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6日在北京天和智库“阳光财政、税改与依法治国”学术沙龙的发言
感谢炜光教授与天和智库的邀请。最近回到北京，参加两个民间活动，有些感慨，一个是才良律师事务所关于2014中国年度拆迁报告与研讨，我的朋友王才亮律师、王令律师父子领衔的团队所关注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拆迁，“血拆”这个词还是才亮律师根据自己的职业经验，最先提出，另一个活动就是今天的沙龙，由天和智库组织的关于阳光财政与税改的主题研讨。两个民间团队多少有点冒着传知行的风险，操着中南海的心，我挺敬佩他们的公民主体意识与务实精神，国家的法治与未来公民社会的构建，恐怕就少不了这样的意识与精神。刚才两位前辈与几位同辈都说自己对主题是外行，我很怀疑他们这种表达的真实态度，我只知道我是没有资格谦虚的外行。刚才听了贺卫方教授的发言，我都不敢承认我是学历史专业的了。我只能回应他们的精彩片段，谈几点感受。
刚才卫方谈到，他在日本旁听过立法院的会议，让我想起我在应邀率领大陆学者代表团到台湾交流时，其中两次陪同团员们到台湾的立法院旁听，台湾的行政官员被传唤过来，回答问题，其中一场就是行政院院长吴伯雄的回答，现场的程序与问答双方的认真态度都让我感叹。刚才王则柯教授提到，孙中山有“孙大炮”之称，孙先生的主张与主义未必切实可行，我也有些同感，不过，不管怎样，孙中山明确提出革命秩序的“三阶段”，从训政到宪政，明白提出训政的下一站就是宪政，就为后来蒋经国先生开放党禁与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法理基础。孙中山的遗教让蒋经国知道，如果总是训政到底，一党专政这么搞，迟早是要被推翻的。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维稳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下一站叫什么？吴伯雄先生的口才很好，回答很有耐心，包括台湾当局的预算问题，恐怕不耐心也不行。但是，到了最后，我还是偶尔看到吴伯雄被立委盘问时所显示的一点点不耐烦，多多少少飘忽出一点权力的傲慢，还是有一点中国特色的。我觉得，两岸是一家，某些毛病还是有比较一致的地方，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刚才吴思先生谈到我们国家目前走在什么阶段，我也跟着他的思路在想，如果不考虑发表，是不是“党国社会”这个词更直截了当一些？当然，它应该比辛亥革命之前要进步得多，但宪法规定的公民多少有点留在纸上，名不副实，人民、纳税人跟国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纳税人的钱是怎么收来的，收了多少，还有，钱都去哪了，都值得关注，特别是后一个问题，抓了那么多贪官污吏，人民币也好、黄金也好，还要用卡车拖，都是纳税人的钱吧？这个钱又到哪去了？是不是赃款赃物也能为新一轮的腐败做出贡献？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广西隆林县一个12岁的孩子杨六斤，6岁时就死了父亲，母亲改嫁外地，他每天都在思念母亲，到现在为止，6年过去了，每天靠吃野菜维生。我还来不及考证网络资源的真实性，但在琢磨，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那就应当以社会为本位，那些每天自己找野菜维持生命的孩子还会有多少？那些贪官污吏的钱，达官贵人徐才厚、周永康的钱，先不说是怎么来的，被抄以后，能不能分一点零头给这样的孩子？我一边流泪，一边在想这样的问题。杨六斤很勤劳，也特别聪明，每天都去找野菜，他比我们招的某些硕士生博士生勤劳多了，聪明的程度也未必低，将来我能不能招到这样的孩子来做学生，这是我很期待的，忽发奇想。
常常听说我们国家很大，就不好办，很难办，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也在想，既然这样，如果你们拆成几个国家，我也没意见，只要干好就行。现在看来，理论有些玩不动了，不一定能说服百姓了，问题就堆积到操作的层面，实践的层面，甚至技术的层面，不少有识之士与充满智慧的中国百姓都给出了很多好主意，但是没人听，比如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就是不动，结果，国家如何治理，人民政府如何“人民化”，就不仅是法治问题，首先是宪法与法律如何兑现的问题，就是领导者的态度问题。如果有人公开要求申报财产，还会挨上“寻衅滋事”的罪名。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某些根本的问题只能自娱自乐，甚至还乐不起来，说了也没用。我很敬佩来自中央党校的蔡霞教授，她谈到的有些问题很好，我也怀疑她是不是要“砸党锅”了。关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按理是不需要论证的，好好干就是。至于怎么干，我也有些困惑，也许至少需要从三个层面下功夫。首先，政权的得来，中国共产党当年对全国人民是有承诺的，而且很具体，承诺绝不搞一党专政，要民主，搞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还主张学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后来搞的是不是民主制呢？现在连“宪政”这个词有不许提，这就不太好，可能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还没搞民主宪政？存在什么问题？是不是当年承诺错了，有什么实际困难，可以说明一下，获得纳税人的理解甚至谅解，大家都来帮一下。第二个方面，纳税人的权利该如何兑现，不能只停留在税法的条文里。还有，为什么贪官污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说清楚，反贪再坚定，再严厉，恐怕都谈说服人民，说服纳税人，少贪、不贪，让纳税人参与监督，不是更好吗？
昨天晚上我一边为《读书》杂志赶文债，一边溜号，考虑今天的主题，突然发现，2015年6月15号就是英国《自由大宪章》签署整整800年，炜光可不可以为这个影响世界的文本800周年开一个研讨会，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阐释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究竟谁是谁的母亲，尽快唤起纳税人的意识，我看这比什么理论和核心价值都重要。不管在哪里开，我都愿意争取参加。梁启超是看过《自由大宪章》的。地下党员出身的老革命顾准在昌平秦城的囚窗里著述时，凭记忆断定：中国只有“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从来没有过“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现在还是没有。顾准说“现在还是没有”是符合事实的，他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我看我们的现在也没有，顶多在餐桌上说说，还没有哪家报刊敢发表“不出代议士不纳税”这样的文章，但近代有过，梁启超就有。1906年，梁启超在同暴力反清者论战，不赞成反清志士们的暴力方式的种族革命，只赞成和平方式的政治革命，赞成清朝的预备立宪时，就阐释过英国人乃至许多西欧人脑子里的这个特别普及的理念。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好像也很赞赏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得诞生，但肯定不会赞同800年后的中国也要搞这样的大宪章，很有意思。800年前的英国国王倒是很可怜，他要同贵族签约，白纸黑字用拉丁文下写着，不准随便收税，只有经过由贵族、教士、骑士组成的王国会议同意之后，才能征税。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后来，英国革命的发生也是跟征税有关，查理一世要跟西班牙、法国开战，强行征税，国会反对，他就解散国会，还抓人，如果在中国就好了，说解散就能解散，想抓谁就抓谁，不会有什么麻烦，英国的纳税人却很计较，个个都是钉子户，结果查理一世就被送上断头台了，1689年的《权利法案》还规定国会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还在说征税就应该如何如何，啰嗦得很，做英国的国王，真没劲，还不如到中国来做个镇长。
有位弟子昨晚告诉我，她曾经以记者的身份，就税改问题咨询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为什么不能像美国那样，改成明明白白的价外税，标在每一个购物清单上，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每次购物时，为国家贡献了多少税收？这位委员说不行，要尽量隐蔽，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原来，人大常委在为政府着想，怕让人民知道自己交了多少税额的真相，真有意思，我就很快联想起那些一根筋上访申诉的悲催人群，恐怕有一部分访民就是因为纳税人的意识很强，很自信，总有说理的地方，一定要闹一个鱼死网破。看来，有些东西我们确实学不来，也没下决心去学，但是，红色政权的获得，毕竟不是以暴易暴，从孙中山的同盟会—国民党，到中国共产党，都是近代的政党，理论基础就跟别人的理念有关，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好词都写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里面，这些不就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吗？据说，教育部部长最近表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进入课堂，有些学生问我怎么看，我就集中回答他们四点：第一点，我们国家特别敬重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难道他们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毫无关系？第二点，邓小平理论也是大学课堂的主打政治课，他的理论是以改革开放作为手段，难道要反对他的开放思想？
蔡霞：又跟党的政治路线不保持一致了。
郭世佑：是呀。第三点，难道还要向徐桐、刚毅学习，把我们的学生带回到义和团那个时代？即使你们认为有必要这样干，做得到吗？还有，教育部与其他各级部门的领导们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东部的常青藤，西部的斯坦福、伯克利这类名校，却让别人的孩子来学中国特色的东西，有意思吗？我也相信咱们中国有很多好东西，那么，你们的孩子怎么就不好好学？我经常有困惑。到现在还在讲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讲了65多年，刚开始还可以，毛主席那个时代还可以，现在恐怕不够了。如果只讲法治，不讲民主，结果会怎样，我看就是依法治民为主，不是依法治权治党为主，就是古代法家的法治一套。在毛主席那个时代，他说一句话，全国人民还可以学习好几年，现在领导们几乎每天都有重要讲话。我希望有人转告能够管住中宣部的人，管住那些经常发明重要文件的部长、副部长，要换掉几个，至少要达到张春桥和姚文元当年那个文字水平，张春桥姚文元哪怕是能坚持到现在，他们的笔头恐怕也会玩不转了，现在的领导却比他们的理论水平与文字功夫还差多了。很多人写文件、文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忘了以前说过什么。比如说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用12个词拼凑出来，那还能叫核心价值观，还有核心吗？中南海能有两个核心吗？这一定又是那些数学很不行的学文科，语文很不行的人去写文件吧？还有，很多词之间毫无并列关系，一锅煮，那是很乱的，很难记，总是喜欢折磨我们的学生。这12个词，第一个是“富强”，如果翻译成英文，富和强其实就是两个概念，难道首先要引导中国人民追求这两个东西吗？追求富，那就是要钱、趋利，有奶就是娘，我看这就是30多年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代价之一，难道还嫌中国不乱吗？强就是强盛、强势，如果引导人民追求强，目的又是什么？除了不被欺负，还想欺负谁？还有“爱国”，那只是一种情感，与爱家乡一样，平常得很，不需要刻意追求，“和谐”只是一种状态，一种努力的结果，怎么就成了价值观？难道听话就是和谐？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呢？其中还有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公正，它们各自是什么含义？追求自由与民主为什么会有风险？
我的时间到了，请各位赐教。
（天和智库整理，经郭世佑教授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