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媒体研究院的组成部门及人员，在研究院成立之前，基本处于“失业”状态。就在这帮“毛派”人士试图以建制化自救时，互联网发展早已经抛开了他们试图重新立足的“互联网”范围。
新华网最近以“新华舆情”为电头，通报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成立了新媒体研究院。“这是国内首家由中央部委、军队、群团组织、研究机构、高校、新闻单位和正能量新媒体专家等共同组建的权威新媒体研究机构，也为更好地打赢新三十年意识形态反击战组建了一支生力军”，“有效维护中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在这个短信中，这个中心因为被简称为“国家意识形态中心”，受尽了社交媒体上意见领袖们的嘲弄。担任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的朱继东，毫不吝啬地在网络上展示作为一名“毛派”信徒的虔诚，他曾呼吁国家立法确认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这个新媒体研究中心，等于竖起了一面“毛左”旗帜，让机构及个人信徒的识别度更高。
尽管“意识形态”一词带有强烈的贬义，此一新媒体研究院更受到网民万般讽刺，但是其成立自有现实逻辑。从网络论坛时代发展“五毛党”规模化污染信息，到社交媒体时代培植文宣大V进行洗脑作业，再到以研究院的名义对网宣的现有势力进行建制化，表明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一直在设法适应新技术变革，力图稳定意识形态的压制效果。
在微博进入大陆的最早期，意识形态部门一度因为不谙技术传播，搞得相当被动。在关掉饭否，将微博牌照发放给新浪公司之后，文宣部门依据固有的侵略特性及权力优势，最终以延宕微博生命力为代价，将其驯服。但意识形态的有无取决于它能否制造永久的“敌人”，就像这个新媒体研究院宣称的那样，互联网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所谓的新媒体研究院，并非是一个媒体机构，依旧是意识形态浓烈的执行单位。只不过从前是散乱地接受文宣任务，现在可以研究院的名目承接更多、更大的项目。换言之，新媒体研究院有利于策应有关部门的意识形态攻击，以民间智库的身份实现意识形态这门生意从“零售”升级到“批发”，可以更高效地瓜分文宣资金。
意识形态并非是一门崭新的生意，长期以来，文宣部门就逐渐意识到改变自身“清水衙门”的状况，掌握充裕的财政资金，是确保部门权力长久在手的重要保障。从近年披露出来的宣传部官员贪腐的少量信息可以看到，宣传部门正在努力将意识形态工作从规训国民迭代为盈利丰厚的生意——而在大陆，意识形态这两个功能是合二为一的。
挂靠在毛派传统势力范围社科院下面的新媒体研究院，深谙此中的旁门左道。一方面高声大嚷互联网对政权的颠覆性危险，重复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将文宣部门不会做、不便做的洗脑宣传项目化，从文宣资金中套现，就是催生这个研究院的直接原因。为了让意识形态生意更兴旺，必须高唱网络威胁论。
大陆的新媒体运动正在推动产生新的势力、新的媒介形式及新的传播内容。无论是从追赶媒体大势，还是因应丛生的媒改动力，国家意识形态中心的新媒体研究院都追赶不及——它以陈腐方式重组文宣旧势力伊始，就已经落后于新媒体发展潮流，这才是它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许多厌憎它的人很担心它获得成功，可它注定不能实现“愿景”。
无论是中宣部控制下的传统媒体，还是被文宣新贵网信办掌握的网络媒体，都处在极大的衰退进程中。因为微博被管制到极端，意识形态可以发力的机会稀少，这个新媒体研究院的组成部门及人员，在研究院成立之前，基本处于“失业”状态。就在这帮“毛派”人士试图以建制化自救时，互联网发展早已经抛开了他们试图重新立足的“互联网”范围。
除了媒体大势制造重新集结的障碍，新媒体研究院尚需在权力格局中应对可能的沉浮局面。强化意识形态会造成人心动荡及社会不稳，除非必要，不可能频繁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而在权斗的背景下，中宣部与网信办的权力暗战缺乏有效调停，包括新媒体研究院在内的项目执行，势必受到掣肘，以新媒体旗帜袒露“毛派”立场，也面临“政治规矩”的禁忌。
当然，借助官媒喊出“国家意识形态中心”这面旗帜，自然也是别有深意。他们虽然以新媒体研究院的名称强调社会属性，以中立的称呼混淆视听，试图用深红的“意识形态”纲目来掩护其进退，但主事者依附党内最保守的文宣势力，笼络“毛派”门客、凭借智库来养成一派政治力量的用意也很清晰。在这里，意识形态俨然成了一门政治投资。
总之，若以媒体研究的视角来评价这个新媒体研究院及其宣称的“伟大目标”，注定不能得逞。大陆媒体平台剧烈变动，文宣话语的落后及反动本质早就被网民认清，导致其哪怕重组狙击线也无效果。若以政治权斗的角度视之，“毛左”新媒体研究院试图在意识形态转型的乱局中火中取栗，此种政治投机，陷入更加诡谲的政治处境，只能自求多福了。
（杨虎生，媒体人，资深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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