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理由认为无政府主义太极端。比如诺奇克就论证过，无政府状态是无法长期维持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下，国家必会从自然状态中产生。不过，除却诺奇克所说的“最弱意义的国家”因为尊重每个人的权利而在道德上可以得到证明外，超越这个意义的国家都将面对蒲鲁东的指责。在国家的注视下，人们不得不在蒲鲁东所描述的情状里生活：“被统治就是时刻被注意、被监督、被侦查、被控制、被教化、被灌输道理、被列进名单和被删除、被估计、被评价、被指责、被命令……被统治就是在每一项操作、每一次交易、每一个行动中都被记录、登记、计数、定价、警告、预防、改革、调整和纠正。”
国家所做这一切似乎有很多目的，但至少有一个目的是人们公认的，那就是对合法权力的行使实施垄断。要实现这一目的，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对自然的控制与改造，二是对社会的控制与改造。但直到18世纪，大多数传统国家实施权力垄断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它们要么缺乏内在一致的强制力，要么缺乏严密的行政组织，更重要的是，缺乏一种进步的观念作为国家信仰，以及践行这种信仰所必需的知识。自19世纪以来，传统国家大多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蒲鲁东所描绘的境况就真正成为现实。
当以下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时，更可怕的境况也会发生。这三种因素包括：国家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毫无节制的国家权力以及软弱而无抵抗力的市民社会。其中，国家的雄心往往等同于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信仰，一种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乃至僵化的信念。这种意识形态负责生产欲望，由国家权力提供实现欲望的工具，无能的市民社会则为欲望乌托邦的建设提供资源，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国家看来，这条欲望产业链要运转良好，就必须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社会所有成员、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都在改造之列，这已成为国家的中心目的之一。伊恩·哈金曾经举例解释过，在国家的视角里，自杀率和谋杀率是如何反映社会状况的。尽管不知道具体的杀人犯和受害者是谁，但是国家可以依据统计数据，像会计帐中的常规收支那样编制杀人案例的“预算”。就这样，个人健康、公共卫生、饮食、技能、教育、儿童培养、住房、娱乐、家庭结构、城市规划、遗传基因……在统计学的帮助下，一个经过重新审视的社会呈现在国家的视野当中，以便进行全面改造。
伯林早就意识到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改造注定会失败。他说：“我们有理由害怕那些太着迷于自己的设想，以致不注意改革的具体环境，忽略各种不可测因素的改革者。乌托邦主义、缺乏现实性、判断力差等毛病不在于没有成功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相反过度地运用了它们。”（《现实感》，译林出版社）纳粹德国、前苏联、1970年代的坦桑尼亚均可视为失败的典型。斯科特指出，种族灭绝、大饥荒、社会崩溃等悲剧的发生，无不与此有关。
当然，与其预言失败不如阻止悲剧的发生。反抗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有三个关键因素，一是个人空间不受国家和权力机构干涉的信念，伯林称之为“消极自由”。卡尔·曼海姆曾指出，个人空间一直以来就是国家觊觎的目标，也是社会改造计划的有效阻碍。二是市场经济总体上的不可预测性。三是民主制度，这是最重要的因素。通过这三个关键因素，社会对国家的反抗才能体现出力量。在我看来，相对于国家视角，这三个关键因素也就是社会视角的三种主要维度。个人空间是否遭受损害，市场经济体系是否存在，民主制度是否健全，是社会成员判断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要依据。
令人担心的是，有人故意混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误导民众。而人们经过长期灌输，也往往看不到国家视角（当局观）与社会视角（大局观）的巨大差异，将二者混为一谈。这已造成类似纳粹德国那样的人类灾难，如果不详加分辨，人们的未来并不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