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开始引起关注的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使富士康,这家用工规模超百万的巨型IT代工企业一度成为中国制造阴暗一面的典型。4月底,民间机构“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发布了对富士康的第五个调研报告,该机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四所高校师生联合发起,宗旨在通过学术调研,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权益。

“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此次调研历时一个半月,调研范围包括郑州、深圳、成都和重庆四个厂区,共完成有效问卷592份,要点主要聚焦在工时、工资、工厂管理以及工会等方面。

这份调研报告显示,富士康工资增长陷入停滞,明升暗降致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工人超时加班情况普遍,最高加班时数高达160小时/月;加班管控成为富士康惩罚工人和变相裁员的常用手段;富士康管理制度的非人性化现象仍然严重。

富士康内部执行的“支援”、“分流”、“派遣”政策涉嫌违法,富士康用各种强迫手段任意调动工人的工作岗位,存在严重的用工安全隐患。当生产经营存在极大变动的时候,不采取法律上正规的裁员手段,而通过强制“分流”来强行变更劳动关系,拒绝支付相关经济补偿。另外,调研也发现富士康涉嫌违法使用派遣工,并不规范地将员工大范围向外厂派遣获取利益。

富士康深圳园区于2015年3月份开始进行事业处工会及基层工会小组的选举,“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调研发现,所谓工会“选举”存在严重的违法舞弊行为:如未经会员投票便已出选举结果,会员想参选却无法报名,投票过程弄虚作假糊弄员工,不遵守正式的投票流程规则,未进行广泛的选举前宣传动员,选举监督形同虚设等等。

“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调研发现,富士康工会所谓的选举是一场虚假的选举,而数十万工会会员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一次被糊弄甚至“被选举”的闹剧,既不能体现工会“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性组织”的性质,也无法保证“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无法“体现候选人的意志”。

工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其“资方工会”的面貌,更不可能真正“维护职工利益”。

富士康工会作为名义上的工人利益代表,也作为工资集体谈判中劳方代表,但受访者中,有高达45.8%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工资集体协商”,同时还有46.7%的人表示虽然听说过但也不清楚,仅有7.4%表示自己清楚地知道集体谈判。

“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认为,富士康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和“典范”,工人的原子化状态决定了其劳动者处境的改善依然要依靠“跳楼”这样一个个年轻生命的陨落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才会有点滴改善,代价过于沉重。

在利益分化和新阶级格局业已形成的背景下,劳资关系的重建有赖于工人权利的彰显,而这又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的组织化力量,这样的期待,有赖社会各界包括工会、媒体、学者的共同关注和推动,更有赖工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