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的《穹顶之下》产生了轰动效应，令人难以想象的点击量以及持续的关注与讨论，使我对中国生态环境多少有了一点希望和信心。因此，作为一个中国生态环境状况的持续关注者，我要向柴静表示敬意。感谢她在看不到希望的雾霾下展现了一线光明。不管她遭到了多少攻击和嘲讽，我都要向她表示敬意。我并不反对负面意见，甚至也并不反对愚蠢、偏执、恶毒，只要允许自由讨论就好。我想这恐怕也是柴静的本意。支持的声音毕竟是压倒性的，蠢人、怪人、恶人总是有的，他们也应该有一份毫无克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人身攻击也是难免，柴静求仁得仁，可问心无愧。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麻木不仁与同流合污，这次我又有所领教。挖苦讽刺的专家学者相当不少，提出的反诘不计其数，也许有几百条了吧？有些貌似科学，头头是道，有些干脆是长年洗脑造成的弱智痴呆。这也并不重要，问题是，身为专家学者，吃这碗饭的，你们为何不公开站出来为拯救环境大声疾呼？谁站出来就挖苦柴静的《穹顶之下》产生了轰动效应，令人难以想象的点击量以及持续的关注与讨论，使我对中国生态环境多少有了一点希望和信心。谁，打击谁，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在这次“穹顶事件”中，我分明看见了中国知识界的集体堕落。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一二十年前的八九十年代，披露中国环境灾难的作品、报导和作者，虽然会遭到打压，但在知识界还是受到普遍尊敬的。例如作家陈桂棣，他“象特务一样”私下采访了淮河流域48座城市，写作了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首次公开披露淮河流域触目惊心的水污染。在这部作品中，他描述了小孩玩火引起油污的河面燃起熊熊大火，竟烧毁了岸边十数棵柳树……他亲眼看见一条因受惊吓而蹿入河水的蛇，“像跌进开水锅被烫了似的”死于非命……他还报导了淮河洪水搅动起熏天的毒气，河南沉丘县槐店闸河边的树木全部被毒气熏死，100多个过路人当场熏倒，送进医院抢救，而大闸公园内养的十几只猴子惨叫一夜，全部失明……这部佳作获得了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几个奖项，而且并没有受到来自专家学者们的围攻。
那些年的环保官员也与今日大不相同。例如国务院环委会主任宋健、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在已集体腐烂的官场里，他们还敢说几句真话，他们的身影与国难同在。他们以及一大批天良未泯的环保官员，临危受命，如消防队救灾队般四处蹈火赴难。虽烈火越烧越大，势已燎原，但他们仍克尽职守，为拯救山河黎民奔忙呼号。我发现他们与大多名为“公仆”而实为“窃国集团”的官僚有所不同，他们身上尚葆有着一种与职责相称的统治之德。我还发现他们与那些名为“专家学者”而实际上早已沦为“饭碗集团”、“奏折学派”的上层“知识份子”也不相同。他们所说的真话，往往达到为国情所不容之边缘。在整个统治集团中，他们是最早最深切地预感到中华民族将大难临头的人。他们终年奔走于满目疮痍的国土，苦难当净化灵魂。于是他们会挥泪承担不当由自己承担的责任，甚至不惜违背基本教义而公开宣称“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连这一点点大自然给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本能地抗拒着动摇民族生存根基的所谓“高速增长”，预言着难以扭转的巨大环境灾难。与这些前辈相比，不知道今天这些围攻柴静的环保专家、学者和官员是否多少还有一点残存的羞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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