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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9日，北京，藏族作家阿来为作品《格萨尔王传》宣传接受专访。
阿来，作家，藏族。2000年，年仅41岁的他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现居成都。
阿来出生在四川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在乡村接受教育，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后来由乡村教师成为诗人、小说家。其主要作品包括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非虚构作品《瞻对》、史诗《格萨尔王》等。他的作品语言异质天成，多讲述藏人生活，展现在封闭或即将被打破的封闭环境下藏族社会及生活的变化，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尘埃落定》讲述的是1940年代的藏族社会，在红白两派汉人以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各种纷扰下自动及被动产生的各种巨变。阿来一直反对西藏独立，他认为那样西藏只会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同时，他也对中国政府落后的民族政策提过批评。《尘埃落定》的责任编辑脚印女士对笔者说，阿来身为藏族作家，但他的作品并无强烈的政治含义，而是用别样的视觉，单纯、敏感、诗意的语言展示出令人惊异或迷惑的藏地历史和现实。在阿来看来，少数民族语言、边疆语言背景的汉语写作者之所以痛苦，与语言认知有关，不少人是为满足别人的所谓“少数民族风情”而写作，“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处于边缘，要么自己奇观化，要么被别人奇观化，要警惕这样一种可能性，尤其不要自我奇观化，以乞求别人的注目”。
藏族作家阿来所著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阿来同时是一位积极入世者。1997年，他离开生活了36年的藏区来到成都，从阿坝州文化局留职停薪应聘《科幻世界》编辑，2000年，任《科幻世界》社长兼总编辑，将该杂志打造成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并发展出相当规模的文化产业，虽然他自己并不写科幻作品。2006年，他辞去这个职务，专心从事纯文学工作。
九月下旬，阿来在四川省作协自己的办公室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专访。采访内容经过编辑删节整理，未经受访者审阅。
问：你幼年时在四川马尔康地区生活，当时的阅读状态是怎样的？哪些作家和书籍对你的影响最大？
答：我生活在马尔康下面的乡村，属于藏语里的嘉绒方言区。我们在家说藏语，学校里学习汉语。那时没有双语学校。学校里只有两三个汉族老师，二三十个藏族学生，能看到《人民日报》，居然还有《参考消息》。初中毕业后我就回乡务农。真实的经历使得我非常厌恶所谓的知青文学，城里的知青下乡就是受苦，就值得叽叽歪歪，那我们出生在农村的人，难道就不是受苦？抑或我们命该受这样的苦？知青文学在本质上就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作了贵贱之分，认定城乡差别是天然正确的，对知青的遭遇充满同情，但对当地百姓更为悲惨的命运却非常漠视，这非常荒唐，充满偏见。
那时的教育并应该没有给学生提供什么好的世界观，我都是自己找书来读。但当时资源有限，我喜欢的作家和书籍与自己成长的过程有关。年轻时我喜欢过海明威和托尔斯泰。当时国内流行的是伤痕文学，控诉多，但很少反思。我读托尔斯泰的《复活》(Resurrection)时非常震惊，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居然用那样的方式获得新生。这种宗教和道德上的复活，完全超越我当时的认知。再比如，海明威，今天看来，他塑造的硬汉形象有些矫情，但是，跟当时的知青文学比起来，真是响当当的男子汉。我读了海明威，就对当时中国文学里泛滥的抒情厌倦了。
问：你是如何跨越汉语与藏语之间的距离的？你最著名的作品《尘埃落定》最早是用汉语写的还是用藏语写的？
答：我的语言能力不错，我说普通话时四川口音就不重。可以说，两种语言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我在藏语地区长大，但上学就开始学习汉语，这两种语言都是我的母语。写作肯定是汉语主导，但在写与西藏相关的作品时，我会经常用藏语思维。《尘埃落定》的写作过程中，有时用汉语写不下去，就在脑子里用藏语构思，然后翻译，里面有些句子有非汉语的痕迹。
汉语是极其丰富的语言，我正在读的佛经，很多是魏晋南北朝时引进，佛经的翻译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汉语的反切注音、四声的确立、词汇、新造字词等都跟佛经的翻译相关。在我看来，汉语发展至今，不是某个民族的语言，而是一种多元共建的公共表达空间。“汉语”字面意思是汉族的语言，这个意思在当下显得过于狭隘。其实还在有更好的提法：国语、华语。这些新提法能够让更多的人找到亲近感和凝聚力，跨越了民族和国界。
我反对普通话在文学作品中的至高地位，说实在的，我们现在的作品，带方言特征的作品在语言质感上明显水平高，普通话太平淡，而且普通话的基础北方方言本身就比较贫乏。从创作实践来说，如今南方作家的成就超越北方作家。
问：你个人的情感更多来自哪个民族？
答：不能抽离语境说民族，人的感情实际上来自地区，通过家庭和家族建立的地区概念。
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爱家乡的陈词滥调？如果把我们被歌唱的家乡都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会发现无论是否适合人类居住，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全被这些陈词滥调占领，实际上，至少有一半地方是穷山恶水，显然至少有一半人在撒谎。我们在书写中，在歌唱中，说了多少自欺欺人的话？
我知道你想问民族问题。从建国至今天，中国的经济政策变化最大，甚至政治制度都有一定的变化，要说是唯一没有丝毫变化的，就是民族政策。中国当初是跟随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将中国的民族粗放地划分为56个，且不说这种划分法是否科学，我最反感的是，至今还要在各种户籍和表格上填写自己的民族，这完全是人为阻碍民族的融合，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被提醒你的民族是什么？如果你的父母来自不同的民族，那你必须在其中选择一个，否定另一个。将少数民族学生选到汉族学校进行教育，也许初衷不错，但是，那些学生们到汉族地区后集中在一起圈起，反而比在民族聚居地更加抱团，更加不愿意自由地融合，本来可以平等参与竞争和自由发展的机会被剥夺了，不利于形成共同的国家意识。这些过渡性的政策，居然60多年了也没改变，现在到了该反思的时候。
西藏地区比起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在美国时，去印地安那大学的藏学中心参观，那是美国很大的藏学基地，里面有个展览，照片上都是破破烂烂的乡村学校。我问他们，西藏解放前，有没有这样一所学校的能达到这个水平。我告诉他们，这就是我当初上学时的水平，现在这种规模的学校，已经基本上见不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一直在援建，而对当地文化的破坏，可能还没有对自己汉文化的破坏大吧。我们还留有布达拉宫，汉人自己的东西还有几样留下来？我一直认为，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是针对某个民族，而是这个政府的水平，就是这么低下。西藏目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问题。这个，只能寄托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慢慢来。
问：你最喜欢藏族文化中的哪个部分？而汉文化中又最喜欢哪个部分？
答：我最喜欢自然状态下，非宗教状态下的藏文化，那里有非常完整的大山大水，我常在那里露营。
外人总是首先想到西藏的宗教信仰。西藏有200万人口，其中30-40万是汉人。藏族中有6万是完全不事生产的僧侣，这个数字已经高于西藏从小学到大学受教育人数的5万。这些僧侣全是青壮士年。想想西藏劳动力之缺乏吧。僧侣比学生人数多，你让它怎么发展？吐蕃历史上非常强大，一直打到了长安城。有几支军队能打到长安城？但唐代佛教传入后，西藏的发展基本停滞了。宗教力量太大的地方，不可能现代化。
我坚决反对西藏独立。独立的西藏，以这种自然条件，根本不可能独立生存下去，只能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样国家有什么意义吗？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曾经那么狂热鼓吹津巴布韦的独立与自由，但真正取得独立与自由后的津巴布韦是什么样的状况？难道是多丽丝·莱辛心目中的理想所在？
而汉族文化中，我最热爱的，就是它的语言文字。古典诗词，极富情趣。中国古典文学对语言的训练效果极强，但现代白话文很粗陋。
问：周作人说过一句话：不要轻易带人进入书房，因为这会让人一下子把你看透。假如你带我们去你的书房参观，书架上会有什么书让我们感到喜出望外吗？
答：周作人说过这句话吗？我没有读到过这句，但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因为带一个人进书房，把等于是把主人所有的思想资源都现出来了。这是一种非常隐秘的资源。现在的人读书，常常是为了某个沙龙，为了与别人对话，太揣摩潮流了。
我读书进入到某个境地，只读自己的，与文学界、知识界流行的书有距离。一开始还怕自己被孤立，现在觉得无所谓。我既不是党员，也没有加入其他民主党派。我就是我自己。
我的书房中，没有特别仔细地分过类，但肯定是外国书比中国的多。中国的基本都是古典的。
问：你目前在读哪类书？
答：我不会开书单，只是讲讲我自己目前在读的书。当下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很高涨，我自己的关注点也在此，在写此类作品，最近读的都是这类书。比如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我还在读塞尔维亚、巴基斯坦、印度作家的书，如奈保尔、库切等人。佛经也在读。而中国古典诗词则是我反复读的，对我的语言感觉是个训练。我最喜欢《诗经》、杜甫和苏轼，特别是后者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达到极致高度。
问：你案头书桌上一般放置哪类书？
答：一般都是耐读的，中国古典的，不需要思考，比较轻松愉悦的，比较安静的。我可以给你看看我书包里现在正在读的书：《妙法莲华经》、《魔鬼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这本书是我好不容易搞到的台版、《林钦差与鸦片战争》、《LSD——我那惹事生非的孩子》(LSD，My Problem Child)。我不给人开书单，只是正好读到这几本。
问：你作品的语言瑰丽，场景也如此，你天性对美敏感吗？
答：中国人生活中的美消失得很快，对我来说，我无法忍受文字的粗陋，中国人对传统最大的背叛就是语言。《诗经》多么优美、雅致、庄重，但现在一切都很粗鲁。如今开始重建，无论是文化还是思想上，回是回不去的，但重建是必需的。《论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儒家文化就是以德服人。慢慢重建吧。
问：假如安排你去采访一位作家，你最想采访哪位？想了解他的什么？
答：我不想采访作家，我就是个作家，对同行好奇心不多，我宁可采访一位球员或者妓女。
我对作家的好奇心体现在他的作品上，了解作家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那是作家真实自我的全面呈现。
问：有没有哪些书是你想读但读不下去的？
答：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还能读，比如《都柏林人》(Dubliners)，他的长篇读不下去。普鲁斯特也读不下去。
《红楼梦》读一两遍就够，这书被神化了。《三国演义》、《三国志》本来讲历史规律，但都被读成权谋术。
难道只有长篇才能成为经典，其实我更喜欢《聊斋志异》这样的短篇。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能力较弱，其营养在于它的抒情达意。
问：你做过《科幻世界》的总编辑，中国科幻小说近年来比较热，特别是最近《三体》获了雨果奖，你觉得这对中国的科幻水平整体会有提高吗？
答：作为类型小说，科幻小说的写作其实是有难度的。中国的科幻小说10多年前刚兴起，但后来迅速就没落了。因为读者受消费浪潮影响，实际上目前最热的是玄幻类，而不是科幻类。作者和读者的科学素养都不高，也没有现实的验证。读者读科幻小说，不是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就是纯粹消闲。某几本书的突然走红，对中国的科幻类型文学的整体发展没有太大的作用。
施施，自由撰稿人，目前在美国马里兰州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