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在伦敦晚宴上发表演讲。摄：Paul Hackett/REUTERS）
特约撰稿人 陶仁
导读：正是因为不争论，中共在官方表述中也变得愈加保守，发展出了一种新风格：通过超长并列式排比句，追求面面俱到的四平八稳话风。
报菜名似的书单自然有习近平个人博学形象塑造的成分，但实际上遵循的却是中共自有的政治正确规则。
“（习近平：）这里我举几个国家、几个民族的例子。古希腊产生了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神话、寓言、雕塑、建筑艺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悲剧和喜剧是希腊艺术的经典之作。俄罗斯有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拉赫玛尼诺夫、列宾等大师。法国有拉伯雷、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柏辽兹、比才、德彪西等大师……”
在习近平2014年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公布后，这一大段文字最引人瞩目，近百个的作家、艺术家名字从总书记口中如连珠炮蹦出。如果说通稿中密集的名氏和顿号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次视觉轰炸，那一年前身在现场的文艺工作者们受到的听觉轰炸想必更加震撼。
当然，这不一定是现场原话。按照中共惯例，任何会议讲话，在开会前会有秘书写好、领导审阅过的底稿，在发言过程中会有速记稿，开会之后则会视情况发布讲话全文，但又是被审定修改后的“通稿”（一般由新华社发布）。通稿所反映的内容，基本遵循会议主题，不过会根据官方希望传达的意思加入或删去部分内容。
但无论如何，如此长的名单的确给习近平带来了一次 “公关危机”：在微博上，无数网友将其调侃为“报菜名”，还有人将其改编为相声段子，一大串名单就如逗哏（相声演员中的主角，一般负责制造笑料，与“捧哏”相对）故意秀嘴皮子的包袱一样，成为网友取笑的话柄。
而这种情绪并非朝夕形成的。
每次习近平出访，通过展示自己读过的书目表现对该国文化的了解，几乎已成为个人惯例。在法国、美国、俄罗斯，他都一口气报出了不少名字和著作。与座谈会的举例不同，出访时的书单是习近平自称真正读过的。于是，这场看似展现领袖个性化的造势活动很快得到了媒体的响应，但也遭到不少人质疑。
当时便有网友说，习近平能够在文革期间（他强调主要在当知青的时候读）读这么多“资产阶级反动书籍”，十分不易。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在明知道书单体量明显违反信息接收常识的情况下，习近平还是要反复列出长串书单呢？
报幕员式的讲话规则
作为最高领导人，他既不想介入文学艺术界的流派之争，也不愿暴露自己阅读结构的短板，更何况他还有塑造自我形象的高期待，自然不能只举一两本书过度阐释。
“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
从习开书单时的讲话可以看出，如此多样的作者和著作，仅用“进步”和“悲欢离合”高度概括，既没有个人化的理解，也没有举例阐释。整个名单看起来像是新闻联播报幕一样，空洞冗长。
实际上，他遵循的规则与新闻联播报幕几乎一致。
在中国大陆，新闻联播作为官方最顽强的“宣传联播”，一直都是释放政治讯息的窗口。其自我宣示的宗旨也是“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而新闻联播的播音稿与电视镜头遵循严格的政治规则，许多都不符合观看习惯和传播效率。例如在镜头中，重大活动（以十八大为例），出席政治局常委的特写会停留4秒钟，其他则依次减少。而与此同时，播音稿会执拗地按级别把每一位出席人员和群体提到，导致大量低效信息充斥在新闻时间里。
此外，在领导人讲话稿的问候语中，要想覆盖到“全国人民”，则需要一字不错的复制一串文字：“全国各族人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要想覆盖到“全国地区”，则需要称呼为“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而海外媒体熟悉的“九三阅兵”，在中国大陆的新闻稿中从来都是被完整表述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大会”，无人敢省略一字。
话题回归到领导人。2008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期间到访一所日本小学时，被日本小学生提问。在告诉“胡爷爷”自己最喜欢的福娃是欢欢和晶晶时，小学生问胡锦涛喜欢哪一个福娃。
“这五个福娃我都喜欢！”胡锦涛干脆地给出了答案。
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领导人，他们所遵守的规则是一致的：作为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措辞最保守的政党，任何省略、简化或个人偏向都会招致猜疑。一个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是，许多人会从新闻联播的出席名单中看出人事变动，会从领导人只言片语中提取背后意义。这种“政治正确”，自然是官场不透明带来的遗毒。
习近平的书单同理。作为最高领导人，他既不想介入文学艺术界的流派之争，也不愿暴露自己阅读结构的短板，更何况他还有塑造自我形象的高期待，自然不能只举一两本书过度阐释。无论是出访的书单，还是座谈会的举例，秘书无疑是文本的操作者，将最受主流认可的阅读大纲全盘拿来，成为讲话时举例的最高效、安全的方式——只是牺牲了总书记的肺活量。当讲话稿一经发出就饱受质疑的时候，所体现的则是官僚文秘系统的僵化。
然而，这种连领导人也无法僭越的教条，又是从何而来呢？
毛氏话语的教条变体
他所背负的是中共改革三十年来形成的三个官方指导思想，以及前几任领导人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成熟、精细的表述，在话语上除了继承性解释，也别无选择。
中共在成立之初，无论是政治纲领还是讲话标语，都充斥着白话文刚刚推广之后的文人气和浓厚的苏俄风格，除了“之乎者也”外，许多新名词便直接音译，如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皮埃尼尔等，在早期苏区的农村曾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
但这一切都被毛泽东所改变了。
经过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正式掌管了宣传文艺工作。无论是报纸、出版物还是党的文件、讲话，话语的风格都发生了极大变化。毛泽东本人讲话粗鄙、随意，词汇匮乏，举例用典多来自农村生活的器物和意象，尤其偏爱比喻、借代。这使得下级官员在传达中央文件时，纷纷继承和效仿这套语言。
1949年之后，新华社正式被确定为国家级官方通讯社。但最初，在发生一些重大国内国际事件时，地方性的报纸仍有自主采编的权利。1952年7月，某地方报纸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与当地的联系，中宣部迅速出台文件批评，要求“今后凡是未经新华社发表的有关国际性问题的重要新闻稿件，应向中央请示决定，不得擅自发表。”从此形成一项纪律。
毛泽东当政时，许多中央文件、党报社论都由他和亲信秘书亲自起草，这也使新闻记者不得不效法上层。全国的新闻语言变得愈加趋同化。
随着文革的兴起，“语录”作为大陆民众一切日常生活的必备元素，这套话语更是传播到了民间每一个个体身上。一些毛泽东本人提到的典故，例如“八九点钟的太阳”（比喻青少年有朝气）、“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比喻主流和支流）等等，由于强制性的引用，普通人在看到典故时几乎将本体与喻体合二为一，词汇也变得单调、匮乏。这种由毛本身的随意性带来的普遍教条，影响了一代人的语言能力。
语言的松动出现在1980年代后，当知识分子引入不少新概念、新词汇时，“不争论”亦成为代替“革命性”话语的核心思想。正是因为不争论，中共在官方表述中也变得愈加保守，发展出了一种新风格：通过超长并列式排比句，追求面面俱到的四平八稳话风。于是，“既要…又要…”、“就是要…就是要…就是要…”等句式成为官方的标配。
而最能体现这一风格的，当属“积极稳妥”一词。将两个偏向完全相反的两个形容词，强制叠加在一起，作为文件传达的精神，对下级来说，不啻于“无法指导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的个人话语风格较前任的确有所转变，他看中的仍然是毛氏话语的粗鄙化——无论是“穿鞋”、“打铁”还是“老虎苍蝇”，在被他生硬地套在冗长的讲话中时，却显得尤为不协调。因为他所背负的是中共改革三十年来形成的三个官方指导思想，以及前几任领导人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成熟、精细的表述，在话语上除了继承性解释，也别无选择。
因此，超长的书单便是最好的体现：这是一段短促版的并列式排比，虽然没有任何复杂句式，但同样为追求面面俱到，不得不列出报菜名式的名单。或许只是因为密集出现的近百个顿号实在吓坏了密集恐惧症患者，才引来了一次民间非议，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总书记成立一个“中央标点改革领导小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