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16年1月28日
擄人：並非侮辱港人智慧，而是黨官「蓄意拙劣」
銅鑼灣書店五人失蹤╱被擄事件繼續燃燒，大陸公安的處理手法十分生硬拙劣，桂敏海兩度明顯「被亮相」認罪自戕，故事造作不合情理；桂擁瑞典籍，瑞典政府認為桂在鏡頭前的表演完全不可置信；其後李波偕妻又出現在一段錄影裏派定心丸，再着港人不必替他擔心，港警也不用浪費資源繼續調查此事，因為他是「自願」回到大陸協助調查有關案件的。
港人對李波竟然不通過正常途徑「自告奮勇」回大陸助查大惑不解，認為當局搞出一套如此拙劣的表演還旨意港人相信其「依法治國」說，若非沒有自知之明，就簡直是在「侮辱港人智慧」。不過，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
首先應該留意的是，中共在香港要做的事情很多，「侮辱港人智慧」難言重要，做了也對中共沒有什麼好處，何必多此一舉？其次，中共的表演能力其實非常 高，大家記得2008年京奧的開幕閉幕表演精采絕倫贏得舉世稱讚，故如果它要在銅鑼灣書店事件及所有其他無數次包括劉曉波、李旺陽等打殺事件裏把事情做得天衣無縫教世人看了口服心服，非無可能。老大哥史達林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大清黨把一眾老布爾什維克擺上法庭公開審判，西方法律界應邀，派了專家全程觀看，結果都認為無懈可擊；中共青出於藍，怎麼不可以同樣做到！然而，它卻選擇了拙劣。
極權的表演：蓄意的拙劣
上世紀1989年發生「蘇東波」事件，蘇聯解體，東歐國家得到解脫重獲自由，前捷克斯洛伐克抗爭領袖、名作家哈維爾（Vaclav Havel）寫了一篇總結在「後極權」體制之下的抗爭運動的長文〈無權者的能量〉（英譯：The Power of thePowerless），其中對「蓄意的拙劣」有深刻解釋。
哈維爾說的「後極權」，指的是蘇聯東歐在史達林式恐怖專制統治隨着史氏死亡而終結、聯共新領導克魯曉夫宣布「社會正常化」之後替興的「意識形態極權」（ideological totalitarianism）。在其後長達30多年的漫長歲月裏，聯共及其東歐兄弟黨的統治者，不再進行大規模階級清洗殺戮，也不再把以千萬計的「不良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亞的集中營/城、把所有異見人士關到精神病院裏；新的統治手法，是把那些駭人聽聞的暴力手法收縮成為一種潛在的、時隱時現的威嚇放在幕後，而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裏透過綿密的公安監視和民眾互相舉報系統，把絕大多數哪怕是極其微小的公開反對與抗議言行完全壓抑。
這種新的管治手段有3個特色。其一是，它不要求受統治者對政權提出的管治論述（或管治神話）絕對的、真誠的信服。事實上，受統治者完全不相信那套管治神話也不打緊，只要在一言一行方面清清楚楚不踰矩，統治者就認為可以了；也就是說，統治者不再進行嚴格意義上的洗腦（史達林時代的洗腦，無效的話，後果就是勞改和殺戮）。其二是，統治者對日常生活裏偶然出現的可疑人士使用的手法，包括輕微的不斷的查問、騷擾和威嚇；無效的話，會進一步以比較公開的干擾生計、切斷收入為手段對付之，兼收殺雞儆猴的作用；再無效，才施用起訴、繫獄等專政手段。其三是，對大多數人而言，不斷的查問和騷擾，已足夠制止踰矩言行，「自願」與政權息爭，甚或主動在某些方面滿足政權的要求，作某種配合。在整個過程裏，政權採取的手段粗糙鄙劣，表現出一種蓄意拙劣。
哈維爾用了一個有名的「蔬果店東的比喻」（the greengrocer parable）。每天早晨，蔬果店東就把運送來的洋葱胡蘿蔔等物品，連同一塊寫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牌子放在櫥窗裏。哈維爾問：他為什麼那樣做呢？他想對外界傳遞什麼訊息？他真心誠意認為世界的無產者要結合起來，並且這個心意強烈得令他必須向公眾表白嗎？他對無產階級如何聯合、聯合之後又可以幹什麼，有過稍微深入一點的思索嗎？答案是，對大多數的蔬果店東而言，那句政治口號不是他們思索的結果，也不代表他們的想法；他們只知道那牌子日復一日地必須放在那裏，不然就有麻煩：起初，有人會指他的店裏頭的擺設不正確；過一會，甚至別人的閒話裏會說他有「不忠」的小毛病，那就不對勁。
反過來說，那句他並無特別感覺的政治口號並非沒有特殊意義；相反，那牌子每天早晨放在那裏，就等於發出一個訊息：「我，某某蔬果店的店東某某某，懂得我應該做什麼而且的確那樣做了；我人品可靠清白無咎行事聽命，所以我該得到安平生活不受干預的權利。」如此，他就可免於閒言閒語甚或打小報告者的困擾。
政權當然知道絕大多數的蔬果店東（乃至一般民眾）對牌子上的口號本身無任何興趣，但政權對此完全不介意；它在意的是行為上的聽命、折服。牌子後面， 是國家機器的龐大「軟實力」，可以致人於生計的死地，甚或更可怕的處分場景。這種跡近流氓的手段、膚淺之極的含蓄、無言而顯見的威嚇，就是政權的蓄意拙劣 【註1】。
當然，今天的「意識形態極權」，有兩點跟哈維爾描述的「後極權」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其一是意識形態方面，純粹的極端民族意識已 經取代馬列毛主義；其 二是「意識形態極權國家」已經掌握更有效的電子數碼監控工具、擁有無遠弗屆的強力部門，根本毋須要求像哈維爾的蔬果店東那樣掛牌子表忠，便可取得同樣的社 會效果，直把幾乎一切不按政權旨意行事者的丁點言行「消滅於萌芽階段」！
蓄意的拙劣：國家暴力的更有力提示
試想，如果中共指令大陸公安系統找等同張藝謀李寧那種級數的政法工作人員，把銅鑼灣書店擄人事件的處理手法弄成無懈可擊的法治典範，令香港人乃至大陸人完全信服，並因此而推論中共是搞真法治的，因而在大小憲法裏承諾了的各種公民政治權利也是可行使的（就像香港多年以來的那樣），結果會怎樣？不消說， 愈是逼真的高超的假戲真做，政權就愈發會「後患無窮」，大有可能一發不可收拾，很快完蛋！
由此可以看到，諸如在「法治」、「人權」等方面表演和表述上的蓄意拙劣，才是「後極權」國家的最佳選擇：它就是要你不相信它說的一套是真的，就是要令你知道那不過是一場表演，而且要你知道，在薄薄的皮相下面，就是雷霆萬鈞、對任何個人或小團體而言都是毀滅性的黨國暴力。
然則為什麼「後極權」國家不乾脆把口號牌子換掉，把假戲假做省去，赤裸裸無保留地直話直說？哈維爾這樣解釋：
假如蔬果店東收到的指令是掛這樣寫的一塊坦白牌子：「我害怕，所以絕對服從。」那麼，店東也許會感到尷尬，因為是明擺着接受國家的強暴，怕萬中有一的某個人受不了屈辱會發作，那就對政權產生不必要的阻力。於是，掛出的牌子上面寫的字必須能夠幫助店東克服那低頭服從的表忠尷尬；必須讓他能夠對自己說：「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沒什麼錯。」方便他掩飾那種服從的屈辱本質，從而可以自欺欺人地把表忠行為置在一個虛假地崇高的心理基礎之上，那個虛假的基礎就是意識形態【註2】。
明白了哈維爾的「蔬果店東的比喻」，就知道為什麼政權會那麼大剌剌地在不同的權力層次搞蓄意拙劣的「法治」/打壓表演：國家層次，有李旺陽事件、李波桂敏海事件，甚或大得多的法輪功事件；香港層次，有電視發牌事件、七警事件；微觀層次，有港大校委會事件等等。所有這些事件，都是政權無懼「拙劣表演」的指控；不怕大眾指摘無視法治，只因為政權高調無視法治，才更顯其體制權力。「老子就是如此拙劣，你拿我怎麼樣？」
從蓄意到本性，從中央到特府
習久成性，在任意、不受民意和制度束縛的傲慢權力底下，蓄意拙劣又會有新發展：自覺的、算計過的蓄意，漸漸變得沒有需要，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慣性的渾然而然。最後，慣性化成本性，各種虛假的拙劣就帶有一種揮灑自如，甚至會有一種主觀的「品自高」感覺。在銅鑼灣書店擄人事件裏，大陸從中央到地方官員的拙劣表演固然堪稱揮灑自如，特府官員上上下下的配合，亦已經是從蓄意拙劣朝慣性拙劣的階段衍化。梁特當政3年多以來，港官行使權力愈來愈傲慢，後一趨勢於是無可避免；近日和廉署有關的檢控和不檢控，亦在在反映這個發展。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註1：哈維爾的長篇政治論文〈無權者的力量〉寫於1978年，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政權還遠未倒台，亦即是一篇地下之作、風險之作；網上英文版免費閱讀下載的連結是：http://vaclavhavel.cz/showtrans. … eseje.html&typ=HTML。
註 2：讀者有興趣深入了解極權國家的管治本質，除了閱讀哈維爾的〈無權者的力量〉之外，還可以參考歷史學者Marci Shore的文章The Sacred And The Myth: Havel’s Greengroc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y Issue In Commumists of Czech。Shore現在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