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发生在 17 小时内。
从承载数以万计的新闻报道、评论文章的新闻机构，到一键清空、无法打开的一个网页。
当记者变成新闻主角
2021年12月29日，我的同事们被警察带走，两位总编辑被捕，我们的公司被迫停运。
那一天，清晨6点01分，我收到同事的短信。 我的心脏从胸膛跳出。
这一天来了。
我放下电话，冲到床边，套上毛衣，套上袜子，房间很小，横冲直撞。 拎起背囊转身冲出门外。 拔足，狂奔，快点，再快点，我像被火烧起来的稻草，奋力冲下楼梯，撞进夜里。
在刺眼的路灯里，我祈求有车，然后一架的士如神迹般出现。
冬日清晨。 浑身轻微颤抖，才6时许，天仍好黑。 心如拉满的弹弓，脑袋像滚水沸腾，设想到达后该做什么。
——那就是一定要影到。
那半年，风声鹤唳，苹果日报被迫结业后，人们都说，下一个就到我们。 因此，我在脑海多次想象，如果那一刻到来，作为记者，我要睁开双眼看清楚，张开双耳听清楚。 我模糊地觉得自己要坚持报道到最后一刻，甚至设想要报道自己的总编被捕，或者干脆开直播记录警方的行动。 这种想象演绎了太多遍，我想将它变成一种应急机制，好让自己在命运降临时能够完成职责。
这个时刻到了。 我要到现场，要做记录；要影到同事，要亲眼看着他们如何被带走。
我内心翻滚着这种我所理解的，记者的使命和交托。 I will be there.
但我从未试过要看着他们拘捕我的同事。 我可以做到吗？ 我一定会做到。 我告诉自己。
我在同事家楼下守了两小时。
浑身绷紧，血液沸腾。 我知道同事就在里面，也知道国安就在里面。 我不断将电话屏幕扫向左边，保持可以随时按下录像键的状态；不久，电话又自动锁屏，我再又扫开。 我不断查看电话，又不断默诵待会要问的问题：正式拘捕还是协助调查？ 因咩罪名？ 边间警署？ 有什么说话想讲？
我好怕，怕得浑身开始打震。 那几年，不止一次见证认识的受访者，她们或是走进警署、预约拘捕，或被围困在办公室、然后被捕; 也在示威现场见过更多的流血拘捕。 我想，这个年代的记者，我们都共同经历过。 但我从未试过要看着他们拘捕我的同事。 我可以做到吗？
我一定会做到。 我告诉自己。
时间扭曲、纠缠、胶着。 明晃晃的窗。 空气安静得震耳欲聋。 身体没有一刻不绷紧，仿佛置身悬崖边缘。 有一刻我觉得这无间的恐惧和焦虑，快将我扼到窒息。
当国安终于打开门，带同事出来，在弦的箭“嘣”一声，我跳起来按下录影。 我看见同事的眼睛，看起来很平静。
就在一天前，公司圣诞派对结束后，奋力的《黎根之歌》和全场大笑犹在耳边，我和同事顺路一齐搭车。 车上，鬼使神差谈起这半年人人都预感到的结局，他突然说：“好残忍啊。”
我不断想起这句说话。 和其他人一样，我追着被警察押送的同事。 一名警察喝止我，训斥我。 我与他目光对峙良久。 我想，他觉得他是对的。
铁达尼号的乐手
我时常温习记忆，因为我害怕自己忘记了。 我时常走进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地方，触碰，又迅速离开。
当我从同事家拍摄完，回到我们的办公室时⋯⋯我的大脑是一片空白。 林绍桐已经被押走。
明亮，宽敞，一如既往，一棵棵绿色的金钱叶在阳光下，一排排蔗渣制的木板长台刻画这个空间的坐标。 温暖的空气却重得使我难以承受。 我漫无目的地游魂，游到自己的台前——我的台面是一片狼藉，书本、名片、笔、纸张，散乱地互相挨着。
目之所及，所有办公台要不凌乱，要不空白得显眼——电脑全数被收走。 新闻说，一共有 33 箱证物被搬上货车。 一个又一个，天蓝色的胶箱。
有同事开始述说他通宵在公司剪片、国安上门都没有听到的经历，当时，他告诉警察：“那些是新闻材料。”
有同事双眼肿得像核桃。
有同事拿着电话继续拍摄、记录。
更多人走走停停，散落在不同地方，默默收拾不知还可以收拾什么的台，互相讲讲话。
有的人不能碰，一碰会崩塌。
我拥抱了一个同事。 他沉重地靠在我身上，然后痛哭起来：“又系咁样⋯⋯上次又系咁样⋯⋯”
写报道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 抹掉我的字就如抹掉我。
办公室墙上有电视屏幕，里面反复滚动着这天最大的新闻，镜头对着我们大楼下的马路，警察重重包围，资料图片翻牌似地掀开一个个头像，逐个介绍被捕的人。 我们就在那栋大楼里面。 被困在新闻镜头里面。
过了一两小时，我们开始围坐在那个电视屏幕下。 同事讲解了决定，决定就是我们即时停运，并会在深夜删除所有网站内容。
听到那个句子时，我回头看，恰好见到一个平时寡言的同事，原来他已流泪满面。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像洪水一样滚下来。 我慢慢走到窗边，挨着一棵植物坐下，不知道哭了多久，哭到不能呼吸，我才明白，巨石砸下，我坍塌了。
写报道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 抹掉我的字就如抹掉我。
办公室好像一艘沉船，一点点没入香港的夜。 里面的人在做最后的事。
我们一齐观看了没来得及出街的影像报道。 很多人走来走去，商量后续处理。 各个新闻机构不断向电话里推送最新消息，预告我们的结局。 一些同事在截图、保存自己的报道。 人们不断找不同人说话，互相拥抱，像留下最后的遗言。 有人弹吉他，有人点起了香烟。 很多记者守在门外。 很多读者、作者的留言涌了入来。 他们说：沙滚滚但彼此珍重过。
深夜 11 时，负责网站的同事红肿着双眼，笑着，周围围满同样挂着泪痕却在微笑的同事，随着一键按下，网站所有内容清空。 大家欢呼一声，鼓起掌来。
第17小时，立场新闻不复存在。
原来，无论脑海排演多少次，从高处狠狠撞入地面的冲击，那种恐惧和痛楚，只有到了那一刻，才真正从身体里长出来。
不效忠谁的自由
印象中，总编辑阿权是一个极社恐的人。
为了不和同事搭同一架电梯，他会选择顾左右而言它，再搭乘另一架电梯。 同事买了生日蛋糕为他庆生，他僵硬地捧起蛋糕并保持距离，仿佛那是一个炸弹。 有一次，我们刚好一齐在外访问，回程时，大概是想到要与我在公共交通相处半小时，他说：XX，其实你今日可以不用回公司呀。 我笑道：但我有事要返去喎。我仿佛听见他脑袋里的小小人在尖叫拒绝。 不过，回到公司附近，他忽然说：这里有一条捷径，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他变得骄傲起来：咁我带你行啦！
他对新闻充满激情。 某年，一单全城的大新闻，他见到我们没有报道别人报了的内容，忍不住凌晨在工作群组发出千字文，向一众同事说：我真的很失望，如此重要的新闻内容，对社会这般有影响，我们竟然没有报道。 （这段深夜来函至今仍是一些同事的心理阴影⋯⋯）被捕之后，他在庭上说，2021年的时空，山雨欲来，自己的太太陈沛敏亦已经入狱。 然而，挣扎良久，仍是不想关掉公司，不甘心、不舍得。
他全心全意欣赏别人的美德。 有一次说起一位作者读书时爱捧着哲学书籍，我打趣说：“咁作状？ （装模作样）”他激到气结：“咁点叫作状？！ 你怎可以说他作状⋯⋯”他总说起不同的人如何如何观点犀利、文笔好、人品好、美学好。 他说那些人更能够感知这个世界、比他更值得拥有自由和更好的生活。 至于他自己，他说自己是一个笨拙的人。
他对一些原则、想法很有坚持。 从我刚入来，到公司快出事，仍听见他向同事推销他一直想做的一条题目：香港的贫穷问题。 印象中不记得什么场合，他也得知外界对立场刊登不同立场、甚至不同水准的文章有些意见，但他认为，这里要有百分百的言论自由（对此我也有不同意见）。
在往后的审讯里，我才第一次认真了解他的工作背景。 在香港左翼思潮冒起的年代，他读过政政系，做过工会，会想做贫穷议题，毫不奇怪。 （讽刺的是，当本土派不满立场新闻，法官却定性立场新闻是右翼的本土主义。 ）
他在被捕时说：我是立场新闻的总编辑，不关其他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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