中将符号，原因是其职务军衔已经是中将整编师长。
那么我们说的张灵甫的“军衔”究竟是怎样的呢？
从官位体系角度上说，1945年2月，张灵甫的叙任军衔从上校升为少将，从这个角度上说，说张灵甫抗战期间大部分事件都是“校”而不是“将”有一定道理。
但是，从职务军衔来说，1937年张灵甫还是上校团长，1938年9月，张灵甫已经升为少将旅长，1940年少将副师长，1941年末少将师长，1944年5月少将副军长，其佩戴的军衔符号也随着职务军衔而佩戴的是少将的将军符号。
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一种叙任军衔下，“军衔”本身与军务并不挂钩，因此仅仅成为并不很被重视的荣誉，叙任军衔与担任实际职务的职务军衔间差距不小的例子比比皆是，张灵甫以叙任军衔上校担任职务军衔少将副军长这种情况的并不少见，比起差距更大的也不乏其人。如另一位“抗日名将”孙立人，在担任新一军军长后10个月，其叙任军衔才由上校升为少将；更加离谱的是廖耀湘，他在1946年升任职务军衔中将兵团司令，其叙任军衔不过是骑兵上校，直到一年后的1947年，其叙任军衔才升为少将。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虽然其名义上的叙任军衔在抗战中大部分时间只是上校，但从职务军衔联系其指挥部队的规模，1938年升为少将旅长的张灵甫就已经是将不是校了。正如廖耀湘在1938年当200师副师长时已经是将军，1946年东北战场上林彪的对手是兵团司令中将廖耀湘，而非上校廖耀湘。（参考材料：《张灵甫到底是什么军衔？》，《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5期）
谁才能是“抗日名将”？
这次热议的核心，其实是张灵甫是否符合“抗日名将”资格。无论纠结于“将校身份”，还是“独立指挥会战”还是“战绩”等等，核心不外如此。但问题在于，在此之前，有一个国家认证的“抗日名将”标准吗？笔者并未查到有这样一种标准的认定。
事实上，在国内合法的史学报刊书籍中，被称为“抗日名将”的大有人在。除了大家熟悉的宋哲元、张自忠、戴安澜、左权、赵登禹、孙立人、薛岳……外，也有相当数量的抗日名将他人同样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理由不予承认其“抗日名将”身份的。
如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团长吉星文（《抗日名将吉星文》，《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吉星文：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的“抗日名将”》，《党史文苑》2010年第19期；），他是1937年任219团团长，1938年109旅旅长，1939年37师师长至1946年，其军职与张灵甫恰在同一时段内差相仿佛。
又如牺牲时为新四军第6师参谋长兼16旅旅长的罗忠毅（《新四军抗日名将罗忠毅》，《人民日报》2011年3月16日第5版），1937年为新四军第2支队参谋长，1941年末牺牲时为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与同时张灵甫的军职也约相同等级。
又如1938年牺牲于台儿庄的副师长周元（《抗日名将周元》，《文史春秋》2004年第7期）；又如1940年任129师新8旅旅长的张维翰（《鲁西北抗日名将张维翰》，《中国作家》2006年08期）；甚至如牺牲时为国军团长的杨怀（《身先士卒的抗日名将杨怀烈士》，《红岩春秋》2005年第06期），游击队长张甲洲（《张甲洲：让周恩来热泪横流的抗日名将》，《文史精华》2008年12期）……笔者已经不想继续列举下去了，这些可以用那些否认张灵甫“抗日名将”身份的同样或相似理由否定掉的“抗日名将”们，他们“抗日名将”的头衔难道就要如此被褫夺吗？“抗日名将”就不许再叫了吗？
自然不是，实际上，“抗日名将”的头衔是中国的民众对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奋起反抗日军，并对日军造成一定打击的中国中高级军官的爱称，本来就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不同的人心中自然可以有不同的标准，但想用自己心目中的标准规范别人的定义，不许别人成为“抗日名将”，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一种意见从道德层面出发，指张灵甫曾在抗战前曾枪杀妻子，道德败坏，不配被称为“抗日名将”。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广大读者的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与“兵圣”孙武齐名合称“孙吴”的大名将吴起，正是一个亲手杀死自己妻子，“杀妻求将”而在道德上一直遭到批评的人物，但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没有否认其名将的身份。用道德来否认名将身份，是否得把吴起先开除出“名将”队伍呢？
由此，无论从抗战时期的经历、战绩、军衔身份以及任职等各方面看，在“抗日名将”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国家标准且大量相似履历的将领也被称为“抗日名将”的条件下，称张灵甫为“抗日名将”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