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轻易地和高大夫的意见不一致,但是在“刘宾雁良知奖”该不该给她这个问题上,我和她的意见不一致(注:高耀洁医生曾谦虚地表示这个奖项应该给别人),我还是认为她是非常合适的受奖人。

在我的认识中,“良知”的意思有两方面。一个是说良心,就是说你是个好人,在情感上关心他人。我们知道,高大夫是为别人的痛苦而痛苦,而不是为自己。因此她是有良心的。“良知”的另一方面是,刚才马云龙先生也提到,是“知”,知正义,要追求正义。在最近认识高耀洁的这几年中,我发现她非常强调正义。她发现谁有正义,她就会佩服那个人,尊重他,喜欢他。但是,如果当她听到违背正义的行为,她就会生气,对之痛恨。她就是一个良知的模范,代表人物。

2015 年 2 月 7 日,黎安友教授在劉賓雁良知獎 2014 年度頒獎會上發言。

第二点,要说一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让她更多地写作。她已经写了很多书、文章。你们清楚,她的笔法非常非常动人,非常有吸引力,非常可读;但是最重要的是她写的东西内容丰富。她的经历,对我们西方人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她儿童时代住在山东,但是日本侵犯后,她跑到内地。 1949 年后,她受了很多苦。当时中国很落后,她作妇产科医生的经历也很戏剧性。关于艾滋病的故事,她写了回忆录,但是这以前的故事,她写的不够。我认为她还有很多话要说,很多故事要写;很多宝贵的历史,只有她知道,只有她能够献给我们。所以,我每次见到她,总是说“要多写、多写”。

她第一次来哥大演讲,大约是十年前左右,我去听,很受影响,但是不敢和她对话,一是我听不懂她的话;再是,她是个伟大的人物,而我只是个小教授,因此不敢和她多交流。但是,她后来来美国长住,我有机会经常和她在一起,这是非常好的机遇,是缘分,这是我以前不曾期待的。能够认识她,非常愉快、高兴。

我们哥大的年青学生希望她能经常来,和她在一起,叫她奶奶。以后,我也用这个说法,叫她奶奶,她告诉我不合适,因为我的年龄太大。

今天,我能够在这里祝贺高妈妈获奖,非常高兴。

2015 年 2 月 7 日 紐約

(根據錄音整理,業經本人審核。 黎安友( Andrew James Nathan ): 美國 漢學家 , 哥倫比亞大學 政治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美國政治學協會會員、亞洲研究協會會員 。)

附:

高耀洁获2014年度刘宾雁良知奖颁奖辞
     作者:刘宾雁良知奖评委会

敬爱的高耀洁医生,尊敬的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2015年2月7日,刘宾雁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日,我们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良知奖,颁发给88岁高龄的高耀洁医生,倍感荣幸。

高耀洁是山东曹县人,生于1927年,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是妇科肿瘤病专家、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文革中她横受迫害,戴高帽,挂黑牌,赤脚踩过煤渣玻璃碎石路,游街示众;她被关进太平间,与死尸为伴,达数月之久;她以年近五十、周身病痛的小脚女人之身被押往劳改营,在露天采石场从事惩罚性劳动。1966 年8月26日,“首如飞蓬、遍体鳞伤”的高耀洁决意自行了断,吞下大量安眠药,——终被三个孩子的哭喊唤醒,被一道至高的律令召回。

1996年,高耀洁医生偶然发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立即意识到血液传播艾滋病的严重性,开始自费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2001年9月30日,21世纪第一个中国中秋节,她目睹了一幕惨剧:一个两岁男童,抓着已悬梁自尽的母亲的脚后跟哭喊:下来,下来!自尽的年轻母亲曾与丈夫一起卖血,双双染上艾滋病毒。

在高耀洁医生眼里,“艾滋病的死亡,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数字,而是一串串真实的姓名和面孔,一幅幅惨不忍睹的场面,一声声绝望的哭声,和一片片连绵不断的新坟”她从此生死以赴,投身阻止艾滋病扩散和防治,救助艾滋遗孤,——一投身一场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中国的“一个人的战斗”。

为调查艾滋病情、宣传防艾知识、揭露输血感染,她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她走进过100多个村庄、近1,000个艾滋家庭,留下金钱、药物、数据和口述防艾方法;她分担患者的困苦、绝望和怨恨;延长探访时间和路途,增加救治的工作量和新方案。

她亲自编写、自费印刷的各式艾滋病教育普及读物达150多万册。她在两个巨大本子上记满各地艾滋家庭地址,她没有发行渠道,只能逐个与医院、学校、报亭、报章杂志社建立联系,定点寄发;她先后背负12,000张自费印制的防艾宣传品,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在寒冬酷暑中向往来过客散发。

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性病患者的信件15,000封,每个写信人都会得到她的回复。她亲手救助数百名艾滋孤儿,她能一一叫出这些孩子的名字。受她鼓舞,各地拯救的艾滋孤儿,总数已超过10,000名。

她的家成了艾滋病患者的求助中心。她没有固定的办公室、经费和工作人员。20年来,她把自己100多万人民币奖金全部投到艾滋病患者身上。

自2001年以来,中国进入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期,被国际医学界称为“即将爆发的火山口”。按照艾滋感染者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以800万农村感染者计算,艾滋病所造成的贫困人口将高达2,400万到3,200万。克林顿总统曾警告说:如果有1,500万到3,000万人患上艾滋病,中国的经济将毁于一旦。世界银行发表报告指出,如果继续对艾滋病采取鸵鸟政策,艾滋病就会在三代人的时间里毁掉一个社会。

这件“天大的事”,中国的全能政府竟长期置若罔闻,而由退休医生高耀洁以一人之力担当。

只有中国才可能发生的荒诞和邪恶于是降落在高耀洁教授头上。

随着她锲而不舍的调查,中外记者持之以恒的关注,艾滋病爆发的事态已经无法遮掩。但是中国的商业“奇葩”——“血浆经济”——在艾滋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是不能公开议论的地方“面子”和政府“形象”。要阻止更多人在愚昧和贫穷中死亡,不能不涉及这个“国家机密”。从此,高耀洁头上开始悬起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她接到谩骂和恐吓电话,计算机出故障,出门被人跟踪,楼前布置岗哨,住室前后安装了监控镜头。“五毛党”指控她“居心不良”,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她,有人威胁:“再多管闲事,杀你全家!”甚至以泄露国家机密、损害河南形象和为国外反华势力效劳的罪名胁迫她。高耀洁的回复是:救助艾滋病受害者并为他们吶喊,是一个医生的天职,“叫我撒谎是最大的侮辱”。

高耀洁面前,是成千上万亟需救助的艾滋病人;身后,是欲置她于死命的“血浆经济”获益者及其后台。她的立场是,“我要一直干下去,若我本人遇有不测或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只希望能变成净化医疗系统的动力,让老百姓不再受此痛苦。”

高耀洁的努力终于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2001年,高耀洁获全球健康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我们向她独自在中国乡村推行HIV教育的工作表示敬意。我非常遗憾她不能够亲自来领取这一奖项。”2002年,高耀洁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5位“亚洲英雄”之一,《时代》周刊驻上海记者汉纳•比姬写道:“她只是位退休的医生,但面对疫情,她拒绝保持沉默。” 2003年,高耀洁获“拉蒙——麦格塞塞”奖,该奖“对她在对抗中国艾滋病危机中表现的强烈的个人献身热情和富于人情味的工作表示钦佩”。

2007年,由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多次敦促,高耀洁教授终于突破阻力,到华盛顿领取美国维护女性权益组织的“环球女性领袖奖”。这是高耀洁第一次出国领奖,她穿戴一件艾滋病人赠送的值价两美元、手工缝制的黑底白花的中式外套出席颁奖仪式。——“我为中国最穷的人而来” ,“我是代表中国艾滋病患者去的,我要为那千千万万死者服丧。” 一位远道而来的美国妇女将高耀洁与特莉萨修女相提并论,认为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莉萨修女更艰难,她不仅心地善良,还是位英雄。

特莉萨修女是人类慈善和仁爱的象征,享誉全球。波兰妇女艾仁娜•辛德勒,曾从纳粹集中营救出2,500名犹太儿童,被誉为「犹太母亲」。本奖评委、作家北明指出,高耀洁的努力和奉献可与这两位伟大女性媲美。

高耀洁教授跟特莉萨修女一样身材矮小,她得用一双小脚捱过漫长崎岖的山路、土路。她是病人,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文革中胃被打伤,切除十分之九。她是妻子,善良的老伴实在无力陪伴,先她而去。她是母亲,儿子受牵连,13岁被判刑入狱,女儿不理解她。高耀洁的苦情难为人道。

高耀洁无法与德莉萨修女相比。特里萨修女得到“天主的圣召”,得到几任教皇和无数基督徒的支持。在她生前,已有一百多个国家支持“仁爱传教修女会”事业,五千多名修女继续着她的志业,受其感召的义工超过一百万人。高耀洁也没有艾仁娜身后的地下抵抗组织,没有舍命相助的同伴。她所面临的冷漠、打击和孤绝,在特莉萨和艾仁娜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高耀洁跟她们一样,内心充满悲怜和仁爱,脸上刻划着在苦难和死亡中凝结而成的坚毅和微笑。她在愚昧与不幸、贪婪与残忍、敌视与仇恨中挺立,在艰辛与病痛、孤独与悲伤、愤怒与绝望中挺立。本奖评委、苏炜教授题献高耀洁医生的诗句乃是其真实写照:中原血祸挺孤身,国难临肩许一人。

2007年,特莉萨修女与世长辞,获得至高的祝福——世界宗教领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她行宣福礼,将她命名为“加尔各答受祝福的天使”。97岁高龄的艾仁娜·辛德勒成为众多资格提名人推荐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同年,年届八旬的高耀洁回到中国,——她的根在中国,家在中国,事业在中国,她必须回到“血祸之地”。“颁奖是他人的事,后果需自己承担。”

尽管中国政府为时已晚地意识到“血浆经济”引发艾滋病的严重影响,但高耀洁的境遇并无丝毫改观。因揭露汶川地震黑幕的人权斗士谭作人,使高耀洁对国家未来深感失望。为继续揭露中国艾滋病及其传播方式的灾难性后果,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艾滋病,高耀洁在生命暮年作出最后的选择:流亡。

伏尔泰、雨果、索尔仁尼琴曾在长期流亡后凯旋式返回故国,象征18、19、20世纪欧洲和俄国自由的降临。1910年,82岁的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伯爵为寻找良心安宁离家出走,举世关注。一个世纪后,2009年,为把“中国血祸”披露于世,追查杀贫济富的凶手,为无辜的艾滋死难者讨还公道,83岁的高耀洁孑然一身,走上流亡之路。六年来,在纽约这间窄小公寓里,高耀洁老人用瘦骨嶙峋、写得发青发紫的手指奋笔疾书,继续一个人的良心之战。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高耀洁出身名门望族,高氏家族可上溯《宋史》所载冀国公高怀德镇守曹州的北宋年间。高耀洁自幼诵读四书五经,儒家精神在她脑海中“根深蒂固”,培育出她“一颗善良的心,真诚的心”,奠定了她的“人生观和以后要走的路。” 高耀洁20年艰辛备尝的奋斗,绝非“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今天,人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中国古圣先贤如何支撑高耀洁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明浩劫中,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出淤泥而不染,历经磨难而不屈不挠。

“儒者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高耀洁文革受辱,始终保持尊严,“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虽自尽未遂,却从此荣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在踏上美国大陆航空公司客机的舷梯时,高耀洁那古典式思维中出现了庄周梦蝶的幻影。但是她知道自己不是庄子也不是蝴蝶,不是逍遥隐逸的道家高人,而是服务万千艾滋病患者的至死不渝的践行者。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高耀洁曾引用这句《论语》,敦促河南省高官尽力防治艾滋病。这是她识人论世的不二法门,——她对世道人心有清醒的判断力。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高耀洁忧的是“‘血祸’未止, ‘艾魔’未灭”;她求的是“这个‘世纪灾难’早日结束,苦难的人民早日摆脱苦海”。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高耀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受她连累遭罪,是她最深的痛。她却在千万个艾滋孤儿那里,恪尽深沉宽广的母爱。

“虽千万人,吾往矣,”高耀洁在遭遇无数困厄伤心后,多次“静下心来思前想后,心潮难平。”最后,她以万牛莫回的勇气,以孤寂的绝境替代颐养天年的清福,以无人知晓的奋勉抚慰不幸者的痛苦,以老迈孱弱之身躬行人伦大道。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高耀洁是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流亡者,不说英语、茕茕独立的流亡者,如寒冬的霜叶,暮色中的倦鸟,切断了归路的孤雁。她风烛残年且拥有国际声望,回到中国未必招致不测。但是她不能放弃使命,不愿接受一个腐化堕落的社会。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高耀洁已经走到人的极限和尽头。她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一生足资证明,中国古老的仁义道德,支撑中国民族几千年于不坠的君子风范、大丈夫气概和圣贤精神,能够继续支撑中国人面临现代极权主义和文明危机而守死善道,尽显人生的庄严不朽。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高耀洁没有遗产,她的座右铭是“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高耀洁老人为自己和中国书写了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她启示和感化了无数人的心灵,她是人类社会“道成肉身”的又一个典型。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高耀洁老人的至交马云龙先生在《刘宾雁时代》中写道:“有些星星离我们有千百万光年的距离,当我们的肉眼接收到这些发自千百万年前的光芒时,它们也许早已熄灭了。但是这光芒穿越时空,依然会照耀着我们”。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学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星”。我们有幸,亲眼目睹这颗散发着温暖春晖的星星。

现在,请高耀洁医生从本奖发起人、学者王康和作家郑义先生手上接过中国人自己创设的2014年度刘宾雁良知奖奖牌,从本奖评委、《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手上接受奖金。

祝高耀洁医生米寿大吉,愿您康健、欣悦。

2015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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