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开始引起关注的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使富士康，这家用工规模超百万的巨型IT代工企业一度成为中国制造阴暗一面的典型。4月底，民间机构“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发布了对富士康的第五个调研报告，该机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四所高校师生联合发起，宗旨在通过学术调研，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权益。
“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此次调研历时一个半月，调研范围包括郑州、深圳、成都和重庆四个厂区，共完成有效问卷592份，要点主要聚焦在工时、工资、工厂管理以及工会等方面。
这份调研报告显示，富士康工资增长陷入停滞，明升暗降致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工人超时加班情况普遍，最高加班时数高达160小时/月；加班管控成为富士康惩罚工人和变相裁员的常用手段；富士康管理制度的非人性化现象仍然严重。
富士康内部执行的“支援”、“分流”、“派遣”政策涉嫌违法，富士康用各种强迫手段任意调动工人的工作岗位，存在严重的用工安全隐患。当生产经营存在极大变动的时候，不采取法律上正规的裁员手段，而通过强制“分流”来强行变更劳动关系，拒绝支付相关经济补偿。另外，调研也发现富士康涉嫌违法使用派遣工，并不规范地将员工大范围向外厂派遣获取利益。
富士康深圳园区于2015年3月份开始进行事业处工会及基层工会小组的选举，“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调研发现，所谓工会“选举”存在严重的违法舞弊行为：如未经会员投票便已出选举结果，会员想参选却无法报名，投票过程弄虚作假糊弄员工，不遵守正式的投票流程规则，未进行广泛的选举前宣传动员，选举监督形同虚设等等。
“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调研发现，富士康工会所谓的选举是一场虚假的选举，而数十万工会会员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一次被糊弄甚至“被选举”的闹剧，既不能体现工会“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性组织”的性质，也无法保证“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无法“体现候选人的意志”。
工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其“资方工会”的面貌，更不可能真正“维护职工利益”。
富士康工会作为名义上的工人利益代表，也作为工资集体谈判中劳方代表，但受访者中，有高达45.8%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工资集体协商”，同时还有46.7%的人表示虽然听说过但也不清楚，仅有7.4%表示自己清楚地知道集体谈判。
“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认为，富士康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和“典范”，工人的原子化状态决定了其劳动者处境的改善依然要依靠“跳楼”这样一个个年轻生命的陨落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才会有点滴改善，代价过于沉重。
在利益分化和新阶级格局业已形成的背景下，劳资关系的重建有赖于工人权利的彰显，而这又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的组织化力量，这样的期待，有赖社会各界包括工会、媒体、学者的共同关注和推动，更有赖工人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