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害怕忘记。因为时间会毫不留情地抹去我的记忆，使那些本该铭刻在心的东西，也渐渐地模糊起来，或者改变了它本来的面目，失去了原有的真实。

所以，只想趁现在还不算太糊涂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不是为了自己。

（一）

一九八九年四月，我正在“十万大军下海南”的商海中“游泳”。碰巧和失散多年的一个叫前进的朋友不期而遇。

我们相识是在一九八一年，那时他还在总参保卫部当干事，有一次到成都军区出差，我们偶然地认识了。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在成都军区政治部工作，和我的父亲属于同一个部门。当时军区政治部伙食团有个中灶，就是师、团级干部食堂，前进父亲老战友的儿子和我以及前进经常坐在中灶的圆桌旁边吃边聊。记得我们当时聊得特别投机。等前进的公务办完以后他就回了北京，以后我们就一直没有机会见面。这次重逢我才知道，他转业下地方后，没有去当公务员，而是与一个新加坡的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外资公司，主业是销售进口纸张。公司办公地点设在北京民族饭店。

前进是蒙古族人，也有一个很拗口的蒙古名字，很少有人记得清楚。汉名干脆由他爹取了一个这么好记的名字。他这次来海南是接了一笔来自日本朋友的生意，日方想利用海南的天然气候和地理条件，在那里种植一种向日葵，当年收获的种子在第二年拿到新疆去大面积种植。据说这种向日葵产油量是相当的高。所以，有好几天的时间我都在尽地主之谊，陪同前进去乡下寻找合适的种植基地。那神秘的种子我也看到了，黑不溜秋的，籽粒饱满但是特别小。真是不敢相信它们的含油量到底在哪儿。

一天晚上，我们在三角地路边的摊档吃夜宵，海阔天空的瞎聊。当他听说我在商场混迹多年都还是一个“准”穷光蛋时，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便约我和他一起去内蒙古做一笔煤炭生意，他说内蒙古就像似他的老根据地。并且他早就已经为了这笔生意而“上上下下”都打点好了，我们去了就可以速战速决，用一、两个月时间就可以帮助我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就可以跑步奔向“大康”。我听明白了，就是让我陪着他走一趟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赚一笔钱，这就像一次旅行，走着走着，“倒煤”的生意就大功告成啦。

于是，我们找到一家有文化的农民，看得懂说明书并承诺严格按照客户要求种植这些向日葵，就买了机票直奔北京。

事先商量妥了，我们先在北京待几天再去呼和浩特，前进要处理一些他的公司事务，我要聚聚那些北京的狐朋狗友。

记得好像是在四月十八号的晚上，大概九点多钟，我和小虹、梅丁她们一群人在新街口吃了涮羊肉，实在是撑得太饱，因而婉拒了朋友开车相送的好意，自己按照借住的朋友家的大致方向，慢慢的穿过黑暗的胡同往北走。刚刚从火热的海南岛过来，觉得北京春天的夜晚风很大，空气中充满了带着沙土的凉意。我翻起运动外套的领子，把鼻子以下的部分遮住，加快了行走的步伐。天上没有星星，偶尔从一些人家的窗户露出一缕桔黄色的灯光斜射在路面上，胡同里非常安静，一些断壁残垣上可以看到红漆涂写的“拆”字。没有别的行人，只有我的脚踩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发出“踢踏”的声音，当我忽然拐到一条大街上，马上就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那么多黑压压的人群惊呆了。

并不明亮的路灯下，隐隐约约看见路的中央是一些奋力疾走的人影，偶尔有人用似乎故意压低了的嗓子吆喝几声：“同学们，快一点！”他们鱼贯的向南而去。马路的两旁是围观的一长溜居民，一边看着路上急行的那些人，一边在小声的议论着。我有些迷惘地站在胡同的出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一个老太太，她皱着眉头想了想说：“好像这些学生要去中南海请愿……怕是又要有事儿啦！”

“又要有事儿了？”我一兴奋，还打了一个激灵。在海南憋了一年多了，天天与那些连脚趾都并不拢的渔民打交道，已经远离“政治生活”很久了。胡耀邦刚刚才去逝三天，眼前的情景不禁令人想起四。五运动，那也是在周恩来去逝以后发生的事情。难道这次……？

我伫立在街边看了一会儿那些疾走的人，他们应该都是学生，队伍很长，前后不见尾，偶尔有人边走边回答路边群众的问话：“……我们是去为耀邦同志请愿，要求为耀邦同志平反……”。

那个老太太忽然大声地说：“胡耀邦是个好人，可是好人都没有好报哇！”

夜里十一点才回到朋友家里。大轴开门一见我就说：“呵，等了你好半天了，还以为你吃了饭直奔新华门了。”

“我去那儿干什么？谁要接见我啊？”

“你还不知道啊？学生游行、静坐示威了，要为胡耀邦伸冤。”

“路上看见了，……估计也弄不出多大动静，就算是哭着、喊着平反了又能怎么样呢？人都死了，就像那些三、五反运动中被镇压的，给你一个平反证明，不过就是补发一点工资而已。”我很不以为然。坐在沙发上换拖鞋，准备洗澡。

“瞧瞧！这改革开放把你改成什么模样了？”大轴说：“过去那么好的一个同志，现在却光知道挣钱啦！赶快到后面看看去，人民群众的那个阵势，你好多年都没有见到过了。”

大轴说的后面就是指政法学院。正好与大轴家一墙之隔。大轴和他老婆魏红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每次来北京，就在他们家当一只“寄居蟹”。如果想住京城北边就在他们家，南边住老季家，如果想图个热闹，就住在西单小虹家。睡席梦思、沙发、地铺我都不在乎，扁担上我都能打呼噜，反正我这个人喜欢在兜里装一把牙刷、几条纸内裤四处漂。这次来北京，前进在民族饭店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可是我实在不喜欢一个人呆在里面。我需要朋友。

魏红从厕所里出来，匆匆忙忙的提着裤子对我说：“我们就等你来着，你出门也不带着钥匙，怕你进不了家，否则我们早就跟着学生去天安门了。”

“嘿嘿，真没看出来，你们这两个个体户对国家大事这么关心哪？小心一点，学生是学生，和你们不一样。你们要有点什么事情，可就把你们算作是好吃懒做的无业游民，是公安局严惩的对象。”

我太累了，只想睡觉，让他们两个自己去学院里“看动静”。躺下以前没忘了叮嘱他们俩，如果真要是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别忘了把我叫醒。

我洗了澡，倒头就睡了，连他们俩什么时候回来的都不知道

（二）

《北京日报》这几天十分活跃，连篇累牍的报道“一些人”试图冲进中南海，而没有用“学生试图冲进中南海”这样的标题。北京市人民政府也发了通告，称“绝不允许任何人借悼念活动之机进行捣乱和破坏，对那些搞打、砸、抢、冲、烧的违法犯罪分子，要依法严惩。”但是，他们说只有300名学生冲击中南海，这个谎可是撒得太大了。就那天晚上我站在路边看到的也不止五、六百人。何况这还只是一个学校的学生。

街上开始出现标语和传单，说有一个女学生被警察打死了。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不信，我们这个政府虽然不怎么招人喜欢，但是也不至于傻到这种程度，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一个女学生往死里打。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官方说的“交通事故”。但是北京城的一些老百姓被激怒了，到处都在传“一个可怜的女孩子为了人民的改革开放事业而惨遭杀害”！于是更多的人卷入了这些抗议活动，北京的一些主要大街上人满为患，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随后这几天，我们每天的活动就是进入政法学院看那些大字报，听学生演讲。有些东西写得真不错，例如要“法治的国家不要人治的国家，”还说我们现在甚至是处在“妖治”阶段。连“人治”都谈不上。这场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很快就波及到全国。但是按政府通过喉舌提出来的说法，“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打、砸、抢、烧“。从小到大，记得每次都是由政府先开始造谣的吧？

大轴和魏红非常非常的忿忿不平，因为他们那天晚上就在中南海城墙外，西华门门口。“什么打、砸、抢、烧？全是胡说八道！共产党才是在造谣，只不过就是堵了交通嘛。那么多警察挽着胳膊横在马路上，也是一样在那里堵塞交通啊。那个晚上的秩序，好的真是没法形容，反正就是没有看到任何所谓的打、砸、抢、烧。”大轴说。而且他们两个最后还是被素不相识的人在黎明前用自行车托回家来的。魏红提起这件事来还感恩不尽：“这事情要是放在以前，谁理你？二十多里地哪！人家顶着大北风带着我们骑了一个多钟头那！”

那天胡耀邦的追悼会，学生们最终还是在天安门站住了脚。当局调来了那么多警察，也没有能够挡住学生们按计划涌进广场。但是，我极其不喜欢看到的那几个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那次长跪。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想法，我觉得起码说明在他们心目中还是把政府看做“天朝”，把自己看得很卑微。大轴替学生开脱，说那只不过是学生想用某种方式“恶心”一下政府罢了。

但是把我也给“恶心”了。

前进把去内蒙的时间推迟到五一以后了，因为那边一个重要的关系在外地出差还没有回到呼和浩特。“顺便咱们也留在北京看看热闹，”他说。

热闹很快就来了。

四月二十六日，沉寂了许久的《人民日报》终于不甘寂寞，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明确地把这次学生运动说成是动乱，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说这篇社论是火上浇油一点也不为过。它直接引发了四月二十七日的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

二十七号那天，那些学生们凌晨就在郊外的集合点汇合，据说经过简单商量后决定由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大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然后一路浩浩荡荡的往天安门进发！

为了稳定秩序，不要授人与柄，学生纠察队队员前后手拉手的纵向排在队伍的最外边。当局在路上设立了多处阻截点，让警察排着队挽住胳膊横在马路上。看着这个情景，我就想起一句话：螳臂当车。每当学生走到与警察队伍面对面的时候，停下来，学生们先开口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然后高喊“警民一家亲”“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不是镇压人民的工具”等口号，吐沫星子都喷了警察一脸。我混在旁边围观的老百姓堆里也跟着一起喊口号，或者直接大喊“让开”。开始的几处拦截还是一本正经的，警察和学生推推搡搡，到了后来，学生队伍刚刚走近，警察们就自动撒开了胳膊，让出一条大路来，学生们唱着歌继续往广场进发。

这次游行，比我小时候看见的文革那个时候的游行可是大有不同，一个原本严肃的政治集会在此时看起来是那样的和平，甚至感觉是欢乐的。我最难忘的是旁观的群众与游行的学生那种水乳交融的场面。看热闹的群众们自己买来饮料、西瓜还有大饼油条等等送给学生们。有的学生甚至掏钱付给送食品的大爷、大妈。这种场面，我简直无法想象，一夜之间，能吃饱穿好的几百万民众忽然想起反党了？！

游行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结束。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是华灯齐放。我和很多人一样，也是又饥又渴。我一屁股坐在广场的地上，背对着毛主席的那座巨大的停尸房，看着那些终于胜利地通过天安门的、疲惫不堪的学生队伍跌跌撞撞的从面前经过。忽然想到：如果毛泽东突然从后面站起来挥挥手，此时此刻，在这个“亿万人民的心脏”，将会发生什么？那些学生会再度跪下吗？

到了明天，政府会用怎样的托词给自己做台阶呢？

（三）

五一节，我去老季家住了几天。

老季离婚很久了，孩子跟了妈。老季一个光棍住着他妈妈留下的两室一厅，他母亲去逝早，生前是某某区的干部。

我和老季有着一些相似的经历，例如下乡插队、当兵等等，但是他比我年长了许多。他是当年那三万多延安窑洞里的北京娃之一。

我很喜欢和他聊天。在他那里，我们每天可以自由地聊到感觉无话可说的时候，而不管是在凌晨还是下午。困了就睡，一直睡到“自然醒。”肚子饿了，冰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有时候就弄一盆面疙瘩汤，里面的大白菜还是从楼道里偷邻居的，已经储藏了一个冬天，蔫巴巴的，但是煮出来还是非常甜。有时候用北京特有的那种“千层”馒头，抹上一点王志和臭豆腐乳，满屋飘着屎味儿，可是嘴里却是那个香啊！

老季的性格有点特别，在生人面前总是会显得拘谨不安。喜欢一个人独处。他喜欢手工制造一些东西。他们家里有一个叫“洗衣机”的玩意儿，那是他在文革时当逍遥派的时候自己制造的，缸体居然是用水泥做的。他说当时可是非常好用，就是“声音大了点”。

五一节那天，我们在家里做了一锅“乱炖”，什么粉丝啊、白菜啊、土豆、肉丸子全放在锅里一起煮，就着二锅头，老季翻出他多年积攒下来的东西给我展示，红卫兵的袖标、文革的传单、红宝书、纪念章；还有他的第一条红领巾等等。我们从这些东西说开了，一直说到眼前的形势。老季说，他听说五一以后学生还会有更大的活动，很可能就在五四青年节那天。

我把我在广场看四。二七游行时设想毛泽东站起来挥手的那个奇怪的念头告诉老季，他觉得，现在的学生是特别自我崇拜，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毛的恩泽，也从来不曾有过像我们这一代人对毛泽东那样复杂的心理感受，所以肯定是浑不吝，倒是旁边看游行的人可能会跪倒一大片。

在四。二七大游行以后，报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付主任何东昌、北京市秘书长袁立本、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进行了“坦诚的”座谈、对话，现在学生们的目标对准了“官倒”和腐败。袁木特别代表李鹏总理表明《人民日报》的那篇社论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更有意思的是袁木说我们国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还说只有旧社会才有报纸“开天窗”。

新社会可是连天窗都不敢开呀！我想。

四二七数百万人大游行的人数也被《北京日报》语焉不详的称为“数以万计”的北京高校学生未经批准上街游行。

这几天上海那边总是有“好消息”传来，以江书记为首的上海市委查封了《世界经济导报》，撤销了总编钦本立的职务。上海怎么总是出急先锋呢？我很容易就联想到了王洪文和他的上海工人民兵。

老季告诉我一些听来的消息，表明党内的那些领导人矛盾深重，由于他们对当前形势的不同看法，从而显示出一种愚钝和束手无策。

“你可不能在这个时候走啊。”老季说：“看这个形势政府真是控制不了这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场学生运动究竟怎样收场？没一个人有谱。还有就是，如果演变成工运、农运，或者是罢市，又会出现什么结果？说不定又出来一个比五。四运动还要历史深远的事件，你不在现场，遗憾终生哪！”

我的确很犹豫。可是我对金钱的渴望是源自现实生活的压力和需要，而且这笔财富肯定会对我未来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让我放弃一笔唾手可得的财富；我做不到。

我对老季说：“前进分析说最后这些事情总是会不了了之，因为没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加的运动，就是一场闹剧而已。我也同意他的观点，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嘛。”我调侃地对老季说道：“我估计即使我不在北京，也发生不了什么大事。还有，如果真的有事，你们马上给我打个电话，一个钟头就飞回来了。”

老季有些忧郁的说：“但愿那时候你还能回来，还能进北京。”

五月四日，是我们出发去内蒙的日子。

头一天晚上前进给我打电话，说得到消息，五四这天会有一次比四。二七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提醒我届时肯定会交通瘫痪，一定要提前几个小时去机场，所以，他一定要我晚上回到民族饭店住。

我们是当天下午一点多的飞机，才上午九点多，前进和他的司机就开着他的那辆黑牌照的奔驰在饭店楼下没命的催。的确，大街上虽然还看不到多少学生，但是很多市民们已经聚集在街道两旁，人们的脸上都带着某种期待的神情。

我一进到车里，前进就说“：看看，我没说错吧，这些学生的集结速度并不慢，但是比他们更快的是那些看热闹的，再晚点恐怕咱们还出不去了。”司机小高满有把握的对着前进拍拍胸脯：“前总，没问题，咱们可是北京地道的胡同串子，保证您提前两小时到机场。”

我们一行三人，还有一位前进的女秘书，七弯八拐的绕着人群和堵塞的街道，抵达首都机场。

（四）

我们住在呼和浩特大饭店。这是呼市最豪华的酒店。

当天下午就来了一群前进的哥们儿，全是清一色的蒙古汉子。这些汉子没有什么照顾女士的观念，我们刚刚在晚宴的餐桌上坐定，一个像四川盖碗茶杯那么大的酒盅就伸到我的鼻子地下，简直就像军统特务给共产党人灌辣椒水那样往我的嘴里灌酒。连平时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前进也撕去了伪装，只不过他是自己在往自个儿的嘴里倒酒。我还没有看清楚这直径近三米的餐桌上有些什么美味佳肴，就被这“塞外茅台”放倒了，神志不清之前的最后一个记忆，是看见前进傻呵呵的用筷子夹住一条牛鞭对他的弟兄们说：“咱们蒙古人吃这东西长大，能不臊吗？”

醒来一看，我还躺在餐厅的沙发上。那帮哥们儿仍然围在餐桌上吃喝。“叽里咕噜”的说着蒙古话。我挣扎着从沙发上坐起来，旁边的服务员赶紧递上热毛巾和茶来。然后我就开始一口一口的呕吐，服务员一碗一碗的在旁边接我吐出来的秽物。直到我感觉舒服一点了，前进才突然向我这边挥手：“没事了吧！过来吃饭啊！菜还没有上完呢！”我说我想回饭店，所有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前进叫秘书和服务员把我架回到餐椅上，端了一碗燕窝汤给我，说：“你今天只有忍了，不等着吃饱喝足再跳完舞，咱们都回不去。”

凌晨三点多了，头疼欲裂，被人拽起来在舞池里晃荡，觉得脑浆子都在一起晃。好不容易回到饭店，却想不到马上就要搬走！

原来前进的那帮哥们儿中有五、六个是马术运动员，他们竟然是骑着高头大马潜入这家豪华饭店，那些马儿们把饭店的花花草草糟蹋得惨不忍睹，还拉了一地粪便。饭店保安正在怒气冲冲的查询马的主人。前进的脸已经喝成了猪肝色，脑子居然还十分清醒，立马指挥大家分头挤在几辆出租车里回家。

我们去退了房。总台的小姐一直用惊异的目光打量我们三个满身酒气的人在凌晨四点的时候退房。

我们到了自治区某某厅招待所住下。

“那些马怎么办？”我问。

“嘿，自然有人去交涉，现在不行，一边是醉鬼，一边正在气头上，弄不好事情无法控制。……我们蒙古人都爱马，不会有人亏待那些马的。”前进回答说。

以后的几天，白天我们都在忙于谈生意，晚上就是吃喝、跳舞。前进后来告诉我，这里交朋友都是用酒，不喝不行，但是如果真的醉了，以后他们就不会再灌你了，就像一个门坎，你必须迈过去。否则他们就觉得你不是真朋友，或者看不起他们。我当时是觉得奇怪，我都被灌成那样了，前进怎么见死不救呢！

前进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教我和秘书学唱一段蒙古族酒曲子，他说：“如果你们看见有人端起杯子要给你们敬酒，你们就赶紧哼哼这曲子，对方就得先喝，一定要抢先哼出这个酒曲子，一来二去，人家也知道你们真是喝不了酒的，就没兴趣找你们了。”这个招术非常灵验，一直到我们离开内蒙，我都再也没有沾过一滴酒。

一吨顶级好煤，刚运出挖煤井口是40元一吨，而上了车皮就已经变成80－90元一吨，再运到秦皇岛我们卖出手时就是120－130元一吨了。这中间的差价，绝大部分是为了拿到车皮计划而付出去的。我们每吨可以赚到30元，再去掉一些差旅费，稳赚。一口气，前进签了两万吨的合同，我拿着自己公司的合同签了一万吨。前进真够哥们儿，我一分钱不出，连差旅费都是他先垫着，就等着每个月两个整列的火车往秦皇岛发煤，每一列火车可以运至少两千吨煤，算算，一趟我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赚将近五万多块呢！发财的时候到了！

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每天也只能从电视上观看北京的形势。五四那天的游行集会，喉舌报道的只有二十万人参加，真像那个笑话说的“老母猪不识数啊！”那天游行队伍中一些新闻工作者打出的标语令人振奋，如“我们要说真话”、“新闻要客观公正”等等，如此下去，谁敢说工人阶级不会站出来呢？

五月四日，还有一个信号引起人们的关注，那就是赵紫阳在亚行理事会年会上的讲话，强调学生的行为是爱国的，是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拥护共产党的；是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的。这和《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定的调子大相径庭。连我从电视上看到这些讲话后都有些兴奋，共产党要分权了？

前进往北京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有些闷闷不乐的说：“别高兴太早了，上面有很多还喘着气的老家伙生气了，问题其实更复杂了，赵把党内的矛盾公开了，一点城府都没有……而他在党内的根基太浅了。”

前进的父亲在军委里担任要职，我相信他的消息来源。

呼和浩特的政治气氛平淡了许多，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偶尔有一些学生游行，比起北京来，简直不用提了。我们从报纸上得知，西安、成都、上海、长沙等地都有游行示威活动。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姐，她说有很多学生去人民南路广场集会，然后在城里绕着圈儿游行。口号也是反腐败、打倒官倒等。没有听说有任何打、砸、抢等行为。用她的话说就是看着“好耍”。

我们的第一列运煤火车定在五月十三日发车。签运输合同时，前进说“这第一趟算你的吧，早点在兜里装点钱，走路都踏实。”我感谢了他的好意，但是实在不好意思接受，坚持算作他的那一份。反正第二趟在六月一日就可以发车了，不在乎这半个月的等待。我们计划等这第一趟煤车一发出去，我们就回北京。秦皇岛那边前进已经派了两个人在等着办理结算手续。

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空闲下来，我们去游昭君墓，前进的一个儿时的朋友对这个可不感冒，他问：“你们怎么都对这个烧火的丫头感兴趣呢？有那个时间我们可以喝好几杯了。”

剩下来的日子我就记得吃了，中午我们在附近的小饭店随便吃一顿，晚上总是有前进的朋友或者战友、同学来请吃。

（五）

五月十三日下午，学生开始在天安门绝食请愿。

呼和浩特这里也有学生游行，他们走在招待所外面的大街上，我们刚从窗户探出头去，他们就冲着我们大喊：“提高警察待遇！”公安局招待所住的都是公安干警？

十五日，前进的部下从秦皇岛打来电话：我们的第一车煤刚刚抵达秦皇岛，就被煤炭部派遣的工作组扣押了！

前进气得一个劲儿的往秦皇岛那边的关系打电话。“他娘的，我这是军运，怎么也给截了？！”那边也无可奈何，因为这车煤都没有来得及进入军用铁路专线，就被工作组以计划外运煤给没收了！“我们这边的学生主要的攻击目标就是打倒煤倒而不是官倒。”那边说。

晚上，我们第一次没有出去胡吃海喝，在招待所的餐厅里吃了面条，回到房间里通过电视看着天安门广场的热闹景象。

“政治生活又一次妨碍了我的基本生活，”我在哀叹。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哪里会产生什么政治家？政治家本来应该是一种很光明的职业，而不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可是谁又能够躲得过这些中国特有的政治活动呢？前进也没了辙，只说再看两天，有没有什么转机出现。

十七号晚上，赵紫阳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记得他不停地说“我们老了，不行了……，”话说得令人感觉心酸，怎么都有一种临终遗嘱的感觉。

前进摸出几个乾隆币，让我放在手里摇，然后抛在床上，如此反复三次。然后他拿着笔在计算卦像。我们来之前他曾经也算过一卦，是吉象。这一回，他思索了好久，长叹一声：“撤吧！倒煤要变成倒霉啦。”

不得不佩服前进的厉害，我们很顺利的拿回了那笔八十万的煤款，否则就要血本无归。供货方的领导当年是前进父亲的小警卫员，绝对买账，他痛快地说：“那车煤就算是我们给国家完成的计划指标，跟你们没有关系了。但是，以后的供货计划怎么执行？你们得商量好了，给我一个准信。”

五月十八日，李鹏等人会见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王超华等。我和秘书在房间里看电视，电视上李鹏还是那样板着脸，端着一副“我是谁”的架子，眼神里充满了对学生代表的蔑视。时不时的还晃悠着两条大腿。前进忽然敲门进来，说：“我老爹被从北戴河叫回去了，看来军队真是要介入了，咱们得赶紧回北京，晚了没准还进不去了。”

“有那么严重？”我有点吃惊。

“现在看来当然严重，咱们先回北京再说。”

前进叫秘书赶紧订机票。

动身的前一天晚上，又是他的一帮哥们儿来送别，餐桌上，他们聊着这个“盟”和那个“盟”之间的从古到今的历史争斗，我却发现一种“油”面条特别好吃，是我在内蒙古感觉最可口的一样食物，自顾自的吃了两碗，被旁边的一个蒙古汉子发现了，一把抢过我的第三碗，着急得他半天也说不出完整的汉语句子：“你、你狗日的……我、我不吃、你不吃、不能吃……”，前进见了，赶紧说：“这种面是好吃，但是绝对不能多吃哪怕一口，到了胃里它要膨胀，有人就被它撑死了，幸亏我们这个哥们儿发现得早——嗯？你吃了多少碗啦？”

“两碗。”

“我的妈呀，你赶快吃点消化药吧。”

“没有问题吧？我是大胃，下乡的时候一顿饭吃过一斤二两米饭外加一个红薯。”我很不以为然。

二十一号下午，我们回到北京。

在首都机场，不见小高开车来接，他打来电话，沮丧的说：“我这胡同串子也不顶用了，到处是堵解放军的人群，还设了障碍，人家见我这黑牌车，拦住动员我让撤资呢！对不起了老板，您想办法进城吧！”

我们叫了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好了，随便他绕，只要能绕到离民族饭店最近的地方就行。

才开出机场，一个三米多高的标语牌立在马路中央，上面用墨汁写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国要深思。改了一个字，治蜀变成了治国。

到了民族饭店，我迫不及待的要见到我的那些朋友，大轴迷迷糊糊的接了电话，说他们昨天晚上在大街上奋斗了一夜，才刚刚上床睡觉。“你看着吧，当兵的进不来！”说完了还让我去他家吃晚饭，然后一起去参加“抵抗军队入城”的活动。老季在电话里让我先去他家。这老夫子在电话里都显得有点激动。可是我这个时候却开始止不住的腹泻，两个小时就去了五趟厕所！就是因为那两碗油面。

市区里所有的公共交通都陷入瘫痪，而我却拉得浑身无力。我挣扎着走出饭店，想试试大街上是否像大轴说的那样，自行车可以招手即停。果然，当我还犹犹豫豫地举起一只手来，马上面前就停了一辆自行车，一个中年人叉着两腿笑眯眯地问我：“小妹，您想去哪儿？”

“天坛东门。”

“上来吧，坐稳了，我骑得快！”

嗨，这真是比过去还方便了。我一溜风的到了老季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