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洁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袁氏称帝，莫论当世、后世，嘲讽与恶评已经熟悉——是为“共和的变质”。但需要源究的是，若依常识论，辛亥以后，共和已成大势；仅隔三四年，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左右又为什么推其称帝？党派纷争、民党与北洋龃龉，最后何以通过帝制作为一种了结；而这个了结，又是怎样终结的？从洪宪发生以来，我们就处在一个革命史叙事框定的范畴内，是为“天下之大不韪”、“祸”与“逆”。但如果把二次革命、洪宪帝制，及两年后的丁巳复辟连成一线来看，帝制在语词中构成的反动，在时势中却并非全然如此。从袁世凯到溥仪、张勋，帝制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利益群体谋帷能成，综计而言，它是蟺变中的时势、激变时代那些不及转身的社会、人群共同推促而成。袁世凯从共和元勋走进帝制窄门，而“终于气死”，洪宪大幕的缘起及其收场，联结的是辛亥到北伐十数年间中国政局的跌宕，寻求秩序和继之而起不断的失序。
袁世凯登上“琼楼最上层”，须从辛亥年的“非袁莫属”讲起。时，清廷内阁总理奕劻，协理徐世昌、那桐于9月联合上奏，称袁世凯“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主动辞职，希望袁氏出山掌政。武昌起义后，很多人要求“启用袁世凯统兵平乱”，清廷也从10月14日到26日连续发出七道谕旨，催促其出山。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后，立即派人赴湖北与黎元洪接洽，表达“和平了结”之愿，黎元洪在复信中说：“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11月8日，身在汉阳前线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也致函袁世凯：“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黄兴还对袁世凯表达过“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这样的话。立宪派更是集体拥袁。张謇就认为，“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严复在武昌起义后积极为袁氏奔走：“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的声光也是一时无两。许指严《新华秘记》中记孙中山辛亥后初次北上，谈及袁世凯，语多赞赏，说袁某真能办事，气度亦自不凡；又说：“袁氏初见面时，颇含一副至诚推解之态度，绝不似权诈之流；及谈吐稍进时，深心辨识，则觉其语有锋芒，眼光四射，洵非寻常可以窥测之辈。然我终疑成见在胸，有意探测其挟城府相临耳。及考其行事，乃全与所言相左。然则彼固一魔力惑人之命世英雄哉！”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近距离与袁世凯交手，他对袁氏的概括，与陈其美所说“诚老官僚中之极有魄力者”有相同的命意。后来，孙中山也屡次表示，袁世凯为“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尽力于社会事业”。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宣布辞职，并咨文参议院：“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两天后，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并于当日发出致袁氏通电：“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定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1913年6月，盛宣怀致函孙宝琦，谈袁世凯：“实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底定共和的袁世凯在辛壬之际是众望所归的共和领袖。因此，在政敌眼中，他有极深的城府，有老练的宦术，但他仍然是一个“命世英雄”。
“袁氏之恶，实若辈以济成之也”
辛亥到乙卯，可以梳理几个关键事件：第一次国会选举、党派纷争、宋教仁案、二次革命、袁记约法。从中能清理出从共和回转向帝制的些微线索。民初政乱，“各据旗帜，奋矢相攻，彼此立于不共戴天之地，而全国乃骚然内讧”。尤其是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对袁世凯处处掣肘；赣宁之役则在实际上打破了辛亥年袁世凯与共和制度妥协而达成的暂时平衡；二次革命旋生旋灭，袁世凯以强势登临了辛亥革命没有全部赋予他的民国“第一人”宝座。在民党的咄咄之下，袁世凯由弹压兵乱、整肃政党，而逐步走向全面独裁。这是一个过程，也是时势和党人作用的结果。
帝制策动，“皇长子”袁克定以及各路政客，诸如筹安六君子，军人派段芝贵、雷震春、张镇芳等人，梁士诒、陆建章、袁乃宽和各形形色色的“法律家”，及至后来的请愿团、国民代表，是常识中的帝制推动人群。这里，无法展开全面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并非全然如戏台上敷着白脸的“曹操”。有为个人、群体权、势、利所计，也包含各种复杂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想。重回帝国，对经历了民初政乱的时人来说，甚至还包括了对秩序的一种试验。
且以黎元洪和徐世昌为例。较那些活跃于舞台之上的政客，这两位民国重镇实际上更深度参与以至决定了政局的走向。
而当劝进已成浩汤之势，黎元洪携杨士琦共同拟定的“总统世袭制”，便筑就了通向帝制的一条捷径。这是在筹安会发起以后。黎元洪说，“迩者筹安会诸君，讨论国体，崇议闳谟，至深钦佩。大总统圣神天纵，轶五超三，尊号之上，讵为阿好，况元洪受恩深重者乎？”“元洪爱民国尤爱总统，私心耿耿”，然而默观时势，障碍颇多，办法就是——“总统之号不宜变更，继承之法当为厘定”，厘定为“总统世袭之制”：
既有君主之实而避其名，天下之人，复晓然于国体之不更，储君之确定，皆可以相安无事，事关宪法，亦无外人干涉之端，且与大总统先后誓令，尤无违反。解除危险，绥靖人心，长治久安，莫善于此。敢撮所见，质诸高明。（张国淦：《北洋述闻》）
继而，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正式呈请总统世袭制，“继承法最为重要，亟应于纂订宪法时特别注意”。在这份呈文中署名的，还有政事堂右丞钱能训、外交总长陆徵样、内务总长朱启钤、司法总长章宗祥、农商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梁敦彦、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和税务处督办梁士诒。财政总长周学熙另有单独的、内容相似的呈文。袁世凯阅后，在呈文上批了“存”字，同时,外交谘议魏宸组呈，草定宪法，宜明定大总统之子孙继承大总统，不用帝制之名而行帝制之实。魏宸组的呈文末段，有“迨大勋告成，吾民迫思功德，恐此事有群起而上尊号者，大总统虽欲坚拒而有所不能”。徐佛苏又有呈国务卿徐世昌文，谓大总统推荐后任大总统时，“只当限于一人，举贤举子，纯任自由”，这样就不会因“世袭”的名目而招致各国疑虑，“倘待至时机成熟，欧战了结，东亚均势问题回复之后，他国不能独立发难，而国内政治益理，民困渐苏，则虽毅然变国体，风行草偃，水到渠成，谁能御之”。以上种种，在“世袭”二字的掩蔽之下，帝制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
另一个大人物徐世昌，则自始至终默不出声，一直到南方纷纷宣布独立，反对帝制之呼声已甚嚣尘上，张国淦两度赴津请徐世昌进言，徐却说：“我本不赞成帝制，但是已闹到这样地步，取消两字，叫我对项城如何开口?”张再劝，“帝制何等事？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不能站住，就当走开。现在大局纠纷，人心浮动，帝制不能贯彻，总统地位又何以安居？”徐依旧表示“整个更难开口”，“退位一层，此时实在不便说”。徐世昌老宦练达，以他当日的地位，不开口，实则对袁氏亦构成姑息。拉长到后来的丁巳复辟，徐世昌参与了和张勋最初的联动。一直到复辟失败，报章间还有如若东海出山，则“北洋诸臣早已俯首称臣……”这样的话。
徐世昌对帝制的暧昧态度，也证明了他并非“共和”股肱。更有传闻，革命党在此过程中曾有故意怂恿之举。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对此事有简略记载，消息出自日本驻华使馆的剪报，大意是说，中国民党欲怂恿袁为帝，乃倾覆之。有关革命党以帝制诱袁氏走入覆亡的史料，仅举此一条。聊备一说。徐世昌，抑或民党，从中可以看到当日中国政局之诡谲。由帝制入民国，而民国再入帝制，君宪派、革命派，老新党、旧官僚，旧人入了新世界，其间所历，有人事与权争，也有理念与现实，许多矛盾、许多怀疑。袁世凯既登临琼顶，亦在漩涡中心，被裹挟在了君宪与共和的稠浊当中。蔡锷、唐继尧、李烈钧打响护国战争，通电全国时用过一句口号：“天祸中国，元首谋逆。”洪宪帝制之成“天祸”，复杂也正在这里。
内层可归之于“姑息”，外层则明显有“养奸”之嫌。民国初年德皇威廉二世与梁敦彦谈及国体问题，就说共和不合适中国国情，当建立强有力之君主制度。袁克定1912年赴德，威廉二世宴请他，力陈中国应实行帝制：“我德誓以全力赞助其经营，财政器械由德国为无条件之供给。”威廉还将所谈内容写于信中，让袁克定带给袁世凯。袁世凯阅后很高兴（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德国人对袁世凯的影响不仅仅从这只言片语中透过来，早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代，德国就是他的仰慕对象。袁属下军队的器械、操练方式等都来自德国。威廉二世对中国帝制的支持，无疑给袁世凯打了一针强心剂。所以朱启钤说，“帝制之兴，盖造端于德国。”德国以外，英、日实际也都在暗中推助。所谓“英日同盟，皆不愿东亚有共和国”。朱尔典面见袁世凯，说到辛亥革命时，英国就曾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并且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
时总统府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是更为众所周知的“帝制鼓吹派”。1913年3月15日古氏与中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聘用合同，配合中国制宪，期限为三年。基于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古德诺从一开始就反对在中国实行美国式民主。他倾向于中国在共和制下采用总统制，并主张新宪法应当赋予袁世凯比美国总统更大的权力，以塑造一个强势政府。认为古氏一开始就在为袁世凯的帝制帮闲，这有失公允。1915年古德诺从美国再次回到中国，应袁政府的要求于8月3日提交了一份各国政治制度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备忘录，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亚细亚报》上的著名的《共和与君主论》，末段云：“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平心而论，古德诺关于中国政情的论述，并无明显偏见。
讲到辛亥由帝制而变共和的仓猝，以及君主制对保持政治稳定的作用，与杨度“君宪救国论”相似，立论的要点都在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共和的民情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树一君主，确立威权，反而有助于立宪的实现。他以学者的身份发表对中国现实的评论，并没有溢出学术道德。张国淦也在《洪宪遗闻》中说，有人言古系受中国政府指使，似不尽然。这是事实的一层客观。在另一层客观上，古德诺这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共和制行之则较难”议论，又立即为当日中国怀着各色心思的政客掐头去尾地接收和利用。“易”和“难”被转换为“优”与“劣”。在此文发表后遭到中国国内舆论的指责风暴后，古德诺曾亲自出面辟谣，声明他本人从未断言过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恰恰相反，他认为没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他的政府形式，对某些条件适宜的国家而言，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美国、法国皆是如此；单就中国现实而言，君主制似乎更为合适，但废共和、退回君主，只有在顺利解决政权交接的前提下，才可能；第三，他强调，所立君主乃是有限的立宪君主，绝非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
然而遗憾的是，古氏的这番解说几乎没有被任何一个中国人听进去，指责的依然指责，利用的也依然在利用。1915年的中国，并不存在宁靖讨论君主、共和问题的政治氛围。因此，古德诺在政治学学理上的言论被卷入政治漩涡，并对中国此后发生的帝制闹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袁世凯正是在这乱哄哄的“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鼓噪中，越来越深地陷入皇帝的迷梦。
陶菊隐《袁世凯真相》中记载说，北洋军各营都供有袁的长生禄位牌，军官向士兵宣传，袁宫保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应当祝愿他老人家富贵寿考。每晨下操场集合时，官兵先作如下的一段问答。官长问道：“咱们吃谁的饭？”兵士齐声回答说：“吃袁宫保的饭！”官长又问道：“咱们应当替谁出力？”兵士又回答说：“替袁宫保出力！”因此，在北洋军中，士兵便就养成了“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的奴才心理”。袁世凯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北洋系从上到下“家臣”的“忠诚”假象，无疑也是后人所说“群阴构煽，众邪横行”的历史内容。而在北洋之外，更广阔的、一般的“中国”，确也在极大程度上如杨度、古德诺、庄士敦们所认为的，“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与已经历过的所谓共和制相比，民众更希望一个像样的政府。“彼辈并不知大总统之位为何位？事为何事？终日以无皇帝为虑。”亦甚有乡野村夫，将大总统直呼为皇帝。丰子恺曾记录过，他的乡人总希望皇帝再坐龙庭，“洪宪即位”时，他们认为希望几乎达到了，虽然失败，但“希望总是不断”。这也是一个中国。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对袁世凯、对帝制，都没有指向一致的同仇敌忾。
“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
帝制失败，原因很复杂，西南打响了护国战争固然重要，但最后真正让袁世凯走入末路的，则是他倚为干城的冯、段两员大将。王士珍入民国后就基本不在台前活动，因此民初北洋的军政格局中，主要是冯国璋和段祺瑞两人。
冯国璋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重要人物，“北洋三杰”之一，也是三人中与袁世凯关系最亲密的一个。帝制之议初起，冯、袁之间有一段很出名的对话，袁世凯坚决向冯国璋表明不会称帝的心迹。但是据袁静雪的回忆，袁世凯虽然对冯回应着“没有心思”，实际上，对冯国璋的劝阻，非常生气，当晚就对着家人连声说了“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随后洪宪帝制正式揭幕，冯国璋深有被骗之感。曾对人讲，“我跟老头子（指世凯）这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指对清室），怎不令人寒心！”（恽宝惠：《谈袁克定》）另有一层原因，倘若袁氏称帝，冯、段等人也就永无接任总统之位的可能了。
护国战争打起来以后，形势其实很清楚，能够左右局势的核心人物不是北方的段祺瑞，而是南京的冯国璋。袁世凯招张国淦谈论局势，张即明言冯的关键作用。据张国淦记载，袁世凯反问张，“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张回答说，“不怕他左右袒，就怕他不左不右。”袁世凯“哼”了一声，便不再搭腔。从这里可以看出，袁、冯之间的裂痕已经很明显。早在五将军密电泄露后，西南护国军就希望冯由消极反袁转为积极讨袁，但是冯始终不肯打出鲜明的旗帜。4月中旬，帝制派高调反对退位，袁世凯向美国大借款的消息又甚嚣尘上，加以刘冠雄带领北洋军南下，这些情况迫使冯国璋的态度不得不鲜明起来。4月16日通电袁世凯，“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这封电报，打响了北洋系公开劝袁退位的第一炮，十数日内，冯国璋又接连发了几份通电，“措词之露骨，远在蔡锷、梁启超两人所发通电之上。其仇视袁世凯之程度，比之西南诸人，尤为深切”。出自心腹大将的劝阻之言，给了袁世凯一记重创。
段祺瑞1895年随袁世凯小站练兵，为其股肱，有“北洋之虎”的称号。段、袁产生龃龉是在段祺瑞当上陆军总长以后，掌握中央军权，势力的膨胀也日益为袁氏父子猜忌。夏寿田说：“大公子尤忌之，以其怏怏非少主臣也。”袁氏复辟帝制，北洋众元老大多不置可否，静观形势为主，只有段祺瑞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赞成。随着帝制进程加快展开，态度消极的段祺瑞自然日益被排斥。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劝进后，长达两百多人的赐爵封赏名单上，竟然没有北洋元老段祺瑞，可见袁、段矛盾已然不可调和。此后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派张敬尧、曹锟、龙济光等人前往镇压。段祺瑞暗中指令张敬尧等屯兵不动，袁世凯不得已只好请段祺瑞出山，任命段为参谋长，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绝。袁世凯在中南海设立征滇临时办事处，再次打算起用段祺瑞出任征滇总司令，段非但不受命，反而在1916年2月底，公然提出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的主张。4月22日段祺瑞就任国务卿，5月4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就职后，因秘书长一事造成了袁、段之间的最后决裂。段拟以徐树铮为秘书长，先后托王士珍、张国淦向袁进言，袁世凯就是不同意。段祺瑞听到消息后大怒，说：“总是不答应耳！”即将口中的香烟重掷案上，向前猛推，厉声说：“今日还是如此！”亲自向段传话的张国淦形容，当时“其鼻向左斜歪”。据说，段盛怒时才有此现象，所以有人背后称段为“歪鼻子”，张国淦常在段氏左右，如此盛怒，也仅仅只见过这一回。自此以后，段祺瑞即决心与西南通电，互谋讨袁。袁氏病重，众人皆知“催命二陈汤”，实则，段祺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仍然要牵到洪宪之后的丁巳复辟。冯、段两人在张勋复辟清室的初起，没有明显的反对之意。张勋在天津时曾打探过段的口风，段对复辟未置可否。而冯国璋对清室一向尊荣，恽宝惠还说，“自从清帝逊位以来，这几年中，冯是抱有深深的‘故君之思’并且也是有着‘还政于清’的思想的。”浮于世人眼前的言、行，并不足以推断真实的意图。可以分析到的是，共和与君主，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言行、主张看似翻覆，实际上都是系在政权、军权这一条线上。
唐德刚《袁氏当国》中说，“冯、段二人，袁世凯的两朋股肱也。折其一，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两个同时罢工，袁就瘫痪了……”洪宪帝制失败，也就意味着北洋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了权威真空、分崩离析的阶段。自此，府院、直皖、直奉之间的争夺与缠斗日甚一日。共和的民国变质为军阀混战的民国，而北洋最终的覆灭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跟随着推翻洪宪而登场的各路政党、武人几乎摧毁了革命者有关民主、宪政的全部希望。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割扰，使得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家，“只能作为驱人死亡迫人疯狂的行为扩大与延长”（沈从文）。
共和衍为帝制，形形色色的人穿插其间，有拼命推促的，也有帮忙、帮闲的，还有姑息养奸、以退为进的。袁世凯死后，在纷纷扰扰的惩办元凶和各路政客的重新登场中，也曾有许多人在切实、理智地分析帝制复辟的成因。比如，蔡元培就说过：“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陈独秀也连续在《新青年》上发文，认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而梁启超在他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中，也反复申论，共和-君主，并不与致治-召乱对应；辛亥年他反对共和革命，此时他反对劝进帝制，原因并不系于共和抑或君主本身，他反对一切变更国体的革命现象，因其易生变乱。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共和植根尚浅，有关皇帝的观念却盘根错节。共和的反复、羼杂，是政客与武人，民党与北洋，命世英雄与草泽百姓共同经历和共同缔造的。中间，还纽结着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全不是“复辟丑剧”能够湫尽笼括。在时势与“人心”的多重鼓噪、虚映之下，可以为帝制“自为”解析出一种历史的因果。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