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力推一篇网络文章，不仅要求各媒体刊发其要义，还要求配发评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

没等到阅读下文，看到这题目我就笑了。

首先蹿入脑海的是香港、澳门同胞，他们被英、葡殖民了一百年，没有了祖国也一百年，你可以问问他们，那些年月里是不是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曾经多少年深圳河两岸百姓是“逃港”还是“逃中”？继而又想到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等一批华裔诺贝尔获奖得者，还有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欲将卸任的驻华大使骆家辉，还有大批的像爱因斯坦一样的犹太人知识分子等，他们或自己离开祖国，或先辈离开祖国，生长成长在别的国家，你也可以问问，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是什么？就是说是人却不是人，说是猪却不是猪，说是鬼也不是鬼。我不知道这世界还有没有连做猪、做鬼都不成的东西，而其原因就是没有了祖国。

祖国是什么？是祖祖辈辈生存和繁衍的疆土。它滋养过我们，呵护过我们，人们对它自然而然地有着深厚而无限的情感。喜爱这里父老乡亲，认同这里的文化风情，回报这片疆土的养育之恩，都是应该的，也是本能的、天然的。可问题在于，因为有了它的养育，是不是就永远不能离开呢？倘若如此，马克思那句“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名言简直就是蛊惑人们叛国和反人类的口号了。

古语只有“盘古开天地”之说，而没有“盘古开国家”之说。为什么？因为家国不是与世俱来的，而是因为有了人，有了不同人群的利益纷争，所以才有了国家。而人们建立起国家，愿为这个国家效力，捍卫这个国家的安全，是要让这个国家统治者来实现、维护、发展所属每个成员的利益。一个人在这个国家所作奉献能得到对等的回报——或回报于自身，或回报给其所期望的社会，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辜负他；相反，他在这个国家里奉献多多，而回报少少，人生价值无法实现，聪明才智不能发挥，甚至受尽盘剥，受尽屈辱，没有应有的人权，没有起码的尊严，丧失应有的自由，他为什么一定要赖在这个国家呢？

不说这个国家对不住公民，就算对得住，但价值取向不同，政治信仰不同，公民也可以别它而去。托马斯·曼这个著名德国作家，他从骨子里就怀疑纳粹政权的德国出了问题，断定它已不再是好国家，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它而去，流亡到美国。这在纳粹们看来，没有了祖国的托马斯·曼必将什么都不是。可历史很快证明正好相反：没有了托马斯·曼，纳粹德国什么都不是。索尔仁尼琴因为他的小说而惹恼了所谓的祖国，他的祖国把他驱逐出境，因此他也就没有了祖国。而历史也很快证明，没有祖国的他并不是什么也不是，相反，没有了索尔仁尼琴的前苏联政权很快倒了台。

祖国对于一个人固然很重要，人们不应当轻易地背叛祖国，可是，如果这个祖国背叛了他的人民，还有什么理由让他的人民来永远承受这种背叛呢？

爱不爱祖国，背叛不背叛祖国，其实“国”都是受冤屈的，前面说了，国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一个人文概念，“国破山河在”，国其实没有好赖成败之分，有分好赖成败的是掌握着这个国的统治者。

历史上许多所谓的“爱国”呼吁，其实都不过统治者要求爱自身的代名词。我们常讲清人顾炎武曾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这是对顾先生警世之言的肆意篡改，他说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者，地理上的生存之地也；国家者，统治者主宰之社会也，国家亡了，是你统治者没有当好，老百姓负什么责？“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大不了另换一路人马上来，老百姓依然还是当他的老百姓。祖国是不会没有的，没有的只是这个国家的政权和统治者。

毛泽东当年更是看透了蒋介石政权偷换概念把爱国当作爱政权的把戏，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爱国御敌”主张，十分不屑地说：“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多么深刻，多么精辟。

这当然不是说统治者是一律不可以爱的，维护政权也是平民的责任，但关键要看当权者做了什么，有无可爱之处。当初我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世界已进入了文明民主时代，英国人为什么还供养着耗资不匪而又没有实际意义的皇室？为什么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把皇室革掉？后来才想明白，因为汉诺威王朝特别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是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个政权建设了“日不落帝国”，惠及百姓百余年，直到王朝没落都始终给他的国民带来好处，且不曾犯下罪错。对于这样的统治者，人们没有理由不供养着它、关注它，甚至爱戴它。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都有因由。

关于爱国的口号，人类自有政权统治就开始喊起，真的喊得疲惫了，渐渐地人们也懂得其内涵和要义。权力和警察是培养不出爱国情感的，要使人们真的有爱国情感，那就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一文中说的：这个国家必须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就是国可以爱与不可以爱的分水岭。

这篇被力推的文章不仅观点荒诞不经，其文字逻辑混乱，概念混淆，同样让人冷齿。但尽管如此，我以为也不必以流氓般地口吻说它“什么都不是”，它依然有着很大的价值，它是可以写入这个时代的政治史、思想史、宣传文化史或意识形态史的，因为它完全具备了作为标本和典型的举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