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四位辞国者的漂流悲歌(三)
—— 千家驹：最后的堂·吉诃德
千家驹先生去世了。我以崇高的敬意送别他。像千老这种不计荣辱得失、一生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很稀少的。对于他的逝世，本应隆重纪念，但我相信，从南到北，纪念的声音一定是稀疏的。因为，当下社会的眼睛是势利的，它只注视权势与钱势，不会缅怀赤手空拳的千家驹先生，何况缅怀他还可能带来意外的麻烦，影响从政与从商的前途。
六、七年前，我读了千家驹先生的一些文章和他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去国怀思录》、《海外游子声》、《逝者如斯夫》、《归去来兮》及新加坡八方文化图书公司出版的《千家驹读史笔记》等，敬佩千老到了耄耋之年依然童心未灭，满身活力地摇旗呐喊，说着权势者们不爱听的直话真话，真不简单，便把他与堂·吉诃德的形象联系起来，觉得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后的一位堂·吉诃德，敢于独战风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典范性知识分子。于是，我就写了《从堂·吉诃德到庄之蝶》一文，发表于《明报月刊》，文中这样说千老：
现在的知识者几经锻炼，都变得很聪明很能适应环境，谁还会充当傻子去“独战风车”?于是，人们纷纷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嘲笑堂·吉诃德迂腐过时，以致使堂·吉诃德式的知识分子濒临绝种。虽然濒临绝种，但还是有。在海外，我就分明看到一位老堂·吉诃德。这就是千家驹先生。千老真是有点呆气。我几次在人大会堂听他发言批评政府不重视文化教育，言词灼灼，语无藏锋，加上他削瘦的身材，使我想起堂·吉诃德先生。他本来就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的筹备委员，兼有学识与胆识，只因为总是满身堂·吉诃德的呆气，爱说逆耳真话，那一年又仗义直言，结果被“开除”出政协;开除后还是满身呆气，在海外仍然一路战过去，正直之声布满天下，令人听了神旺。比他聪明的知识分子早已头顶桂冠，高高地坐落在王者之师的位置上，或者已充当“全国一级劳动模范”，唯有他还是长矛瘦马，辛苦驰骋于沙场。不管人们对千老的立场如何评价，但都不能不否定这种堂·吉诃德似的千家驹精神在中国是何等的稀少、何等的宝贵!是中国政协需要千家驹，而不是千家驹需要政协。
千家驹的名字，我早已熟悉。一九六三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新建设》编辑部工作。没多久，就知道千家驹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院长吴玉章);编辑部的同事们还告诉我，他是民盟的“左翼”，从少年时代就追随共产党和追求社会主义理想，还翻译过《资本论》第二卷(末出版)，但在一九五七年，因响应号召，和曾昭抡、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科学家，一起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保证科学家应有六分之五时间从事研究，可以自己选择助手等五条建议，批评保密制度过严，结果被郭沫若批判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差点当了右派。总之，在我年轻的心目中，千家驹是社会科学界的权威人物。但他的经济学、教育学思想，是到了八十年代，我读了他的《中国货币史纲要》、《千家驹经济论文选》、《千家驹教育文选》等才有所了解。
因为不是同行，所以尽管敬慕，却从未拜访过他，和他完全没有私交。直到一九八四年我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才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届政协最精彩的故事是他创造的。所有的政协委员和工作人员都被他的两次大会发言所激动。一次是一九八六年，他谈的是物价问题和三峡问题，与会者报以十六次掌声。而一九八八年的一次，更是震撼大会堂，全场为他热烈鼓掌三十一次，破了政协纪录。他谈的题目是《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事过境迁，有些内容我已忘却，但至今还记得他呼吁把“智力投资”放在各种投资的第一位，强调“提高全民族素质”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可把出技术作为目的。他言词犀利，批评政府不要把“以教育为本”挂在口头上，要真的记在心上，要舍得给钱，他说那几年基本建设投资一千亿，教育投资仅二百亿。中、小学教员工资低得可怜。发言中他引用了社会上流传的话说：“现在样样都涨价，只有教师与废品跌价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堂·吉诃德长矛直指政府上层，大声呼吁要制止营私舞弊贪污腐败之风，当他说了“官风不正，民风才不正”、“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之后，会场真的“爆出雷鸣般的掌声”。当时他引了孔子一段话，我听不太清，会后还特地去查阅，原来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他用最决断的语言说明：社会风气不正，根子在“上”不在“下”，在“帅”不在“兵”，若要改变风气，上层就要以身作则，不可含糊。他还具体地提出“大幅度增加公务员工资”、“严肃法纪”、“加强舆论监督”三项建议，说“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只怕公开登报”，要给贪官污吏施加舆论压力。
千家驹先生对当时的社会变质十分敏感，告诫执政党一定要对自身可能的道德沉沦提高警惕。他的肺腑之言，激起了人们的同感与共鸣。他的发言在广播电台广播后，收到一千多件来信。全国各地许多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赋诗表达敬意。形容他的广播讲话“天惊石破遏行云，电讯遥传正义声”。称赞他“白头岂敢忘忧国，唱出丹心正气歌”，当时真的是“街头巷说千家驹，忧国忧民民自知”。这些诗词收入他的《归去来兮》集中，读后便知千老的焦虑确实与故国的心灵紧紧相连。这两次会议我都坐在会场前边，正好面对着他，真感受到他的满腔热血，一身侠气。我多次参加政协会，觉得会中老人太客气，多半驯服得像幼儿园的小孩，而千老能如此直言不讳，确实罕见。他是首届政协筹备委员，参加开国典礼，亲眼目睹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完全是政协的元老与功臣。可是，仅仅因为他在那一年之后批评政府不该使用非正常手段(那一年前后他在深圳，一直没有介入运动)，便被抹煞了一切前功，还被宣布开除出政协。对一个长期参与祖国建设事业、正直忠厚诚实的老知识分子如此不讲情面，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我相信，这不是千家驹先生的错误，而是政协的错误。
第二次见到千家驹先生是一九九二年春天。当时我和几位朋友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演，空隙时陆铿先生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到西来寺吃素餐，饭后我请陆先生带我们去拜访正在寺里隐居的千老。那天见面虽然只有二十多分钟，但见到他依然一身硬朗，语无遮拦，还是当年政协里发言时的千家驹，只是他已潜心学佛，多了一些冷静。他说他已看破了“社会主义的红尘”，更要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该走的路和自己该说的话。我听了有所动，便说，千老，您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诤友，他点头称是。
第三次见到千老是在香港。一九九六年初，我在中文大学的访问已结束，便向天地图书公司的朋友说起怀念千老之情。没想到，第三天千老果然应“天地”之邀，从深圳前来香港和我一起共进晚餐，真让我感动。那时他已八十七岁了，但头脑仍然十分清晰。他和我们提起要求回国定居很快就得到批准一事，让我感到一阵欣慰，那一瞬间，我百感交集：这样好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倘若故国还拒绝给他一席立足之地，会给后人造成怎样的心理寒冷呵。这天晚上我和他心情都好。他说他多年流亡海外并不后悔，如果他留在国内，还继续当他的政协常委和“政治花瓶”，哪能写出最后这六七种书籍。除了写作杂文论文外，他还在台北时报出版社出版了自传《从追求到幻灭》。这一传记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觉得自己的所言所行可以问心无愧。他的一生均以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座右铭，他多次呼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要“多纳忠言，少唱颂歌”，还希望他们少考虑自己的名号，多一些责任感。他告诉我，他的一生有两次濒临死亡，一次是一九二八年在北大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张作霖政府逮捕，同案二十三人，被杀十三人，而名列第十五名的他竟然逃过一劫。另一次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不能容忍污辱践踏而到香山跳崖自杀，结果只断了肋骨却没有死。他说他是幸存者，死神放他一马，让他留在人间，是要他说真话、讲真理，不是让他追名逐利，谋乌纱帽，求荣华富贵。听了他这一席话，才知道他确实从内心深处早已大彻大悟。他能在时代的风波雨浪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始终带着一身侠气不断前行与呐喊，并非偶然。“为留名节存正气，不惜暮年再流亡”，这一自白诗也就好理解了。
千老逝世了，他所象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精神是否也会跟着终结呢?我不敢断言，但是，我敢说，他是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位堂·吉诃德，是学胆识兼备、品格高尚的战士型知识分子，新世纪要再产生这种精神类型，恐怕不太容易，但我还是希望，堂·吉诃德不会在中国绝种，千家驹先生的精神能注满故国的江河大地。而我自己，将永远铭记他的无私无垢的赤子热肠。
二〇〇二年九月八日
香港城市大学
(原载《明报》二〇〇二年九月十六日世纪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