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雄事迹是真是假似乎成了网络上的热点。例如，邱少云为了不暴露军事机密，身上着了火，到死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有人信，有人不信。这并不奇怪。一般人听了邱少云的故事，一定会受到震撼。他们会用自己的意志力和痛苦承受力来设身处地地想象当时的可怕情境。怀疑邱少云的是一些对自己意志力和痛苦承受力没有把握的人；而坚信邱少云的则大概是另外两种人：一种是亲眼所见，虽然自己做不到，但因为见证了邱少云的行为，不能不相信。另一种是自以为，要是他自己，一准也能做得到。
要说服怀疑者相信邱少云确实是特别能忍受肉体痛苦的英雄，最好的证据是亲眼所见——我当时就在场，事情是我亲眼所见。但是，即便如此，也还是应该允许怀疑者就目击证据提出疑问（在说理中，这叫rebuttal），例如，有人会问，是不是在邱少云被活活烧死之前，已经因为燃烧弹的毒气昏厥或死亡？
不仅是邱少云，关于黄继光也有类似的疑问和事实证明问题。在心平气和的讨论中，提出疑问和提供证据都是为了探求真实，发怒不利于这种以求实为目标的讨论。这从“怒斥者”的辩论方式就可以看出来。
有一篇《女主持人质疑“黄继光是假的” 少将当场怒斥》的报道，我们就叫他“来宾”吧。当被问到”如何评论黄继光是假的”时，来宾勃然大怒，他说：“节目不做了，不跟你们电视台玩了。我以个人名义封杀你这个电视台。但是你也别走，把你台长叫上来，咱们三个人坐下来PK一下，有本事你录像，有本事你播出去。”
主持人提问，是因为网上确实有人对黄继光的事迹提出疑问，这本来正好为来宾提供了一个澄清疑问，还黄继光英名的好机会。来宾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心平气和地用说理的方式证明黄继光是真的。这不是好事一桩吗？为什么要“封杀”或PK呢？为证明黄继光是真的，来宾说了三条理由。也许因为他太生气，三条理由都没能说好。
第一，“43年前我还是少年的时候，第一次穿上军装，他是我的军中前辈。就是今天黄继光连每天早上点名时，喊黄继光的名字全连喊到”。叫一个人的名字，百来个人一起喊到，这只能证明大伙都知道黄继光，并不能证明他们所知道的就是真的黄继光。第二个理由，“我写过一本书叫《朝鲜战争》，我尽可能多地勘察了朝鲜战争的战场，也更可能详尽的了解我这位军中前辈献身的背景”。写过一本书，单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书里写的就一定真实。作者需要告诉读者，他书里哪些内容可以证明自己说的是事实。第三个理由，“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个前辈，我更多采访他的上级和下级，走访了他的故乡，包括当年从山上背下来那个志愿军女卫生员。”同样，“采访”和“走访”本身不构成证明真实的理由，访问者需要告诉别人哪些采访或走访的内容是真实的，为什么。
读到《怒斥》这篇报道，我想起几年前走红过一阵的《中国不高兴》，这是一本很生气，说理有诸多弊病的书。我们当然不能把说理的欠缺都归咎于发怒或不高兴，但发怒经常会对说理的冷静思考、理性逻辑和宽容待人有负面影响，却也是一个事实。甘地说，“发怒和不宽容是正确理解别人的敌人。”心理学家本济夫(Aaron Ben-Ze’ev)指出，人发怒是因为觉得被别人不当地冒犯了，这种感觉并不总是有根据的。经常是，别人并没有恶意（如那位提问的女主持人），而你却以为别人不怀好意、心怀叵测。讨论本来应该对事不对人，一发怒就变成了对人不对事。在辩论中，怒斥经常是一种表现自己正确、有理的表演性行为，表演过头，反而会暴露出本来无理，偏要强词夺理，又因夺理不成，所以恼羞成怒。
挪威社会和政治学家琼·艾尔斯特（Jon Elster）在《心灵炼金术：理性与情绪》（Alchemies of the Mind: Rationality and Emotions）一书中指出。人会因发怒而转向仇恨，或因仇恨而特易发怒。发怒的时候，我们相信，“因为他们做了坏事，他们一定是坏人”。仇恨的时候，我们相信，“因为他们是坏人，所以他们一定做坏事”。正因为仇恨和发怒是相互转化的，所以，我们在要求说理避免仇恨的同时，也应该要求说理克制发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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