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民众都以抱怨网速慢来取乐，但很少有谁能预料到，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我到一些国家访问过，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网速都比北京快，”今年3月份，李克强在基本上是走过场的“两会”上会见政协委员时明显不快地表示。

网速慢问题被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公开承认，尚属首次，这也清楚表明了中国领导人面对的一个两难问题。随着经济增长率开始从两位数下降至李克强所称的“新常态”水平——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为7%——中国政府开始赞扬互联网推动经济转型和避免硬着陆的能力。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做报告时，李克强提到互联网不下12次，并多次使用“任性”等中国社交媒体流行词。他还着重提出了“互联网+”，这是一项“将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与现代制造业结合的”新战略。

这是中国政府迄今发出的最引人注目的信号，承认中国根据官方数据截至去年底已达6.49亿人的网络用户，拥有巨大经济潜力。今年1月也曾出现过这样的信号：当时中国国家统计局(NBS)局长马建堂详细谈到了电子商务如何能弥补工业生产放缓的影响。

“传统行业……遇到不少困难，”他说，“但是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内容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

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9.7%，他补充道：“这是希望所在。”

但这里有个问题。在欣然接受互联网的各种好处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对互联网自由的压制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不久前，描述中国空气污染状况的纪录片《穹顶之下》(Under the Dome)从在线视频网站上被拿掉，此前该片观看量达到数亿次，引发了一场关于空气质量的讨论。

过去一年里，中国两大社交网络——微博(Weibo)和微信(WeChat)受命删除了数千个账号，这些账号被认为“传播谣言（冒犯性内容的代名词）”，还有些用户遭到拘留，理由似乎是上传了去年香港“占中”游行的照片。

自去年6月以来，中国的“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已对境内用户屏蔽了谷歌(Google)服务——有人认为，此做法既出于保护主义考虑，也出于政治方面的担忧。包括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在内，其他主要的西方网站，在中国境内也一直无法访问。自今年初以来，许多用于访问被屏蔽网站的虚拟专网(VPN)也被禁用。

于是，互联网访问速度慢得出奇，分析师们表示，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受到政府过滤设备干扰的结果。“每当你有数据要经过防火墙以检查某网站或具体内容时，就会使网速降下来，”盛博(Sanford Bernstein)驻香港的中国电信业分析师克丽丝•莱恩(Chris Lane)表示，“这肯定不是管道的问题。”

有些专家表示，中国政府坚持严格的互联网审查，从根本上与中国领导人正倡导的互联网新使命相冲突。北京方面真的能一方面指望互联网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过滤掉伴随而来的各种讨厌的自由吗？

“当局必须在经济增长和信息管制之间进行权衡，”关注中国互联网审查情况的Greatfire.org的查利•史密斯(Charlie Smith)表示，“两者不可兼得。”

外企员工浪费掉几个小时点击鼠标，都无法访问自己的邮件，新的管控措施令他们不快。一名外企高管说：“我每天都必须上Twitter浏览外界对我们的看法。这意味着要登上VPN，从自己公司的软件退出，然后重新登陆。”他估计，审查和互联网运行不稳定，使他的工作量增加了20%。

中国欧盟商会(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2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显示，86%的受访者表示一些网站和在线工具被屏蔽，对他们的业务造成了负面影响，此比例较2014年6月增加了15%。

但其他分析师表示，无论政治气候和审查状况怎样，中国仍将从互联网中收获经济利益。有些人指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得益于没有外国对手的竞争，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ncent)三大互联网企业之所以能够实现令人惊叹的市值，部分要归功于长城防火墙的保护。

实际上，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一项研究表明，互联网的经济利益主要集中在审查很少涉及的、跟政治关系较小的电子商务领域。麦肯锡去年估计，到2025年，互联网应用对中国GDP增量的贡献可能达到约7%至22%。2013年，互联网经济占中国GDP的比重达4.4%。这份长120页的研究报告一次都没有提到审查这个词。

“审查主要发生在互联网具有‘媒体’属性的领域，”广州一家电子商务咨询公司艾媒咨询(iiMedia)首席执行官张毅表示，“言论审查不会妨碍到商业运营。”

正如一家中国电商公司高管所言：“我们不卖法轮功T恤，但除此之外，审查对我们并没有实质的影响。”

但监管则不然。专家们表示，若想要互联网推动增长，除了已在网上大量销售产品的消费电子等零售行业，其他行业也必须获准接受互联网的改造。张毅表示，李克强的计划似乎旨在使互联网跟许多其他行业“相融合”——比如，以电子商务改造国有主导、效率奇低的医疗、金融服务和农业等行业。麦肯锡估计，单单在金融服务业增加互联网的应用，到2025年对中国年GDP的贡献就可能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合1920亿美元）。

政策制定者对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搜索引擎百度和社交媒体巨擘腾讯寄予厚望，希望它们帮助重新组织市场、更有效地对接供给与需求。为达这一目标，中国政府似乎打算采纳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议程，这从李克强的“互联网+”计划中可以看出来。该计划就是根据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的一项提议提出来的。马化腾不久前表示：“我们希望利用互联网平台以及信息通信技术能够把互联网和各行各业，包括传统行业结合起来。”

这一设想如果得到落实，将改造中国经济，但它也将模糊中国政府与大型互联网集团之间的利益界限，因为越来越多政策的出台，都将是大型民营互联网企业的需求和政府的容忍度之间达成妥协的结果。

在许多领域，中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的监管手法一直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容忍——也可以说自相矛盾。今年1月，中国交通部宣布了禁止私家车辆使用打车应用接客的新规，对这一新生行业以及Uber Technologies等公司而言似乎是坏消息，但在同一份声明中，交通部又肯定了专车软件的“积极作用”，并表示这“鼓励了创新”。这让观察家们摸不着头脑。

这一表态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寻找一条介于“颠覆”中国的传统经济和维持现状之间的中间道路。

同一个月的另一件怪事，也体现出中国政府监管手法的混乱：国家工商总局(SAIC)今年1月先是公开谴责阿里巴巴容忍假货在其在线市场上存在，次日又被迫在其网站上撤下了谴责言论。

许多企业在“颠覆”金融等国有主导行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在线货币市场基金支付市场利率，同时发挥银行存款账户的功能。这两家企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其他做法被当局几乎不加解释地叫停了。去年3月，阿里巴巴和腾讯宣布推出网络信用卡后，第二天便被央行叫停，此前央行一直未做表态。人们认为，央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最大信用卡垄断企业——中国银联(UnionPay)反对。

这种政策混乱延伸到了审查领域。《穹顶之下》在被拿掉之前，在官方媒体上广受赞誉，甚至得到了环境部长陈吉宁的肯定。

这一事件进一步反映出，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战略方面从根本上缺乏共识。“中国互联网企业将继续开展创新并挑战极限，监管机构则将始终努力跟上节奏，”一位驻香港投行人士表示，“这里有一个独特的办法——你先把几样东西推出去，然后看看哪些沉底了，哪些会游泳，哪些被毙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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