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151209
问：社会调查发现中国民众不需要西式民主，结论可靠吗？
答：从方法论角度，一个社会调查是否可靠，就要看它的调查主题和关键概念的界定、问卷结构、抽样方法、以及统计方法是否符合测量学的基本要求，如果各项要素均按照测量学要求进行，那么结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般来说，要得出“中国民众不需要西式民主”这样的结论需要相当谨慎，一次调查的问卷和样本构成了一个特异性的情境，将特异性的情境下得到的有限结论做大范围的推广存在极大的风险。
例如，可口可乐公司在1985年曾经为新配方可乐推广曾经做过一次大范围的消费者调查，受访者对新配方可乐表示很满意（60%的受访者在无标签试饮评价中认为新配方比老配方口感更好）。因此，有此调查数据支撑的营销部门信心爆棚地耗费大量费用用于新配方可乐的营销推广。结果，消费者却并不买账，导致新配方可乐彻底的营销失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调查时所建构的社会情境具有特异性，明显区别于购买时的情境，在前者得到的好评，与后者并没有必然的相关。
再例如，美国印度裔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普塔和辛格（Gupta & Singh,1982）曾经对印度以父母包办为基础建立的婚姻家庭，以及美国以自由恋爱为基础建立的婚姻家庭进行跨文化的比较调查研究，使用同样的问卷，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印度以父母包办为基础建立的婚姻，在5年后夫妇双方都比美国以爱为基础建立的婚姻更感到满意而持久。这个研究的结论被广泛的引用，经得起方法学的检验。但能否从辛格的调查研究中得出印度的包办婚姻比美国的爱情婚姻更幸福呢？不能。因为在这个调查研究中，虽然使用了同样的问卷（Rubin Love Scale），但由于受访者所处的社会文化不同，因此由问卷与受访者以及所处社会文化共同建构起来的调查情境，印、美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蕴，换言之，印度包办婚姻中的夫妇的“满意”，与美国爱情婚姻中夫妇的“满意”其实不能简单地比较；印度夫妇评定为10分的“满意”情境，让美国夫妇来评定，恐怕1分也得不到。
不仅如此，像我在指导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时，有一个组的学生想去旁边的高校做访谈调查男生的择偶偏好议题。我告诉他们，男生去采集的数据，与女生去采集的数据也不能简单地合并。因为调查者不同，也构成不同的具有特异性的调查情境。原因很简单，女生作为调查者去拦访邻校的男生，想了解他们在选择女朋友方面有怎样的偏好，调查者自己就是一个干扰变量，她会成为受访者回答调查问题的一个“锚”。
回到有关中国民众政治态度方面的有关调查，如2012年底2013年初展开的第六轮“世界观念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平均支持水平为7.5分（总分l0），完全可以与许多民主国家相媲美。又比如，Tang Wenfang、Michael Lewis-Beck和Nicholas Martini等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AChinese Popularity Function指出：基于3763份随机调查的研究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为8分（总分10）。此外，世界著名的皮尤调查中心2010年的“全球观念调查”显示，87％的中国人对“本国前进的方向表示满意”。又比如，2008年德州农机大学和北京大学合作展开的一项民调显示（李连江论文Hierarchical Government Trust in China），85％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央政府强烈或温和支持（对省和县级政府支持率略低）。
在相信这些调查遵循了方法学要求的前提下，类似跨文化调查的结论的采信必须相当审慎。中国社会的受访者、中国社会的文化、以及问卷题目本身共同建构了一个迥异于在其他国家做同样调查所建构的社会情境，这种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当悬殊的调查社会情境使其得到的数据结论必须置于特殊性的社会情境才能解释，而不能轻易地迁移到去情境或异情境下进行比较。例如，中国民众对政府评价的8分，与美国民众对政府评价的8分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蕴和内涵。即使是中国民众评价为10的情境，让美国民众来评价，完全可能连1分也嫌多。这与古普塔和辛格对印、美婚姻满意度的跨文化调查研究的例子相似。
那么，造成这种中外跨文化社会调查数据无法简单比较的原因，主要的包括如下几项：
首先是受访民众，他们对一些概念的理解与国外民众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例如“民主”、“选举”、“自由”，等等。（可参考阅读Q&A150827 《为什么〈1984〉里会说“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点击“阅读原文”可直接跳转访问） 中国民众所理解的“民主”、“选举”与西方民众所理解的“民主”、“选举”具有大相径庭的理解。这就好比，一个人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另一个人说“没有爱情我活不下去”，他们所谈的“爱情”可能截然不同。
其次是调查本身。中国民众对接受调查与西方民众接受调查的感受和知觉完全不同。作为成熟自由社会的西方民众，对接受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调查不过是司空见惯毫无压力的平常事，而中国民众，特别是底层普通民众，他们对接受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调查，无论调查主体是境外机构，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都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他们会承受到无形的压力，说“正确的话”比说“我想说的话”更重要。而且，中国社会民众普遍的经验是，在公开场合涉及敏感议题（如对政府的评价，对西方民主的看法）都会自动激活心理防御机制，倾向于表达“正确的意见”，而中国民众心照不宣的“正确的意见”显然就是掌握了垄断权力的官方希望的那样，每天的新闻联播都有示范。
除了上述二者之外，中国民众从小学开始就接受系统的、循序渐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他们对一些议题已经形成了按照固定模式回答的条件反射，这跟多次参加政治思想品德课程的考试，多次参加政治学习会议精神传达的经验，多次观看新闻节目阅读报纸社论，等等诸多的“训练”有关。即使他们不介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但他们最习惯和最自然的反应就是以最熟悉的话语体系来应答。
综上所述，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明澎老师所主持的调查并以此出版的《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一书所得出的结论，“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而不是外国的民主”，是否可以采信。只需要用脚趾头稍微设想一下：如果调查得出的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张研究员的专著能否出版面市？他申请了课题经费，耗费了时间精力，得到了组织的支持，有可能得出一个不能公开出版面市的结论吗？
对类似的调查研究所谓的“成果”太认真，你就输了。
2015-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