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5 年 3 月 22 日

【明報專訊】雖然「新加坡」已成香港公共討論中的關鍵詞，久不久便聽到「香港落後於新加坡」的話語，但當不少港人仍然停留在「新加坡＝李光耀」認知層面的時候，就不免令人懷疑，其實香港人對新加坡有多了解。

例如，很多香港人將新加坡視之為住屋天堂，2012年9月甚至有香港報章報道說，「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住屋不是問題，亦沒有這方面的投訴」。故此新加坡人近年埋怨樓價太高、付擔不起，成為執政黨選舉失利、2011年大選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的一個主因，大概會令港人感到疑惑。他們很少意識到，令他們感到羨慕的新加坡組屋，與他們想像的「公共房屋」存有一定落差；著名新加坡博客區偉鵬（Alex 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裏說，新加坡其實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因為倡導「自力更生」，政府視組屋物業市值為其中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這某程度燃起了「新加坡夢」——即細屋換大屋、最終買私人樓保值——進而刺激了樓價。新加坡「永久居民」（見註）也能購買二手組屋，進一步推高樓價；因為埋怨聲高，政府在2013年規限PR需住滿三年才可買二手組屋。有新加坡學者觀察到，新加坡已出現「資產富裕但生活拮据」（Asset-rich but cash poor）的社會現象——意指有好些長者視組屋為主要資產，現金積蓄卻所餘無幾。

故此港人也大概不會意識到，當新加坡在步入後李光耀年代的時候，民間對李光耀的印象與評價已開始有不同看法。去年澳洲學者Geoff Wade在East Asia Forum發表文章，形容新加坡正面臨一場「歷史戰爭」。民間對執政黨的官方國家發展歷史論述──特別是與李光耀有關的著作，包括他的回憶錄──有愈來愈多的挑戰。敏感議題之一，是對1960年代李光耀政府的「冷藏行動」的解讀。這場行動以反左派、反共之名，拘捕了百多人，終結了新加坡的多元政治格局。2013年民間在芳林公園舉行「冷藏行動」逮捕行動的50周年紀念活動，講台的其中一條布條寫着「讓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國」，講者包括當年的被捕人士，出席者有至少600人。同年，民間出版了《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週年紀念》，重塑當年的歷史，挑戰官方不准前拘捕者重寫不同於當政者的官方歷史的警告。其中兩位作者，是孔莉莎（Hong Lysa）與羅家成（Loh Kah Seng），分別著有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與The 1961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

此外，星馬被迫分家、李光耀在電視面前淚下是否真心（見the online citizen, 〈Myth about a Singapore leader〉），以及日據期間李光耀幫日軍情報機關工作（見新加坡文獻館，〈李光耀昭南島紀實補遺〉），近來都被提起。

這些民間歷史論述與疑問，對國家政治發展、執政黨本質乃至往後的政府——社會關係，多少也會引伸出更多想像，未來這會引起何種政治效果，其實很值得觀察。

不過回顧李光耀一生，不能不提的豐功偉績，是他為新加坡建立的一套外交策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李光耀精明與具連貫性的外交操作，是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生存關鍵。

精明外交養活獅城

世界上，不乏缺乏各種資源、但仍能游刃於大國之間、找到自己生存空間同時維持自主的小國，例如人口比某些跨國企業職員數目還少的摩納哥，就是先靠受歐洲鄰國限制的賭業起家、再將產業多元化，最後成功不再臣服於法國，在200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比法國高，更因積極推動全球暖化議題而提升了國際發言權。但論全球知名與能見度，其他小國卻難以與新加坡相提並論。在不少有關管治、經濟、發展的全球排名中，新加坡都名列前茅；在不少國家領袖眼中，李光耀更是「領導人的領導人」。

按李光耀想法，外交是關乎國家生死的事，是內政的延伸。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兩大核心思想是：1.新加坡是個脆弱的國家；2.平衡國際政治中的各種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務，方法是增加新加坡與大國之間的聯繫，但在互動之中，不失自主，保持獨立身分；對問題的應對以不講意識形態、不相信非黑即白的實用主義為原則。

新加坡增加自身價值的方式，是成為全球移民、人才與世界企業的綠洲、與全世界做生意但反共。因着新加坡的靈活外交方針，即使她以反共起家、刻意突顯不是「第三個中國」以便掃清國內共產勢力，也能與中國做朋友。

「新加坡模式」治港 捉錯用神

香港此刻處於昏亂之中、看不清前景，大概會有不少人希望香港能有一個李光耀。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有看清貌似相似的星港，其實起碼有五大不同處，這也是中國大陸希望以不講民主、也能有良好民生經濟表現的「新加坡模式」治港捉錯用神的地方﹕

一、 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新加坡政府權力少有灰色地帶，主導本土議題的能力遠高於香港特區政府，因此更有善治基礎。例如居於新加坡的中國大陸人孩子出生，他們不會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因此比香港更能控制人口數量與質素、更好地規劃城市發展；

二、 總理李顯龍形容新加坡為「舢舨」，特首梁振英則形容香港為「萬能插蘇」。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有很高的自主性、廣闊的活動空間、可自由擁抱世界與之接軌，後者則只能被動地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毫不外向，只能內向地終日「警惕外國勢力」。論作為世界港口城市的優勢，星港高下立見，這也是主權國與特區差別的一個延伸例子；

三、就算選舉制度有可爭議的地方，新加坡至少已有能講「主權在民」的大選，而「主權在民」在香港卻是政治忌諱；

四、 教育程度提高、世界見聞日增、政治強人遠去、經濟發展講求創意產業與提高生產力，都會令後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邁向自由化，而中國治下的香港卻在步向「警察國家」狀態、自由空間日窄的黑暗歲月；

五、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與新加坡本來就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各有千秋。香港有的是強社會、弱國家，新加坡則相反。在亞洲之中，香港原來是一個相較自由的地方，社會有更大的空間發展，也因此港人靈活、有自主性、具創意，這都令香港有先天優勢，發展受很多政府重視的文化產業。

新加坡以經濟而非文化立國、過於強調務實主義、政府過於強勢，以致國民怕輸、因循守舊、欠靈活、缺靈魂。《聯合早報》曾有這麼一個報道：「新加坡能培育出郎朗嗎？很難」。新加坡人李慧敏在《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寫道，政府因着經濟價值推行「講華語運動」、壓制中國其他地方語言，新加坡文化被整頓，猶如將別具風味的南洋沙律，變成無甚特色的西式沙律。有新加坡朋友曾對我說，新加坡人面對愈來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其實也有身分認同危機，但因為說的是華語（即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故此也沒有多少文化資源，維持鮮明的本土身分。

後李光耀時代，不單對新加坡人，對港人也同樣別具意義。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註：即Permanent Resident, PR.與香港不同，申請者不一定需要在當地居住滿七年，即使申請成功，也需定期續期，不然PR資格會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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