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华新

编者按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有两个舆论场，只不过转型中国表现尤烈，以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组成的官方舆论场，和互联网尤其是微博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以前往往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态势，现在他们开始相互渗透彼此占领犬牙交错，有时候仿佛是断裂的大峡谷，南北两岸风景迥异，有时候又两江合流大江东去。这是中国传媒界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也是一道待解的方程式。何去何从，路在脚下。

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几年前提出：当今中国客观上存在“两个舆论场”，即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组成的官方舆论场，都市报特别是互联网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越强;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小，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弱。如果两个舆论场根本不能重叠，主流媒体就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

严格说来，都市报也是体制内媒体，党管新闻干部和宣传口径的原则，适用于国内所有报纸;而新浪、腾讯等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新闻页面，同样受政府互联网主管部门节制。虽然都市报和商业门户网站的新闻选择标准与立论，更多地向民间趣味和民众利益倾斜。真正属于“自媒体”的，是网络互动社区，包括博客、BBS、人人网、QQ群，特别是目前风头正健的微博客。韩寒、李承鹏等“网络达人”和草根网友在“自媒体”的发言资质不是党委宣传部赋予的，宣传部也无法对他们发布报道提示，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什么事情只能从什么角度来解读。如果他们发言不中听，网络运营方会采取过滤和删帖，直至注销账号。情节严重的，政府有关部门会找其中的某些人“喝茶”，直至“跨省抓捕”。

曾几何时，“文革”刚刚结束时，从恢复高考、真理标准讨论、平反1976年天安门事件，官方和民间的立场高度一致，党心、军心和民心水 乳交融。1984年天安门广场的国庆大典上，北大学生亮出“小平您好”的旗帜，就是两个舆论场认知高度一致的体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宣示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再次凝聚体制内外共识，开启新一轮改革大潮。

然而，经济改革的长驱直入，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9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未能像 80年代改革那样，为全体国民所共享。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盘踞国民经济，并得心应手地借“维稳”打压民众维护社会基本公正的诉求。对于社会现状、体制绩效、发展愿景的评估，体制内外两个舆论场渐行渐远。

官媒话语权一路下滑前不久，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洛阳山区考察，见到路边一片长势喜人的麦田，兴之所至下车割麦。网站新闻跟帖中，几乎一边倒地讥讽卢书记“作秀”，怀疑卢书记割麦的姿势不正确。其实今天的网友大多是 80后、90后城镇青少年，基本没干过农活，甚至未必分得清麦子和稻子。网民对干部百般挑剔的同时，对西方政治家比如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一味追捧。活跃在微博上层级最高的官员、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感慨：政府陷入了“塔西佗陷阱“，政府缺乏公信力的时候，无论干好事、干坏事，说真话、说假话，都会受到质疑。

今年政府重提学雷锋，本是为了提振社会公德，但在今天草根民生改善不力的情况下，老百姓更关心的是基本生活保障和起码的社会公正，公平比高尚更为迫切。而且在官场出现大面积贪腐的情况下，有网友调侃说：“你们都在学和，却要老子学雷锋。”

两个舆论场的隔阂，首先警示社会管理体制的僵滞，特别是文宣制度的颟顸和孱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我反省和纠错的能力。我曾做过一个比较：80年代的 20件大事中，50%完全由官方媒体(主要是人民日报)设置议题，30%由官民共同设置议题、良性互动，两者包括知青回城、包产到户、潘晓讨论、张志新案、刘少奇平反、经济特区、蛇口风波等;只有20%，如西单民主墙、邓丽君、苦恋、学潮，成为当时的“敏感词”。也就是说，80年代官方媒体掌握了 80%的话语权。

2010年的 20个网络热点事件中，如安阳曹操墓、王家岭矿难、“我爸是李刚“事件、富士康员工跳楼、袁腾飞言论惹争议、宜黄强拆自焚案、谷歌退出中国等，人民日报与中央电视台介入报道的占80%，但很快对 40%的热点采取了封堵，舆论引导有正面效果的约30%，起了反向作用的也有30%.综合分析，这一年热点事件中，官方媒体只占据了 25%的话语权。

令人感慨和无奈的是，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积累和叠加，中国社会到处都是敏感点，官方媒体越来越多地采取鸵鸟战术。正如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的感言：国王走到大街上没穿衣服，不仅老百姓知道，国王自己也知道，国王还知道老百姓都了解他没穿衣服，只是他就这样走出来了。

两个舆论场的背离，是中国社会陷入治理危机的严重信号。老干部如冯兰瑞，学者如孙立平，不约而同地大声疾呼：改革在与社会动乱或社会溃败赛跑。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甚至引用 1948年殷海光的一句名言：“赶快收拾人心!”

“打通两个舆论场”的努力体制内不乏有识之士和担当，正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所言：“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从“文革”末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政治合法性濒临破产，经过一场真理标准讨论，迅速转入大有希望的 80年代，体制内具有触底反弹、绝处逢生的惊人潜力。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去年发表一组 5篇“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的评论，开宗明义提出了“打通两个舆论场”的口号。该文分析：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网络舆论“愈战愈勇”，搅动社会人心;而一些官方媒体屡屡失明失语，容易陷入新的一轮思想僵滞。“自为”的民间舆论场，时现乱象，网上谣言满天飞，哀伤太多，戾气太重：“自律”的官方舆论场，则常常趋于自我边缘化，而政府的公信力持续流失而致贫血。

我们注意到，“打通两个舆论场”的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舆情监测工作，迅速对民意做出回应和妥协。

目前，地市级以上政府，普遍设立了专门的网络舆情应对机构，有专门编制，量身定制舆情监测平台，追踪民意的异动。地方政府面临两大压力，舆论应对不及时，老百姓有可能上街，酿成群体性事件;上级政府可能问责，摘掉领导干部的乌纱帽。在上下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变得十分敏感，有时为了对民意交代，甚至罔顾程序正义。比如，在征地强拆出现命案后，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立刻宣布对指挥强拆的干部停职调查;在一些事故或官民冲突中，政府立刻同意对当事百姓给予高额赔偿。停职和赔偿都在政府或司法机构的调查结果出台前匆促实施，以求息事宁人。

可以说，当下中国正在从传统的威权政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转向民意政治。民意政治还不是民主政治，不涉及权力来源问题，但上级政府顾及民意，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及时出手化解基层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缓和转型期社会的对抗性，释放民众的痛苦，增强制度的弹性。民意政治是最终过渡到民主政治的必经阶段，而互联网就是民众对政府的“训政”平台。

银监会早在 2009年就颁布了中央部委级舆情应对专项文件《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指引》，对于网络舆情应对的工作制度、作业流程、团队编制、经费保障等，做出了全面明文规定。去年中国石化在办公厅之外，成立了第一个正厅级的外宣办，下辖 3个处，负责企业对外形象宣传和舆情处置。从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到中国红十字会等NGO，每年都会组织新闻发布技巧和舆情应对技巧的培训。国家行政学院、中组部浦东干部学院也为司局级班开设了相应课程。

近年来，各级政府从体制机制上完善了网络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政府公信力修复效果显著。

一、“政务微博”和“地方领导留言板”走红互联网，开启了社会协商对话的新时代。

党政机构和领导干部的“政务微博”全面开花，目前有大约 8万家。

公安微博一马当先，从省级公安厅到基层派出所的各层级，除个别保密部门以外的几乎所有警种，都开设了警务微博，去年公安部召开了中央部委级第一次微博工作经验交流会。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普遍开通政府新闻办微博，及时发布地方重大突发新闻。今年上海市民秦岭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反映癌症晚期的父亲住院无门，市委书记俞正声通过市政府新闻办微博“上海发布”，公开答复，促成秦父住进医院，度过了生命最后几个小时，传为政坛一段亲民佳话。

人民网的“地方领导留言板”，开辟了另一条“网络问政”的快车道。

这个留言板从 2006年创办，网友留言，官员回复，形成“你发声我解决”的完整互动链条。6年来栏目在各地“一把手”中的影响力不断攀升。50位省委书记、省长，近千位市县领导每天关注这个网上栏目，18个省区市下发红头文件把这一工作纳入制度化轨道。仅 2011年，就有 4.5万件百姓诉求和意见建议得到地方党政的回应和解决，平均每个工作日都帮助百姓办 180件实事。

人民网的留言版模式，与新浪微博、天涯社区 BBS这样的社会化网络舆论载体不同，它不是负面情绪的简单宣泄，而是开设了网上官民关系的“直通车”，确保民间“沉没的声音”被政府听见，推动草根民众利益诉求的实现，促进基层矛盾的化解和老百姓胸中块垒的活血化瘀，对社会稳定与和谐有利。领导干部留言板，不容易鼓励愤青，却有利于养成网友的制度化参与习惯。留言不是对政府公共治理的全盘质疑和通盘否定，而是积极地提建议。留言板这样的网络载体多了，有利于改变网络言论生态，倡导理性，回暖和滋养人心，拒绝舆论的暴力化表达。

二、体制内媒体认真解读民众关切，纷纷开通法人微博，在“大众麦克风”的网络舆论场上奋力“夺回麦克风”。

体制内媒体的新闻宣传面临一个主战场的转移，即从在党报、国家电视台发表舆论导向正确但可能舆论引导效果为零的宣传性文章，转移到网络互动社区，把党的主张和政府决策，把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传送到新浪微博、天涯社区和人人网，让网民真正“入耳入脑”。

人民日报设有“人民时评”和“本报评论部文章”栏目，去年以来呼吁《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和《宁要微词，不要危机》，振聋发聩。中央电视台设有“新闻 1+1”栏目，解读网络热点。近年来，人民日报曾与央视联手，干预唐福珍自焚案、徐武“被精神病”案，伸张了中央级媒体和中央政府捍卫社会公正的良好形象。新华社设立“中国网事”栏目，派记者实地踏访网络热点发生地，督促地方政府认真处置民众利益诉求。

今年 7月 21日北京暴雨之夜，人民日报开通法人微博，几乎立刻成为微博亮点。特别是 8月 5日的晚安帖写道：“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 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共同努力。 “这篇微博转发数 14万，评论 4万多条， @人民日报 因为这篇微博增加 10万粉丝。

在广州越秀区委常委、人武部政委方大国南航打人事件上， @新华社中国网事穷追不舍，还原事实真相，直至方大国被宣布停职接受调查。

在 9月 15日－18日的民间反日风潮中， @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国网事与人民网，联手多家政务微博，呼吁理性爱国、遵纪守法，在群情激愤的时刻，发挥了国民心态压舱石的作用，对地方政府及时采取措施控制局势起到了督促作用。

三、“包容异质思维”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去年，人民日报提出“包容异质思维”的时候，得到网民的热烈认同，体制内却有人担心离经叛道。其实，倾听民议民怨、鞭策和监督党和政府，恰恰是共产党人正宗原始的政治主张。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恩格斯多次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到伦敦来呼吸一下自由空气，“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少来点“普鲁士作风”。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 1948年，在毛泽东发表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强调报纸充当党中央喉舌的同时，刘少奇也发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把“党和人民”并列，“耳目喉舌”并举，要求党报做到：“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

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2年的改版，循着毛泽东有关“喉舌”和“驯服工具”的思路进行；而《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则体现了刘少奇的后一种思路，鲜明地提出： “《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 ”“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上面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 ”“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文革”结束后，以胡绩伟为代表的人民日报编委会痛定思痛，提出了“人民性”与“党性”并举，以人民性为党性的归依，以人民性疗治“文革”专制习性的思路。

党的十七大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今天，“打通两个舆论场”的提出，政务微博和中央级媒体法人微博的闪亮登场，恰恰是还原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这就是人民群众是主人，党和政府是为人民利益所驱使的仆人。

体制内需要从心态到语态的转型两个舆论场的隔阂，需要体制内和民间双向拆除“精神之墙”。民众需要理解中国国情和体制变革的全部复杂性，不妨给政府的点滴进步以掌声；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无疑在政府。政府和体制内媒体需要对民众的诉求更敏感，更有人情味，遇事也更有担当。

我认为，打通两个舆论场，还需要进一步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扩大政务公开，诚恳地给民众以真相，而不是指责民众“不明真相”甚至“别有用心”。

2011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要求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目前在政务公开方面，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今年 8月24日哈尔滨发生塌桥事故后，官方坚称事故直接原因为车辆严重超载。

至于公众狐疑的桥梁质量，官方斩钉截铁予以否认，坚称“各项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对这样的调查结果，舆论大哗，政府的公信力遭遇重创。

在突发事件和敏感议题上，网上的确经常谣言满天飞，但要看到，政府也存在不可遏制的隐瞒真相冲动。建议党政部门遇到网络热点舆情，不要只想着删帖、封堵舆论这一手。对于网络有害信息当然需要取缔，但同时要积极处理热点舆情中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利益诉求，也需要做认真细致的思想说服工作。

四、政务微博需要学会互动，营造互联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

政务微博的互动，包括：与普通网友互动，特别是与普通公务员、党员、工人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的互动，这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与网上“意见领袖”展开网上和线下的互动，如何把共产党人炉火纯青的统战手法延伸到互联网上，发展“网上统一战线”，尊重、包容和善用“意见领袖”的舆论影响力，促进社会和谐；政务微博之间的互动，打造政府舆论的“联合舰队”优势。

目前省级政府新闻办微博和省级公安微博，往往都有百万以上粉丝。但即使是同一城市的政务微博之间，也极少互动。连 4大直辖市的政府新闻办微博之间，也是老死不相往来。而社会上一些“意见领袖”经常在微博上互动，相互捧哏，三五人你一言我一语，就能制造出当天的全国热门话题。

政务微博能否重视营造体制内舆论方阵的群体优势，一举改变党和政府在微博上经常处于被告位置的尴尬局面？实际上，政务微博的粉丝总数，远远高于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意见领袖”微博粉丝总数。

五、打造和提升互联网平台上的体制内话语体系。

近年来，《环球时报》和环球网在网络实名制、动车事故和中国高铁战略、美国大使亲民秀等一系列问题上，为政府辩护解围；在陈光诚事件等敏感议题上，突破传统限制“捅破窗户纸”；吸纳自由派学者何兵、笑蜀等撰写文章，力图打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话语平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个人微博，粉丝近 260万，经常与自由派网友展开辩论，获得了巨大的人气。可以说，自延安整风时期《解放日报》改版以来，《环球时报》成功地营造了整风体之外的又一种体制内话语体系。

社会转型期底层矛盾日益尖锐，老百姓逐渐失去耐心，知识界变得越来越激进，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创新体制内话语体系，展开切实有效的官民对话，涉及体制授权、新闻管理、政治伦理底线等复杂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现阶段，体制内媒体的活跃程度，超过市场化媒体，有人甚至断言媒体业和舆论场面临一场“国进民退”。“国进”值得鼓舞，体制内媒体利用体制缝隙，获致更大的腾挪空间；但“民退”值得忧虑，某报业在北京暴雨、唐慧案等事件中一再失语。一个理想的媒体和舆论生态，是体制内媒体和市场化媒体比翼齐飞，是政府宣示和民众之声和谐共鸣。

六、在重视网络舆论的同时，注意搜集和吸纳互联网以外的意见表达。

网络舆论是社情民意的风向标，但网络民意不一定能囊括全体国民的诉求。网民只是全体公民中比较关注公共事务并擅长表达的那部分，其统计学特征偏城镇、较高学历、年轻人和低收入人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如此不平衡。在一次次热点公共事件中贡献眼球、留下呐喊的网民，只是中国人民信息化之旅中“最幸运”的一部分。农村所谓“386199部队”（38妇女节，61儿童节，99重阳节），这 3部分人群在网上较少得到利益表达。

即使就 5.38亿网民而言，也有不少人“看帖不回帖”。美国的微博客推特统计，2万名精英用户，不到总用户的0.05%，却吸引了 Twitter50%的注意力。中国的微博客也有相似的情形，网民中只占极小比例的所谓“意见领袖”，决定着网络舆论的“议程设置”。

政府除了重视网络民意，还要认真调查了解那些缺少社会话语权的人群的诉求。逾越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屏障的办法，一是领导干部下基层察民情；另一方面是政府为低收入民众创造上网条件，推动网络信息公平，避免弱势群体因不能上网而“失声”。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新浪微博网名 @摘星手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