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柴静纪录片的遭遇说起
柴静关于雾霾的专题纪录片《穹顶之下》，是一部不错的雾霾科普片，如果说数据之类让观众不能产生直观印象，那么当她谈到自己找北大实验室主动要求当实验者时，研究员告诉她这个实验没法做，因为实验时要设一个伦理安全值，结果是实验室的空气比外面要好。这个细节，足以让中国人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生存环境的危险性。
国人共享一国空气，无人能够逃避。在社会共识严重破裂的今日中国，这一问题本应最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但对柴静纪录片的相关讨论，表明中国社会已完全无法取得任何社会共识。
阴谋论与变相维稳论
各种指责很多，一条被做成图片广泛转发短文是阴谋论的代表：“柴静的纪录片表明官方已经可以熟练利用互联网舆论进行官民互动，是好事。片子传递出的价值观，也是好的。片子也是好片子。有人为柴静的未来担心，那真是没看懂整个故事的情节：1、新环保部长刚刚上任。2、视频一出，人民日报等官媒力推。3、多位现任官员在片中接受采访。4、反腐矛头已经对准两桶油。5、之前网传两桶油要合并。6马上要开两会了。”
阴谋论盛行，最强烈的意见是：柴静背后有支持力量，她是当局要利用她来打击周永康的一颗棋子。中石油、中石化的产品造成污染，其实是个老问题。多年来各地民众反抗的PX项目，基本都是中石化、中石油参建的。潘岳当年批评大型国企石化所建项目不少高污染项目，且建在江河旁边，是造成水污染的元凶之一。但雾霾的出现，据说有汽车尾气、工业污染排放、冬天取暖用煤、农村燃料种类等多种原因。因此，说《穹顶之下》是对准两桶油而来，实在算是超级发挥之论。
有人进一步发挥说，从不报道污染事件的官媒这次大规模介入，足证这部片子是阴谋。这更是误会。近30年以来，中国官媒及各种市场化媒体，因身份与受限制级别不同，在政治与社会问题上取舍偏好有差别，但在环保问题上因为拥有一定程度的报道空间，几乎都比较努力。中央级媒体因为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相对更有优势，因此在揭露地方环保缺失上能够做得更多。当年“太湖卫士”吴立红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得到全国众多媒体的支持。还有人指责说为什么柴不报道土地污染及水污染，偏偏挑空气污染？我告诉她，土地与水污染报道很多，仅举一例，2006年中国官方投入十数亿，做了个土地调查，一直以事涉国家机密为由未公布，最后在媒体压力下，于2014年4月公布了数据，即1/5的耕地受到严重污染。财新网做了个系列报道，《大国土伤》；《上篇：一份迟来的报告》；《下篇：镉祸沉重》。
柴静的遭遇说明再无任何社会共识
知情权其实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之一。几年前，当潘石屹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空气数据在微博上公布之时，人们发现自己被骗时很愤怒，纷纷要求环保局公布空气数据真相，为此还引发了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不应该公布空气数据。当时人们认为，土地污染、水污染有地域性，导致民众的关心程度不同，只有空气是人人必须呼吸之物，因而也最容易达成集体行动。几年过去，摄制雾霾纪录片的柴静遭遇“变相维稳”的评价，从社会学角度解读，只能说中国社会利益分化极端严重，已经不可能再形成任何全社会共识。尤其是被严重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目前已经有了“张献忠意识”，即不属于我的国家，早烂早好。在统治集团与这个群体之间，已经形成“你之机会，即我之不幸；我之灾难，即你之狂欢”的极端对立局面。
至此，柴静纪录片涉及的雾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因为治理污染是个需要长期投入的巨大工程，被中国现代化列车甩落的群体已经不相信政府，也没耐心再等待下去。夏朝末期，君主夏桀残暴不仁，并将自己自比太阳，生存艰难的老百姓指着太阳骂：“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但这只是泄愤时的语言，因为事实是，王朝必将灭亡，人民还得继续生活。本朝的特殊问题是：新旧鼎革后，中国已经没有社会重建的资本，生存基座即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巨大破坏。
为了阐述以下的观点，我先声明，对于中国污染的政治责任问题，几乎是我每篇涉及国土生态的文章都会谈到。最近一篇是《中国污染的共犯结构——中国2013“经济改革”的焦点（2）》
民主化并不能让环境问题自动解决
柴静纪录片引发的维稳论，背后涉及的是一个问题：现在促使中国政府治理环境，只会延长中共统治寿命。环境继续被糟蹋，会加速中共灭亡，等民主化了再治理。
毫无疑问，中共总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天也许在10年、20年或若干年之后来到），后中共时期的政府（假定是民主政府）如何面对这笔由中共遗留下来的巨大遗产，才是真正的问题。与权力对应的是责任，这份遗产除了统治这块土地的权力之外，还有水陆空立体污染的生态系统，污染引发的人体健康问题（每天正以8550人的速度产生癌症病人，以及各种因污染而造成的疾病），数量庞大的失业人口。这些问题并不因民主化就自动解决，能否解决好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信心。
中国的污染有制度成因，这我在《公地的悲剧（一）中国人饮水早已不再安全》里已经谈过：一项资源或财产如果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被过度使用，逐渐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做“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假定将来中国民主化（包括土地私有化）了，污染并不会自动消失，一是要解决污染增量，这可以通过社区自治、公众参与、法治、自由媒体及政府监管等来解决；二是清理污染存量。即使控制住污染增量与人口规模，政治稳定，经济正常发展，这也将是一个长达百年的持续投入过程。
以中国的现状而言，空气可能是最好治理的部分，APEC蓝与奥运蓝的出现，证明只要控制与改变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如工厂停产、机动车限制进城等，是可以做到的。往好里说，将来中国可能会改变，往坏里想，中国在经历一次大的经济萧条之后，中国人的生产模式与生活方式将被迫改变。
难办的是土地污染与水污染，二者密切相关，因为水的来源一是地下水，二是地面水会通过雨水冲刷流到水里去。所以治水得先治土地。这方面的投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日本经验。之所以没介绍美国经验，是因为美国是通过化学作用加上自然净化，历时长达30-50年，中国没那么多土地可以闲置这么多年，也不可能投入那么多钱，所以只能学习日本的换土法。即便如此，中国学习起来也非常困难，因为污染土地的数量是日本的很多倍。这我在《土地治污：中国学日本经验之难》一文里已经说过。
民主制只保证民众享有选举权与人权，但人权之一的环境权在中国的生态环境下不可能自动实现。所谓“公地的悲剧”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消费公地的人对污染环境都有责任，区别只是主从及责任大小问题。在此我借用刘业进【水知道我们的罪孽】做为本文结尾：“多年前汪丁丁写过一篇文章《水知道你的罪孽》，与柴静的观察如出一辙。我建议柴静下一个片子可以拍《水知道你的罪孽》。一切制度扭曲，一切价值观误导，一切信仰误导，最终可以通过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每天饮用的水，我脚下的泥土，每天必需的食物，测量群体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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