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15日，观众在上海火车站站前广场“12亿人口日”宣传台前阅读计划生育宣传材料。 新华社发）
编者按：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意味着作为长期基本国策之一的计划生育被再一次松动。然而，始终有声音对放开二胎持不同看法，理由之一，就是计划生育推动了中国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从学术界的视角来看，这种论断是否站得住脚呢？由政见观察员陈铎川带来的文章，将为你全面解读计划生育和人口素质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为基本国策之一，计划生育与改革开放一样，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这一政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官方及舆论普遍认为，计划生育实行这三十几年，也没有什么别的，大概三件事：一个，控制了人口数量；第二个，提高了人口素质；第三个，就是促进经济发展。(1) 不过，由于计划生育基本上与改革开放同时实施，这些好处也有可能是改革开放所导致的。因此，计划生育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讨论。本文将先从人口素质角度出发，谈谈计划生育造成的影响。
为什么少生孩子就能提高人口素质呢？一种解释是，假设总支出不变，如果孩子数量少了，在每个人身上的支出自然就高了。这样的观点，正是诺贝尔奖得主Gary Becker及其合作者Gregg Lewis经典的“数量–质量”替代模型所提出的论断(2)。他们认为出生孩子数量的减少会提高孩子的质量（人力资本）。 早期的研究(3)大多支持这一理论。但是，许多近期发表，以具体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4)却得出了与“数量–质量”替代模型不符，甚至相反的结果。
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是：多养育几个孩子之后，养孩子的经验和效率会提高，而少生导致的，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资源增加又受到边际递减规律的限制，因此多生孩子未必会降低，甚至可能提高小孩的人力资本。上述模型和说法能套用在文化和生育观念都与众不同的中国上吗？以身体素质和教育水平为入手点，许多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都探索了计划生育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身体素质：
政府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理由，就是保障母子的健康(5)。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孩子少了，平均而言，能花在其他人身上的金钱和时间就多了。这进而确保了每个人都能有相对更充足的营养。对于当时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中国，这一理由似乎颇有吸引力。那么，人口控制真的能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吗？
中央财经大学的Wu Xiaoyu和Li Lixing 2011年的论文就研究了母亲健康与儿童数量的关系(6)。使用1993-2006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并排除民族，收入，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后，他们发现如果孩子数量减少，母亲确实能得到更多资源，从而更加健康。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Liu Haoming则针对孩子数量与孩子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使用了同一调查中农村居民的数据，并控制了家庭背景，父母身高和收入等因素，发现孩子身高与孩子数量平均来说成反比。
然而，中央财经大学的Zhong Hai 2014年发表的论文则认为，尽管孩子数量确实与身高、胖瘦等健康指标相关，这并不意味着“数量–质量”模型得到了验证。不同于前两者，他使用了断点回归分析来考察CHNS的数据，发现上述结论不再显著。
教育水平：
到了八十年代，政府提倡计划生育的主要理由，变成了提高教育水平，推动经济发展。这背后的逻辑是，孩子少了，家长就有更多的钱供孩子读书，就学率也会因此上升。可是，如果义务教育执行得好，或者说百姓足够富裕，控制人口的效果可能就没那么明显。
耶鲁大学的Rosenzweig 和香港中文大学的Zhang Junsen 2009年的论文就发现，生育控制确实提高了入学率，但效果非常有限，只有4%，而成绩则约提高1%。与此同时，耶鲁大学Nancy Qian的研究却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第一胎小孩入学的可能性将会因第二胎的诞生而上升16%。对此，Rosenzweig 和Zhang Junsen认为，Qian的研究忽视了双胞胎之间出生日期相近带来的干扰，会导致结果不准确。之前提到的研究者Liu Haoming对此问题也有贡献，他在研究时采用了最新的2009年CHNS数据，发现对于男性而言，孩子数量与入学率、毕业率的关系并不显著。对于女性则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个人性格：
除了人力资本外，个体的性格特质也是人口素质的重要方面。很多人认为，由于没了兄弟姐妹，这一代的独生子女普遍成了“小皇帝”、“小公主”，学术界对这一点也进行了检验。2013年Cameron, Erkal, Gangadharan和Meng Xin发表于”科学”杂志的论文”Little Emperors: Behavioral Impa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针对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前后出生的421个个体，进行了一个衡量利他主义、信任、竞争力和风险偏好的实验。他们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独生子女变得相对更加不守信，更加悲观，更没责任心，更加厌恶风险和竞争。
当然，这项研究也受到了质疑。Zhao Xudong, Ma Xiquan, Yao Yuhong, Wan Chonghua和Emily Ng 引用了国内十几年前的研究，认为独生子女在某些方面的表现甚至优于非独生子女。然而，原作者们认为，这样的质疑站不住脚。他们指出，国内之前的这些研究在识别方法上有缺陷，只对这两类人进行了简单比较，忽略了成长环境，少数民族，家庭背景等因素，以致结果不可置信。
可见，要回答计划生育是否提高了人口素质这个问题，恐怕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从七十年代末至今的人口素质提升，并不能单纯地归功于计划生育——改革开放等其他因素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尽管计划生育帮助中国完成了西方用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人口革命，长期来看，其潜在负面效果不应为学界和公众所忽视。
参考文献:
国务院（1995）。中国的计划生育。
Becker, G. S., & Lewis, H. G. (1973).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2), 279-288.
Rosenzweig, M. R., & Wolpin, K. I. (1980). Testing the quantity-quality fertility model: The use of twin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Econometrica, 227-240.
Angrist, J., Lavy, V., & Schlosser, A. (2010). Multiple experiments for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8(4), 773-824.
Kessler, D. (1991). Birth order, family size, and achievement: Family structure and wage 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413-426.
中共中央、国务院（196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Wu, X., & Li, L. (2012). Family size and maternal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One-Child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5(4), 1341-1364.
Liu, H. (2014). The quality–quantity trade-off: evidence from the relaxa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7, 565-602.
Zhong, H. (2014). The effect of sibling size on children’s health: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pproach based on China’s one-child policy. China Economic Review, 31, 156-165.
中共中央（1980）。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Rosenzweig, M., & Zhang, J. (2009). Do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induce mor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wins, birthweight, and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6(3), 1149–1174.
Qian, N. (2009). Quantity-quality and the one child polic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amily size on school enrollment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w14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