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展画家曹勇作品《地道战》
文革期间，全国人民曾整整一年疯狂批判了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文革后又不得不向这位对社会主义中国满怀友好、甚至还对文革有些许美化的伟大导演道歉。
如今许多人的思维仍与当年批判《中国》时一样。一遇外国的如实报道、一看“负面”内容，就认为是丑化、抹黑；假如对方是中国人，则成了卖国贼、汉奸。
前些年有一种荒唐的说法非常盛行，称中国的优秀文艺作品是”将自己民族丑陋的一面给外国人看”。这种文盲式的言论，我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听见过，包括官员、老师、学生、文艺家，都在那里大言不惭地表白类似的见解。
其实，如果按照这样的论点，古往今来，恐怕多数杰出的文艺家、多数卓越的作品，都会被打入“将自己民族丑陋的一面给人看”的另册。
从国外的狄更斯、雨果、左拉，到国内上世纪20、30年代的那些左翼作家（比如鲁迅），哪个不是？清末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只要看看名字就明白。
还有厄普顿·辛克莱，这位专门暴露美国黑暗面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屠场》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里的恶劣条件，不仅轰动美国，引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关注，还促成了《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通过以及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
他的其他著作，例如《煤炭大王》《石油》《波士顿》等，大概都属于把本民族丑陋的一面给人看的作品，但赢得了美国和世界读者的尊重。
“将本民族丑陋的一面给外国人看”，有这样的社会思维土壤，怎么可能容忍杰出的作品和作家的产生？即便有了一两个，也都会被骂个狗血喷头。这样的土壤也让你明白，为何低质量的抗战神剧会层出不穷：因为有什么样的观众思维，就会有什么质量的作品。
裤裆藏雷：某抗日神剧中的桥段
文艺最能鲜明地显示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对历史的反思水平。
近些年，以抗战为内容的优秀作品日益难产，质量低劣的作品反而剧增，最多不过就是个”大刀长矛”的级别，能让世界瞩目，能留存后世、能跨越时代的作品几近于无。这不能不说明，抗战这个最为丰厚的文艺富矿，被我们白白浪费了。
抗战胜利已经70年了，而九·一八事变至今也已84年，七七事变距今则已78年，无论哪一个日子都在接近百年。以抗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无论如何都应该高于那种简单爱国的层面。
可惜，我们有多少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拥有思想含量和文化品质的作品又产生了多少？不要说与欧美文艺作品相比，就是与苏联的文艺作品比较，都存在遥远的距离。
影片《卡萨布兰卡》1942年就已经上映，中国的抗战影片至今连这个水准都没赶上；《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年就已经问世，这部作品，全世界，包括中国文学界都公认是杰作，可如果换成中国文学，换做中国抗战的内容，中国社会能容忍吗？
萨特的名作《死无葬身之地》，说的如果是中国抗日战士，舆论会称赞吗？至于近些年的《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哥本哈根》等小说、电影、话剧，没有人认为不是世界名作，但假若放在中国抗战的背景下，大概都逃不脱被骂为”汉奸作品”的命运。
《一个人的命运》是肖洛霍夫1956年创作的名作，发表于苏联党报《真理报》，但在40年前的中国，这位世界知名作家曾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文艺的头子。
人民日报1966年发表的”《一个人的命运》——现代修正主义文艺黑旗”里这样评论道：
“小说作者通过索科洛夫的’悲剧’历程，以’一个人的命运’作为整个人类命运的缩影，诅咒革命战争，贩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的作家、艺术家们更一批一批地拜倒在这面黑旗下，竞相仿效，写出了不少宣扬和平主义、诋毁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什么《生者与死者》、《一寸土》、《第三颗信号弹》、《士兵之歌》、《给初生者以和平》等等，谬种流传，贻害无穷。”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命运》所开辟的’新路线’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现代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文艺路线。这条文艺路线是为现代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也就是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服务的。
因此，我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战争题材作品上的分歧，不仅是文艺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帝的根本问题。”
肖洛霍夫年轻时
从《一个人的命运》在中苏两国的不同遭遇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苏联时代，能够产生一大批电影、美术、戏剧、文学、舞蹈、音乐的世界名作和大师，远远超过了同为社会主义的中国。
二战以后，就连德国和日本都出现了一批以二战为背景的文艺杰作。以君特·格拉斯为代表的德国作家，他们的成就，举世公认；而在日本，战后的学术界、文化界也有一大批学者和作家，始终在深刻反思那场侵略战争。
例如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创作的《恶魔的饱食》《新人性证明》一版再版，发行量达到300万以上，轰动日本；再例如日本电影导演小林正树根据五味川纯平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巨作《人间的条件》，曾在日本引发了强烈反响，经常彻夜放映。德日类似的杰作中国至今还没有见到过呢。
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深刻描写了复杂的人性，在对人性的刻画中达到文学艺术的高峰。
写马占山，最应该写的是他在伪满政府里担任要职时的矛盾心理；写张自忠，最能写出文学性的是他身处窘境时的内心纠结；写方先觉，最需要写的是他为了挽救将士的生命如何做出对日妥协的艰难抉择；写关露，最能震撼人心的是她在抗战胜利后的凄凉命运。
遗憾的是，人性的刻画，在中国文艺里早已经成为弱项甚至缺项。一场战争浩劫已经过去了70年，一个婴儿都变成老头了，可我们的文艺作品还在《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苦菜花》《沙家浜》里打转转。
近些年新创作出来的那些作品，其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大多数还不如萧红80年前的作品，这才是最大的悲哀，也是抗战胜利70年最值得反省的严重问题。
抗战胜利70年了，如果我们对抗战的思考还停留在浅显、直白、平庸的层面上，仅仅用忠与奸、爱国和卖国、英雄与懦夫来归纳历史、简化人性，而没有积淀成为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那这70年真是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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