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中国记协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既正常又意外。正常是此前地方大多数省市区已成立这种机构，当然也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加以协调指导、最终裁决。意外是中国作为一个对媒体严格管理和控制的国家，多少年来竟然一直没有新闻道德委员会。
这就像作为一个大陆法系需要成文法的国家，虽然中国还做不到法治，但法制肯定是有了，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唯独在最活跃、影响最广泛的媒体，却一直没有媒体法或新闻法，被人戏称中国的媒体一直在裸奔。
没有媒体法，但对媒体的管控却从来没有放松过，特别是近些年随着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管控更严。除了引用刑法等相关法律外，日常管控主要靠中宣部、网信办、国新办、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等众多党政部门的规定。这些规定不是法律，往往是因为形势和政治的需要，遵照党的政策、会议精神、甚至领导的讲话或批示做出的。
这么多年来，中国媒体的指导方针不管是党的“喉舌论”、坚持正确的“导向论”、贴近群众的“贴近论”，还是这几年推行的“走转改”三项教育（走基层、转文风、改作风），始终强调的是媒体的政治性，自上而下传达党的声音，教育群众。变化的只是宣传的形式和方式，比如官媒也广泛使用网络新媒体，多了轻松的软新闻，也会卖萌，使用网络热词。但就媒体的本质来说还是政治的工具，对它的管理也一直是政治的手段，现在怎么突然开始讲道德，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用道德的手段来管理呢？
近两年，接连出现新快报陈永洲虚假新闻损害商业信誉案、三联生活周刊尚进收企业感谢费案、以及以沈颢为首的21世纪报系集体的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案。这些不是政治案件，通常的政治和政策难以约束。尽管有许多部门制定的媒体管理条例，但面对普遍存在的这类现象，人们认为只是选择性执法。普通人对媒体的“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早已见怪不怪，就是新闻行业内部的认识也不一致。在此情况下，当局认为有必要增加手段，从思想源头和认识上管理媒体，重新强调新闻道德，并设立专门的委员会。
这就像江泽民时代，党纪国法治不了腐败，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时代的 “八荣八耻”，同样也是道德。习近平上台后搞的“整风”运动和“三严三实”教育（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还是道德。道德总是最开始强调，转了一大圈回来，又最后提醒的无奈手段。
但道德又是最靠不住的，它主要靠自律，而每个人在认识不一、面对诱惑、侥幸心理、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对道德的操守和做法会有不同。陈永洲收钱算犯罪，但中国记者普遍存在的收红包又算什么？犯罪算不上，违反道德了，又能怎么样？沈颢领导的市场媒体收企业钱财犯案，而中央巡视组称新华社利用特权搞“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事发后，上海分社只是终止与企业的合作协议，退回未执行款350万元。这种差别待遇又怎么解释？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尚进，为几家企业发表软文后收感谢费获罪，但如果企业赞助给媒体发他稿费和奖金，算违法还是失德，还是什么也不算？
而最大的问题是，媒体的道德，经常和约束媒体的中国政治相互冲突。媒体道德的最基本要求是不说假话，而政治需要说假话。邓亚萍被聘大学兼职教授引起非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出任人民日报高管职务时，说该报60多年从不说假话。一时舆论哗然，大跃进人民日报说了多少假话？文革又说了多少错话？
就在去年，中国由于实体经济滑坡，当局似欲借股市圆中国梦。股市短期大涨80%，泡沫和风险加大，但人民日报称股市并无泡沫，4000点才是牛市的开端。党报如此造势，吸引更多人入市推高，最终股灾。不知是该报无德无能，还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失德？
媒体的道德还要求敢于批评政府，监督权力，揭露丑恶。可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力推正能量，这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就是媒体要多做正面报道，歌功颂德，不给政府添乱。报喜不报忧，又算什么媒体道德？
中国官员前赴后继，因为不能从权力的产生和有效监督方面动手，穷尽党纪国法，最后还是讲道德。中国媒体乱象丛生，因为政治本质和党要专管不能变，存在行政等级、差别待遇，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和开放的中外竞争。媒体彼此心照不宣，缺乏相互监督。政策规定不管用，又不愿专门立法，最后还是重拾道德神器。媒体道德在小问题上管用，但是和政治冲突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