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演讲,提到 中国在未来 5 年或 10 年有 50% 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舆论场内引发新一轮热议。

楼继伟预料 中国在未来 5 年或 10 年有 50% 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最初在 2006 年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指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一种尴尬状态: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高端产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因而陷入停滞,无法完成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这不仅是学术的总结,也是现实的映照。二战后,拉美、中东和包括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而只有日本、台湾、韩国等少许几个经济体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或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大部分经济体「高不成,低不就」,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顿状态,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4 年中国人均 GDP 约为 7485 美元,正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能不能跨越世界银行所定的 12000 美元的标准,成败就在数年内见分晓。

印象中,官方极少承认中国有如此之大的概率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楼继伟是作为清华校友和该校兼职教授,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并非官员的「职务发言」,可是楼继伟的官员身份难以淡化,人会将其进行合理的「官方态度」想像。也就是说,至少在官方,一部分官员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表现出对未来的担忧,以及对改革的期待。

中国该如何改革,楼继伟提了五个方面,包括减少农业补贴、推动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完善社保制度等,一个中心意思是要抑制工业化过程中人员成本的过快增长。比如他提出不要总有「战争思维」,可以增加粮食进口,解放更多农民生产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超前」而带来的负面效果提出异议。

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力的成本确实很重要,《劳动合同法》中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定,会让企业的直接成本提高了 20% 至 30% ;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进而限制产量扩张,引起过剩劳动供给和失业,总体上影响经济增长。

但坚持「收入公平」的人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定,是在初次分配中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力图缩小收入差距。因为一些学者认为,一个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远超出 0.4 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悬殊,形成了金字塔形收入分配格局,直接导致社会总消费不足,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一方面塔尖的人有钱但消费有限,塔底的人有很大的消费需求,钱包却不给力。内需萎靡不振,外需难以依赖,经济增长必然缺乏动力,长期来看,陷入停滞难以避免。

只是,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定然不是最低工资标准能解决的,它是权力寻租和权力掠夺造成的,当我们看到,一些落马官动辄从家里翻出千万上亿的现金,拿着有十数上百套房子时,我们知道,这根本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可以解释,只能说政治的腐烂,权力的野蛮,极大地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加剧了收入差距。根据王小鲁的研究, 2011 年全国居民灰色收入规模在 6.2 万亿元,约占当年 GDP 的 12% ,经由权力腐败造成的收入差距如此十分惊人,毫无公平可言,这才是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由市场交易本身形成的收入差距具有较大的公平合理性,这样的差距应该是被许可的,政府要做的只是让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让高收入人群自愿地「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激励更多的人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发展。

基于这样的理解,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看针对权力的制度改革有多大决心和成效,因为相对于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激发每人的创造更有价值也更迫切。只要人的创造力能激发出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劣势可以转化成优势,经济增长率也才会是增高的、可持续的。

可是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中,权力不仅掠夺财富,而且压制人的创造,因为通过权力而不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必然无法治可言,必然扰乱市场秩序,必然产生腐败,必然不能较好地保障公民权和财产权,必然会剥夺一些人本应公平获得的发展机会,必然大大降低社会的创造活力,必然最终窒息社会的发展。反观二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会发现,没有一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是在制度改革、权力约束上做得较为出色的。

中国经济受到非市场的影响,或者说受到政府、权力的影响远甚至于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政治改革之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要再回避根本而只谈表面现象了。从改革而言,上一届政府画饼多过实干,这是失去的十年,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起来,现在需要将推迟的改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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