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遥：扎克伯格压根没准备做那样的慈善

用捐款额来和扎克伯格对比，境界已经低了好几个档次。扎克伯格写给女儿的信里，平实的文字里涌动着着改变未来的霸气。他在信中简洁清晰地阐明了他认为当下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改变未来需要通往的方向。他希望的父爱，是留给女儿一个更好的世界，所以他愿意用他的所有来积极地促进改变的发生。

但因为他提出要“拿出来一笔巨款”，所以满社会都着急地解读为他要做慈善了。扎克伯格在他的信中，已经说明了一点，他认为我们现有的人类社会不应当仅仅追求正义或者慈善，而是为了人类更伟大的进步。

如果不仅将改变社会理解为慈善，还仅仅惦记着捐赠的那个数字，扎克伯格的行为，颇类似于国内老生常谈的“裸捐”。虽然有超过七成企业家捐赠额为零，在国外成功企业家热衷慈善的影响下，国内也有颇多企业家高调宣布过裸捐，事后大多雷声大，而难以见到雨点。这其中，并非证明所有的企业家都是诈捐。企业家所拥有的资产，更多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而非现金。在我国的公司制度、税法和慈善相关法律的限制下，股票捐赠模式现在还没有很稳健的机制。

最典型的是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先生，他宣布股票捐赠发起慈善基金会之后，首先遭遇的就是基金会发起“只接受现金”的规定。而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股票减持套现还需要证监会的批准。同时，政府部门还要考虑到股权变更以后，控股股东的变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最终，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解决了各个技术问题，但留下了最后一个问题：新成立的慈善基金会接受了股权的捐赠，但必须支付5亿多元的所得税。

作为对慈善事业的支持，政府特批可以缓至五年内交齐这笔税款。对整天高喊逼捐的人群而言，应该从来不曾了解过这些技术细节。并非国内的企业家天生的不爱捐，而是在现有制度下做好事也相当困难。

相比而言，国外成功企业家得益于更成熟的法律机制，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处置资产，也有更多裸捐的事例，使得成功企业家做慈善帮助世界成为一种风潮。

但是做慈善的企业家一大把，对扎克伯格的质疑唯独多，首先还在于他太年轻。扎克伯格今年不过31岁，相比于老牌富豪们，他还没有在人生岁月中享尽财富带来的快乐，青春的气质上看不到那种老持沉重的笑容。在人生中这么早的时候，就喊出要拿出几乎所有的股票，在美国复杂的税务系统背景下，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为了个人的避税，包括如何更好地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

在传统的工业文明模式下，企业的成长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也只有到企业达到足够规模之时，个人财富的积累也方能同步抵达巅峰。此时，从企业管理中抽身出来从事慈善的企业家，已经白发苍苍，膝下也是儿孙满堂。在这样的历史里经历太久，老年人和阔太太成为慈善的标签。

扎克伯格的时代一晃就到来了，财富积累的效率已经大大提高，胡子还没长齐的年纪，财富积累的过程已经提前完成了。扎克伯格等一批硅谷新贵们的出现，大大改变了慈善世界的结构，一群小年轻开始大把的捐出资金。财务自由的人群愿意更早的推动人类发展，没有什么不好。或许他们还没有饱经世故，不够成熟稳重，但对于改变世界来说，早一些开始总会更好。如果在他们的努力下，有更多的青少年有了更好的未来，在这一批人成年以后，又可以出现新的人接过改变世界的接力棒，让这个善循环滚动起来。

根据福布斯2015年的排行，全球40岁以下富豪排行榜里，扎克伯格财富排行第一，还甩出第二名近5倍，年纪最轻。即便和爷爷辈的人放在一起比较，他的财富也排在第16位。扎克伯格过于着急地把爷爷辈们的事情都干完了，成为一个出头鸟，躺上几枪也在所难免。

在美国这样的诚信社会中，一个土豪夸下海口以后是否会兑现，可以静观结果。而试图找出扎克伯格避税的问题，完全无从立足。像许多富豪一样，扎克伯格没有计划将过多的财富都留给后代，他和许多富豪也不一样，根本没有打算做传统的慈善，也没有成立慈善基金会，而是用他承诺给出的钱发起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法律主体本身就不是有效的避税选择。

撇开是否慈善，无论企业还是慈善机构，都是服务于特定目标的有组织活动。在美国的税务机关眼中，只是基于机构目标的不同而在纳税上有不同的区别。慈善类型的机构属于非营利组织，根据联邦税法501(c)(3)条款，如果严格从事法律限定范围内的活动，可以免税，洛克菲勒、比尔盖茨等人都是依据这一条款而捐赠发起的基金会。

扎克伯格选择以公司的形态接受他给出的股票，就谈不上避税了。而有限责任公司的活动范围就要灵活的多，他可以以公司为基础，继续保有对脸书公司的控股权，可以灵活地持有股票，自行决定套现比例，不至于因为股权的变更而对公司的运营产生影响，也可以决定是否投资或者营利。

而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对慈善的理解超越了传统的侠义理解。改变人类社会的梦想，可以被理解为广义的慈善概念。但如果要符合法律条件下免税的身份，成立相应的慈善组织，就成为了实操中侠义的慈善概念。免税的慈善组织，会受到三重束缚。其一是基金会必须有相应的章程，章程作为基金会的宪法，不能轻易变动，而基金会的运作也必须严格限制在章程范围之内。其二是基金会所在地的地区法律的规范。其三是要受到税法的限制，不能越轨。

扎克伯格在宣布给出99%股份用于人类进步事业之前，也常常豪爽地参与传统慈善活动的捐赠。今年初，在非洲埃博拉病毒肆虐的时候，他和夫人向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金会捐赠2500万美元，用于抗击埃博拉。2015年6月，扎克伯格夫妇向“美国梦奖学金计划”捐款500万美元，为无证移民学生提供奖学金。此外他还向旧金山的一所公立医院捐赠了7500万美元。而在他的诸多传统慈善捐赠之中，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滑铁卢。

2010年，扎克伯格捐赠一亿美元，计划通过五年时间改革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公立学校体制，他的捐款加上地方的配资，总的项目金额达到了两亿美元。美国的公立学校存在诸多问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公立学校的资金不足，教学质量也不尽人意，而这些学校往往是社会底层家庭子女就读。免费的教育本是惠及全民的好事，然而阶层的差异影响到学校的教学质量，进而影响到阶层的流动。扎克伯格想象中的这个乌托邦，能够为底层社会的儿童提供更好地教育和医疗，给予底层社会的儿童同等良好的发展机会。

两亿美元的改革尝试面对一个已经稳定的社会体制而言，只是一次昂贵的水漂。这次试验中也有好的成果，也有学生必须前往治安更差的地方就学，还有学生的测试成绩出现了下降。扎克伯格最初期望达成的改革目标大部分落空，他希望在学校中只保留最好教师的初衷，就敌不过教师工会的压力。这个项目在执行过程中，还有一点饱受批评：付给顾问的费用高达2100万美元。这也是传统慈善模式中备受批评的一点，慈善活动不一定能够达成发起时的初衷，而本身首先成为了一个产业，养活了一大批人，包括日薪达一千美元的顾问，数倍于普通教师的酬劳。

如果扎克伯格继续在侠义的慈善领域内推进工作，这次捐赠遭遇的困境还会持续出现。在复杂的社会体系之中，慈善活动只是其中一个激发改变的力量，而且在法律的限制下它无力挑战社会中其他的力量。许多良好的愿望，正是在世俗社会的强大助力下最终落空。

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来临以后，世界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变化之中，社会中面对的问题也是不停的变化。为一个既定目标设定了慈善机构，很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就面对社会的变化而显得格外尴尬。这样的问题，在我国也已经出现，曾经如日中天的希望工程，为贫困地区修建了大量的学校，帮助了无数儿童。但仅仅数年之后，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的到来，诸多漂亮的学校因为缺乏学生而被废弃，希望工程实质上已经不需要存在了。

互联网行业起家的扎克伯格，更难于从起步开始就将自己改变人类命运的目的用机构的章程自我设限。为此，他如今选择了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可以很方便地管理股权和资产，并且有更大的自主权灵活决定未来资金的走向，不必如非营利机构一样，需要在重重限制下进行有限的活动。

这个公司可以不用服务于一个特定的领域内的慈善活动，而是根据他个人的判断和社会的演进自如的调整。这个公司可以更加自由的配置资金的走向，而比尔盖茨就必须遵照章程每年必须捐赠其全部财产的5%。而面对社会中各种力量，有限责任公司也有更大的便利全面应战，包括非营利机构严禁触碰的左右任何层级的选举。在现实生活中，选举是改变权力结构影响资源分配的核心要点，我想，扎克伯格现在不愿意放弃争取在这个层面的博弈而去继续构建他的乌托邦。

这样的做法当然也有危险。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如果有一方力量过于强大会带来失衡。传统非营利机构改变社会的方法更为缓慢，也相对稳健，老老实实的在划定的范围内与其他社会力量博弈。如今扎克伯格希望带来更大的改变，如果走偏了方向，也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对这一点，与其看做一个风险，不如看做理想主义的回归。早年的非营利机构带着强烈的改变社会的理想，勇于挑战最强大的极权，在社会各个层面四处出击，对南美洲的那些独裁者也毫无顾忌。但伴随着国际秩序的变化，和这些机构的官僚化，非营利组织也在法律的限制下逐渐形成更稳健的工作模式。这种形式上的稳定，又带来了产出上的不稳定。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腐败问题严重，慈善组织进入当地必须和当地政府的合作，如何真正让善款落到实处就成为考验慈善组织的难题。如果仅仅拘泥于法律从程序上履行合作，在事实上是丧失了更大的社会理想。对非洲多年援助，但社会问题依旧严重就是现实。要改变社会，非营利组织自身也需要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做出改变。

扎克伯格关注的移民问题就是典型一例，如果不通过立法的改变从社会制度上赋予移民权利，而仅仅在教育、医疗方面提供传统的慈善帮助，顶多对他们的境遇有一些有限的修补，而无法从根源上解决他们遭遇的困境，甚至于很可能像新泽西教育改革失败一样，并没有带来实质上的改变。

犹太裔的扎克伯格希望在教育、医疗和移民领域作为突破，他怀有更高远的目标，不希望拘泥于现状，而积极改变社会秩序。对此，绝不能用传统的慈善思维来思考他的行动，能够期待的是，他怀着更高远的目标来改变人类的命运。这种勇敢的尝试，其积极意义在于，这是互联网时代针对现有慈善体制缺陷的探索，是理想主义的又一次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