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体的世界远非平原万里，而是峰峦层叠，网络结构对于传播的限制几乎是决定性的。

前天”七条微博案“开庭，#Puzhiqiang 的标签一度进入了推特的热词榜单，对于已被当局打压至奄奄一息的推特中文圈来说，这不啻是一大传播成绩。经历八平方，深入民间，知行合一，与底层，媒体和学者都有直接的互动，Pu 律有着自己独特的道义资源，这种资源自然激起更多的民间反对和国际关注，也迫使当局将民间舆论纳入考量。
 
然而，残酷的事实在于，不管看哪个参数，中文政治话题在国际互联网上的存在感都是极低的。与其他几乎无人问津的受害者相比，推特关于”七条微博案“的讨论已经达到了难得的热烈程度，但也只有同一时期星战系列电影讨论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这里还要顺带扑灭很多中文推特用户的“虚假希望”：大部分中文用户看到的trending topic都是基于用户所在位置和关注对象，所以，大部分热词并不是全网热词，而是用户所在网络的热词而已。一个新注册推特的用户，在TA的主页上，多半并不能看到Pu 律的英文名。
 
去年，即使是登上无数封面头条的雨伞运动，其互联网传播也往往局限在本地网站和特定的脸书群组，在非汉语区受众中的知晓度并没有很多中国人认为的那么高。说一个不太具备代表性的数据，在我就读的某公立大学社科系，一个项目里的八个美国博士生，只有两位听说过雨伞 movement。在整个国际传播的语境下，非英语话题的线上传播本就存在明显的劣势，而中文话题相比其他语种，又是劣势中的劣势。

既有的大部分研究也直接绕过中国话题。有学者曾经分析过2009年到2013年的推特数据，在他们选取的近两百个热门抗争政治话题中，美国占~领~运动绝对是老大，伊朗，巴西，土耳其，保加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家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翻遍目录，却没有一个话题来自中文世界，包括港澳台。

数字媒体

数字媒体的世界远非平原万里，而是峰峦层叠，网络结构对于传播的限制几乎是决定性的。中国学者吴晓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全球互联网根据语言等形成了明显的文化区块，用户在各自的文化区块中使用本土化的网络服务。而这种文化上的界限，正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加深。宾大传媒学院的González-Bailón在线上抗议的动员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她最新的合作论文发现，抗议的线上网络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洞。即在紧密连接的多个社会网络之间，存在着若干关系的断裂，导致关于抗议的消息，只能通过非常少的关键节点传播到更广的人际网络。而即使是如此稀疏的关键节点，也没有在抗议中被充分激活。大部分抗议的传播，都受制于这样一个存在断裂的网络。
 
明显的网络断裂一直都是中国政治话题传播的瓶颈。有限的话题影响力，与普通中国人对国际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执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八平方之后，传统外媒在中国政治反对群体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威望，人们相信外媒是传播异议信息的有效渠道。近些年维权圈争论联系外媒是否会触怒当局，也是预设了外媒会对国内政治造成实际压力。过渡到社交网络时代后，中国网民首先接受的则是互联网带来民主自由的叙事。美国政府对网络自由的呼吁，谷歌在中文互联网场域下的标签化，又加速了这重叙事的建立。
 
凑巧的是，在国际互联网寡头化趋势出现以前，主要的社交网站在中国已经相继无法访问。所以，很多中国网民对互联网自由的认识，还停留在早期谷歌年代，那个信息自由高过商业利益，小众媒体还有大量发展空间的年代。在反极权的抵抗性认同下，向往自由世界的人更容易相信技术乌托邦的论调：技术将世界上的个体平等连接起来，参与的人越多，反对的力量就自然越大。
 
欧美学界在数字抗争上的研究也常常过分强调数人头的个体能量，而忽略限制这些能量传播的结构性因素。近几年一个常被提及的理论思路，是用“连接性行动”去替代传统社运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讲求社运组织的动员，连接性行动则依赖于个体化和去中心的参与，被认为是数字媒体情境下新型的抗争模式。然而，我不只在一篇博文中提到过，真正的个体化和去中心社运极少出现，许多打着去中心牌子的动员，实际采用的是典型的传统社运模式。因此，作为理论的“连接性行动”，尚缺乏有力的经验数据加以证实。不是连接行动打破了网络结构，而是网络结构可以有效限制连接行动。
学界的讨论加上民间的一厢情愿，让许多人一方面重视国际传媒与互联网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没有真正思考传播的结构问题。有效的反对是有条件的，它需要一个合适的网络结构将反对声放大，这不仅适用于将话题传播到国境线外，也适用于话题在不同的国内群体间传播。不论微信和推特上特定圈子的讨论有多激烈，本地化的传播特征带来的结局只有话题的内耗：当局一次次使用拖延战术，而民间的表达能量和传媒关注则一点点耗尽。本地化的交流甚至带来一种意见繁荣的错觉：朋友们都在发声，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结局很快就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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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则往往是，有人在关注我们，但关注的规模远远达不到有效传播需要的水平，关注的结构更是将讨论限制在非常封闭的群体中。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互联网的自我孤立，传播的障碍会变得更多，关键节点的作用就会越大，对关键节点的直接和间接打压也就会更严重。
 
民间抗争已经走过很多个年头，关于政治反对的浪漫叙事也越积越多，在”七条微博案“的传播上，关注者转发着当事人的生平故事，从广场上的口号，到后来的维权，到最后的审判。电影《辩护人》的情节时不时出现，成为故事线上悲情的点缀。浪漫叙事虚化了对抗的焦点，将反对降解成了道德控诉。
 
可惜，道义的胜利并不能扭转行动的失败，缺少传播策略的道德资源无法长期积累。我们必须承认自己进入了一个传播困境，我们反对，然而并无效果，我们可见，然而并不重要。自由不仅有道德，还有其结构。
延伸阅读：
Barberá, P., Wang, N., Bonneau, R., Jost, J. T., Nagler, J., Tucker, J., & González-Bailón, S. (2015). The critical periphery in the growth of social protests. PLoS ONE, 10(11), e0143611. http://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43611
Bastos, M. T., & Mercea, D. (2015). Serial activists: Political Twitter beyond influentials and the twittertariat. New Media & Society, 1461444815584764.
González-Bailón, S., & Wang, N. (2016). Networked discontent: The anatomy of protest campaigns in social media. Social Networks, 44, 95–104. http://doi.org/10.1016/j.socnet.2015.07.003
Wu, A. X., & Taneja, H. (2015). Reimagining Internet Geographies: A User-Centric Ethnological Mapping of the World Wide Web. arXiv:1510.04411 [cs]. Retrieved from http://arxiv.org/abs/1510.04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