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0月15日， 贝淡宁，《中国模式：精英政治与民主的局限》一书的作者，参加了亚洲协会的中参馆小组讨论。这场小组会议的另一个承办者是杂志《纽约书评》，出席的小组成员还包括英国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所蒂莫西·加顿·艾什，杜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泰苏，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黎安友教授等。成员与贝淡宁就他书中的问题展开讨论：中国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政治模式，如果有，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模式？为了更加清晰明了，接下来的中参馆对话包含了这场讨论的编辑摘要。
贝淡宁（Daniel A. Bell），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以及伯格鲁恩哲学与文化中心主任
纵观中国的封建朝代，官员的选拔首先要通过考试，然后再经历低层政府的历练，评估其政绩。奇妙的是，这一套官员选拔制度在过去的三十年被重建了——尽管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缺点颇多。灵光乍现之后，我就开始了专栏写作。然而此举遭到我的自由派友人和儒学朋友的批评；他们问道：“这家伙是怎么回事？他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了。“ 事实并非如此。
我把我的研究方法称为“关联政治理论“：也就是说一个政治理论家应该从连贯的，理性可靠的角度定义一个社会中主导的政治理想。我刚好在中国工作，那么中国主流的政治理想又是什么呢？ 我将其概括为“垂直的民主精英制度”，它渗透着过去三十年中国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但是很遗憾，理想和现实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个政治理想是好的，至少理论上是好的，并且可以，也应该继续在未来引导中国的政治改革。
究竟什么叫做“垂直的民主精英制度”呢？那是一种观念，认为民主在较为基层的政府才有效。这个理念，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和罗素时期开始就一直引起西方政治理论家的不休争论。如果政治团体足够小，那么许多事情沟通起来就简单很多；你了解自己要选择的这个人的人品，因此基层的民主更有基础。然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随着上级的指令逐层下达，事情也会随之变得复杂，而误读或曲解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因此中国需要使选拔系统制度化，以保证能筛选和提拔高质量的官员。基层民主政治，高层精英政治，这种模式有它的好处——至于夹在高低层之间的中层，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比较好，所以那里有巨大的空间来进行试验和探索，尝试不同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基层民主，中层试验，高层精英不失为一种治理大国的好办法。并且我认为这种办法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相得益彰。文化大革命的民粹主义是一种糟糕的尝试，因此中国必须要重建这种精英政治体系。
接下来说一说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我并非在为中国的现状辩护，而是在为评估现状的标准——精英政治理想——辩护。怎样才能改变现状？问题出在基层民主：农村选举已得到改善，但要想选举更加自由和具有竞争性，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有很多民主价值和机制可以应用到这一改善的过程中，比如审议、磋商、听证、公民投票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段，而在高层的官员选拔中也应该有一定比例的民主选举。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扩大民主，并且更加科学地评估试验的结果。如今中国已经在中层进行了很多试验，但谁来决定这些试验是好是坏呢？我们应该要给专业人士多一点发言权。
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
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感谢贝淡宁，因为他对中国模式的看法更加多面化，不像李世默，张维为还有极左的刘明福大校，至少我们可以理性地和贝淡宁进行交流。
其次，我认为如果中国真的有自己的政治模式，那是一件好事。对中国而言。固定的政治模式可以使中国政治改革的平稳推进成为可能。对西方而言也是好事，因为如此一来中国就能成为与西方意识形态势均力敌的对手。我认为西方之所以面临诸多问题，比如狂妄地入侵伊拉克，金融危机等，部分原因就是二战之后缺少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手。所以，如果中国模式的确存在，那将是一件好事。
第三，我同意贝淡宁的观点，显然中国正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而且它并不是苏联模式的再现。中央在城市和各省级政府都在进行政策试验，而任何一个到过中国大学的人都知道，最终入党的，都是最聪明——甚至各方面素质都最高——的学生经过激烈竞争的。这些都是事实。然而根据我多次中国之行的观察以及将其与其他共产主义或后共产主义的体制对比，恐怕中国的政治模式并不像贝淡宁描绘的那样。贝淡宁认为，中国的精英政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它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它不是精英政治。根本不是。
举一个书中的例子。在书中贝淡宁描述了他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谈话，这位部长阐述了总书记选拔的过程：各方提名，审核，审核过程公示以接收群众监督，纪检组考核，最后投票选出领导人。对于一个精英政治体系，这过程看起来简直完美。虽然我和贝淡宁都不是亲身参与其中的人，但我们都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行事风格——根本不是这回事。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还有官官相护、政治赞助和贪污腐败等严重问题。这些信息都是从针对中共数不清的研究中得来的，甚至他们自己出版的许多刊物也是证据。所以我们知道，最重要的那位并不是像部长说的那样光明正大地选出来的。另外，我认为我们需要跟贝淡宁讨论一个问题是：究竟他是着眼实践还是理论？如果是现实，我们发现验证他说的跟现实符不符合；而如果是理论，这个理论其实又与列宁主义区别不大。贝淡宁还谈到言论自由，越来越少的言论自由。如果人民连公开评论政策可行性的自由都没有，又谈何真正的精英政治呢？我看不大可能。总的来说，我认为精英政治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根本没有精英政治。这意味着中国现有的政治体系将难以应对其正面临的挑战——经济放缓带来一系列问题，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以及与此同时社会结构日趋成熟，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变得更为远大的抱负。我希望中国有精英政治，只是很遗憾，它并没有。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贝淡宁说的很清楚，这是一本政治理论书。他在麦吉尔大学受训和他的早期作品都是为了推行和阐释“社群主义”这一理论的。社群主义是对自由民主精神的批判，后者已经被西方内化了。他到过中国，他也写道，当他到了某些地方，例如新加坡、香港和中国的时候，他发现儒教和中国文化中都有社群主义的影子，在他看来，它们似乎比社群主义更胜一筹。因此这并不是一本描述中国现状的书——本来就没这个打算。但这本书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其实它是一本关于理论，关于理想主义，关于“模式”这个词的另一种解读——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作一本蓝图。我只想告诉大家贝淡宁把他的这本书定义为理论书。所谓的理论是什么？他说了三个阶段：民主，试验，精英政治。首先这是一本支持精英政治的书，这是他论点的关键所在。那什么是精英政治？就是选拔出那些德才兼备的领袖。其中，贝淡宁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哲学家，德这个字是他尤其看重的。
我个人最不能赞同这本书的一点，那就是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进行的选拔，能不能组成一个更好的政府。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谬误是忽略了权力的行使。这本书只关注官员的选拔，却忽略了选出来的官员是否受到制衡，是否接受一个自由社会的监督。中国的政治体系，或者理想的精英政治体系能否选出比民主制度下更好的管理者，有待商榷。我承认，有时候民主体制选出的人不是最好的。但是诸多例子表明独裁也不能。习近平的人品就一定高尚吗？我表示怀疑。也许奥巴马比习近平高尚，谁知道呢？民主的核心并不在领导人的选拔方式上上。领导人如何选拔固然重要，但民主比独裁优越的关键便是选出的领导人会受到自由权利赋予他人的监督制衡权。我想贝淡宁忽略了这一点，虽然他自己承认中国的理想和现实间有差距，但这种差距并不是偶然，而是政治体系的结构造成的。当他在书中谈到自由民主的时候，没有提到差距的问题。他只是说了现实民主制度的不足之处。因为是现实的民主制度，所以那些不足当然存在了。
张泰苏（Zhang Taisu），杜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我想继续关于理论的探讨。当我读这本书时，我的一个疑虑是作者在对比时，选取的标准是否合理。这本书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体现出精英政治的特点，而相比于有缺陷的西方民主，精英政治或将有更好的治理效果。可以说，书中是在比较两种模式的治理效果。但在某些政治理论家看来，你用这种标准衡量西方民主模式就很奇怪，因为西方的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早期的共和国政体中，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治理效果。它的目的是要通过代议制政府尽可能大地实现一人一票的民主理想。民主政府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选拔过程具有与生俱来的选举公平性和执政合法性。因此，说民主制度下推选的政府治理不好国家，其实是忽略了民主国家为什么要实行民主制。同理，作者做出这样的对比，似乎也没有仔细考虑为什么要实行精英政治。
举个例子，中国末代王朝也有精英政治的特点，即通过科举制度推选人才。在清朝，国家原先每年从GDP中抽取百分之八到九收归国库，但随着国土面积不断减小，到清政府灭亡前，只能抽不到百分之一。国家的重要性不断降低，这意味着治理本身也没有以前那么依赖国家。然而科举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丝毫不减。原因何在？其实，在中国精英们的观念里，这种完全透明，开放，无门槛的考试是唯一公平，也是唯一在整个社会中具有合法性的官员选拔方式。所以，哪怕是精英政治，也需要选拔体制来创造合法性。即使纯粹比较治理效果，也不能说明这两种模式孰优孰劣，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影响治理效果。也许这本书该问却没问的一个问题是：精英和民主这两种模式在各自的国家中，是否为各自的社会所接受？所谓的精英和民主，本质上是不是都是根据不同社会对于合法性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的选拔方式？当然在不同阶段，对选拔方式的合法性也有不同的界定，你也可以说在当今中国，人民心目中普遍认可和欢迎的选拔方式可能比共产党允许的程度更加民主化。这是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