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隆序：真实的现状，详实的数据，严密的逻辑，全局的视野，切中肯綮的建议，这是大师级的“烟村放牛郎”继《金融的右倾：巧取豪夺背后的监管失序》、《闯关股价双轨制——改革大业的渡江战役》、《最大的腐败：当套现成为一门生意》（格隆汇网站均可查）等传遍网络力作后的又一篇少见的好文。作者是一位骨子里充满正气和悲天悯人情怀的投资人，在他看来，农村凋敝的根子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的需求之路、中国崛起的人才、动力之路只会越走越窄，甚至不排除陷入拉美化的不堪境地。中国是在农村政策上做出全面、重大调整的时候了！郑重推荐这篇长文！
一、农村加速瓦解，乡村正在浮现
大概二十年前，本村一位家徒四壁的50岁农夫，因300元的提留统筹欠款在乡ZF威逼下投井自杀，此事以内参上于中央并经国务院公报，与其它多起农村恶性事件一起累积了足够的政情和民意，最终在新世纪迎来农业税的谢幕，开启工业反哺农业的帷幕。那个年代同样欠税被逼的另一位年同龄村民，侥幸避免了这样的悲剧，他是村里读书较多的文化人，经常给我们小孩讲豹子头林冲和孙二娘。春节之前的一个月，在我们湾附近一条土沟里，他蜷缩的尸体被人发现，没人知道死去多久，是被摔死的，还是饿死冻死的，他独居在家多年，住在镇里的儿子闻讯回家仓促收殓。
这次春节回城较晚，移动4G回乡用户数陡增信号近乎瘫痪，因此凑巧过了一个宁静的，不刷微博微信、也不抢红包的假期，尚未知春节期间，关于农村媳妇、上海女友等城乡话题如此劲爆。于我，难得乡间野趣偷闲，稍有时间陪伴家人，并有心情走访村庄的角落，少时戏耍庄稼地，如今荒径无人踪，新坟旧屋，藏着用一本书也写不完的能让听闻者伤感或愉悦的故事，网上流传的文章道出了很多真相，农村的破败、凋零、活力不再、诗意行远。但表象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悲天悯人并发文艺的哀愁，用记忆和愿景邀杯田园牧歌的失落，就看不清历史的车轮，那背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冷峻力量。
我们谈农村，农民农业，落后愚昧的代词；我们谈乡村，采菊东篱诗情画意，足够小资。钓鱼谋生，那是苦，钓胜于鱼，那是苦中作乐，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酒足饭饱文人看见的雅趣。农村和乡村，在数千年的中国史上是并存的，它既浇灌了中国人的衣食，也滋养了中国人的山水审美进而精神家园。中国的农耕文明经过漫长发育，田园共生自给自足鸡犬相闻乡绅自治，它根植于宗族血亲和熟人社会，人与邻和人与地的关系多数时候是精致的，改革开放和城镇化浪潮之前，即便经济短缺余粮难饱，但农村的经济基础依然是土地，耕种关系导致了熟人社会，与此伴生的乡村礼俗和精神面貌总体是昂扬的。
以家乡村庄为例，村民人均一亩水田一亩丘陵地，水田种一季水稻（大春），亩产约1100斤，地可轮种油菜小麦（小春）玉米（大春），玉米亩产约1200斤，间或桑茶等经济作物，一亩田地的粮食出产折算成货币不过3000元上下，扣除种子化肥机器和收割人工，利润不过300元左右。ZF的粮食直补和农资补贴仅是修饰无足轻重（与欧美日等国对农业的高额补贴完全无法相比）。种地除了提供食用的大米和菜蔬，能够在市场销售获利的空间微薄。若全心务农，杂粮餐余坡上野草供畜禽饲养，户均产生两头肥猪，半头自食其余售卖，能毛收千元。一户四口之家往往3份田地（超生人口无土地），二十年前务农为主的家庭，不管其多么精耕细作其贫困是注定的，土地的低水平产出是浩荡的打工经济的现实基础。土地集中也未必能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离村子中心最偏远的另一小队，其人口外迁殆尽，全部土地以每亩每年80元的价格按50年期限流转至外来企业，这家企业先后尝试过养牛养羊种树兴修水塘养鱼，全部以失败告终，如今绝大部分土地撂荒（企业可以依靠ZF补贴活得滋润）。全村处在城镇远郊，无法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升值红利，除非未来能衍生出附加值特别高的作物或意外惊喜，否则耕种土地不是经济理性的选择。
改革开放、劳务输出、城镇化、就业的非农化，这一浩荡的浪潮经历三十多年的积累，以农业为根基的农村已经彻底瓦解，对于绝大多数广袤的农村地区，农业的微薄产出，在物质上无法支撑农民生活融入现代化，就业的非农化就成为唯一选项。与此伴生的，旧时的田园记忆和良风美俗，自然随风而逝。如今的农村，只剩居所、老人、妇女、孩童，连坡土地撂荒，少量人口耕种，在经济意义上的农村概念已经瓦解，一个纯粹的乡村社会，目前还粗糙、动荡、分化，正在加速来临。
只有搁置情怀，从经济和数字的角度，将农村融入国家的大背景，才能看清乡村的未来。而个人的回乡观察所得最引人担忧的几大问题失：对城镇化后劲的盲目乐观、大城市与村镇的差距越来越大、老龄化大潮下的老无所依、教育的地区分化让幼无所育。
二、人口非农化已经完成，半途的城镇化提前衰竭
坐标，川东北丘陵，远郊农村，距镇步行1小时摩托15分钟，镇距县城山路车程1小时，县城距重庆市区车程2小时。县城忝列省工业强县示范县，传统经济以农耕为命脉，如今劳务输出占据主导，文化和经济被重庆辐射，属于典型的中国中西部农村样本。
在家乡村庄，若干个湾（自然村落）合成一小队（组），若干小队合成一大队（行政村），若干大队合成一公社（乡）。以我所在的村民小队为记录对象。
人口结构：按照全队自80年代衍生出的全部现存人口统计，出嫁不计入，散居在外和嫁入人口均计入，合计164人，其中60岁以上人口15人，60以下50以上人口40人，50以下20以上人口66人，20岁以下人口43人。全队60岁以上的老龄化率9%，远低于全县14%的老龄化率，主要原因是因病和缺乏照料早逝的老人偏多，再过5年，全队的老龄化率预计会达到25%。20岁以下人口比例26%，年轻人不足，回测20年前，20岁以下人口比例高于40%。20年前队上一个典型家庭爷：子：孙的人口比例是2:5:4，如今典型家庭的比例变为2:2:1.5，这还是在家乡超生文化浓厚的遗留影响下。老龄化加上孩童数量不足，使村庄暮气沉沉，不复20年前的朝气蓬勃。
劳动结构：以20-60岁为劳动力人口计算，全队164人中目前劳动力人口106人占比64%。整个村子绝大多数坡地被撂荒，水田还在零星耕种以供家庭食用，绝大多数家庭都不再以农业为收入重心。目前长期居住在村子并且深度参与务农的人口仅10人左右，4人是顺带照看孩子的留守妇女，2位老人，2位结束打工返乡的中老年，耕种的主要目的是食用、劳动惯性或农业收入。队上一户勤劳的人家成了种植大户，完全不雇佣外力合计种植近30亩田地，同时新开一小型猪场承接粮食产出，但辛苦一年其收入仅勉强打平打工家庭。有多达70名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此数据包含了约8位20岁以下打工者），占劳动力人口的66%，曾经以广东为根据地，如今扩散到京沪成渝甚至远至新疆。
1980年前出身的老一代农民工以建筑工程纺织库管门卫为主，年青一代打工者以电子产业和服务业为主，重体力劳动者的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其余简单劳动月收入在2-4000元幅度。工作机会较多，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由于订单下滑无法获得加班工资，因此总体收入逐渐走低，合意工作便越来越难找，按照年轻人的说法，2000出头的月工资几乎无法产生积蓄。另有18位在城镇有长期固定工作，主要包括大中专毕业留城和少数做生意定居者。其余约10多人在小镇上打短工、做全职主妇、年老退休或赋闲状态。
队里的农业人口只占10%，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早已完成，在非农业化这一维度上的城市化概念，队里90%的人已经实现了城市化。劳动结构中的最大变动人群，是很多50岁左右甚至接近60岁的老一代农民工即将返乡，因为儿女买房结婚、添孙带女，为人父母的义务已经完成，待储蓄了几年养老的资本，终于可以如释重负歇上一口气，背井离乡的打工意愿逐渐消失，这一群体回归土地重拾宁静生活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回乡，既是他们结束为子女输送无偿血汗的时日，也是结束为这个国家为经济史上近40年的增长奇迹输送廉价养分的时日。
住房结构：房产是立家之基，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居所的看重同样在村庄流行，劳师动众举家之力合造一屋，是一个新家庭安稳生活甚至确立家庭地位的必要一步，也自然是丈母娘经济中的关键，从而修房造屋娶媳妇成为标配。80年代初期，全队的房子多是夯土、土砖或简易木质结构的平层矮房，截至目前共经历4轮主要的住房升级。
80年代前期，包产到户后依靠粮食积累产生了第一次收入差距，富足的家庭开始第一次翻修房屋，这一次新屋的标配是火砖平层；农耕经济分化，一部分从事乡镇副业一部分外出务工，经济积累更大，富足的家庭开始第二次基建，这一次新房的标配是水泥板搭建的两层小楼；
90年代后期至世纪初的几年，打工经济渐入高潮，更多的财富开始用更高标准在农村宅基地上盖楼，标准是水泥现浇两到三层全封闭式楼宇住宅，并根据经济实力选择性配资内部装潢；及至过去的15年，劳动力全面工业化和居住城镇化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在我们村，娶妻的条件变成了必须在镇里或县里购房。
住房的变迁既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层级飞越，也浓缩了很多家庭跌宕的命运，每一次住房的升级换代都几乎将全家人前后10年的收入沉淀在土地上变成钢筋水泥，而时代的变迁令所有经验主义应接不暇，在城镇化浪潮下，过去三轮农村低效而艰辛的财富积累在变成农村住宅后迅速一文不值，与此同时，大城市甚至小城镇的房价却在飞涨，一方面农村人要购房需要重新出发从零积累，另一方面，城市人坐享房价升值贫富的分化以吞噬一切的速度迅速拉开。
截至目前，全队164人中约有50户家庭，在农村的住宅质量不一但户均一栋，在镇里购房17套，在县城购房9套，在外地城市购房5套，在10年内将有婚房需求的户数8套，其中4套在镇里4套在外地城市，这其中有3户至少在3年内缺乏购房能力，另有3户有购房能力但孩子尚小3年内无购房意愿。其余家庭，多数以4-60岁的农民工为主，他们的未来规划是要么和孩子一起生活照料孙辈，要么合不来时回到乡下的民宅养老。
从队里的住房结构看，城镇化的购房动能，早已越过最高峰进入了衰竭的周期，未来的购房动力，来自于人口自然增长后的适婚人口，村民里有财力和意愿更换改善型住房的人极少。小镇过去三十年由2条小街发展成四纵三横的大场镇，如今还在向外摊大饼，连排的高楼已经滞销。只是其中大部分市售楼，都是小产权，购房者留恋农村户籍既没有意愿也不愿额外负担经费去获取城镇户口，在按照户籍口径的国家城镇化统计中，他们被遗漏在外。
三、低品质的城镇化前，城乡新均衡还是京沪继续涨？
在关于房价的讨论中，很多人对房价上涨的底气来自于我国城市化率刚刚越过50%还有特别巨大的上升空间。国际上城镇化完成的国家城市化率超过70%，发达国家甚至超过90%。也就是说，在乐观者的眼中，不管是房产投资者还是ZF新区的规划人，在2030年的阶段性时点之前，还有接近现有城市人口一半的人要涌入城市。财富随着人口像浪潮一样从农村进入小镇，小镇进入县城，然后进入市，进入省会，最后进入北上深，所以言称京沪永远涨。浪起于微澜之间，来自老家村庄的观察，从农村进入小城镇这最原初的大浪已经熄火，京沪的房价是像分级火箭一样吸干低级的能量挣脱地心引力，还是如大海的巨浪一样逐级退潮？
城镇化，是一个语焉不详的词汇。他通常与工业化一起，成为文明的标志。是按照户籍还是按照就业，甚至以什么标准划分城镇区域和乡村区域，都各有逻辑。忽略形式，在实质上的城镇化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的意义，就业的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房产的城镇化、社会福利的城镇化。
在我的村庄，90%的劳动力完成了就业的城镇化，40%的人完成了生活方式的完全城镇化42%的打工者在城郊工厂完成了部分生活方式的城镇化，26%的家庭完成县城以上的房产城市化约30%完成了房产集镇化，只有8.5%的人完成了社会福利的城镇化。
在我国完整满足这四个标准的城镇化，严格的讲只有户籍城镇人口，我国这一口径的城镇化率为35.9%（2014年）。我国更常用的统计口径是按照超过6个月的常住人口概念，这一城镇化率是54.8%（2014年）。也就是说，在东莞的坐台小姐、深圳关外的厂妹、上海嘉定的流水线工人，哪怕你在中关村长年乞讨，这些都被计入了城镇化率。这显然是一个低质量的城镇化概念。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化中包括两大类，一是城市，二是建制镇，场镇上实现了聚居和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功能，但大部分现代化的城市功能小镇均不具备，例如电影和公交，而中国1.8万乡镇汇聚的人口接近3亿（按照六普数据推测），也就是说，更低水平的城市化即进入镇的居民占了城镇化总人口中的高达40%。
姑且不论质地，单是54%的城镇化率，这一数字合理吗？
国际上关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经验中，有一个知名的钱纳里（Chenry）模型，我国目前国民收入中超过90%来源于非农业，人均GDP按照1964年美元折算后远超1000美元，参照钱纳里模型的参数关系，相应的城镇化率应该高于65%。也就是说，即便按照我国最宽松的标准进行统计，我们的城镇化率也落后了10%，按照前几年年均1%左右的城镇化率增量，这一差距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化相比我们快速的经济增长，落后了整整十年。
换个说法，按照国际经验标准，当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到当前水准的时候，我们的城镇化大业应该基本完成，还应该至少有1.3亿人生活在城市，同时他们和当前已经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一起，应该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就业机会、居住条件、社保养老和接受城市教育的权利。
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原因是什么？至少有四大原因：
1、1958年实行户籍制度以来，城乡双轨制长年将农民锁死在土地上，并通过对农业的剪刀差榨取剩余以支援重工业建设，这一阶段表现为农民贫穷和无法进城；
2、改革开放后，人多力量大开始呈现威力，高素质低回报的农民工数十年源源不断的流入城市支撑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在世界的版图中打开中国经济的无量空间，在1998年放开人口流动以前，官方有一个口号是“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否则就是盲流，臭名昭著的孙志刚事件以及罗永浩段子中的抓到昌平筛沙子就是这一背景，这一阶段一方面人为压低了农民工的收入，同时农民赚钱后又只能回到农村将积蓄变成后来一文不值的农民房，农民工无法长期进城，更无法携带家眷随迁；
3、人口流动限制取消和住房改革后，但户籍限制还在，农民买房不易，同时，房价开始了黄金时代，城里拥房一代的财富开始绝尘而上，城里人坐守资产升值赚大钱，农民工出卖劳动赚小钱，贫富差距的分化再也无法弥合；
4、除了在时间上依次受到来自政策和房价的影响，地域也极为重要，中国的改革开放顺序自东向西，劳动力流动自西向东，地方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候鸟式的打工经济，使工作机会和家族亲缘距离过远，在心理上也阻碍了农民工在异地买房长期落户。
城镇化在数量上的滞后和在质量上的低劣，实质是超过半数的农民（包括近3亿镇民）和城里人享受着两种不一样的国民待遇，农民工就业难度大于城里人、工资标准低于城里人、社保医保养老低于城里人、夫妻同床家人团聚远远少于城里人、孩子上学接受的教育条件差于城里人、名校在农村地区的录取比率远远低于城里人、以及前段所及，为多个中心城市输送劳动力的农民工，并未享受到任何中心城市房价飞涨带来的财富增值，反受生活成本提升所累。
如今实体经济走向衰退，GDP数据中庞大的建筑产业链随着摇摇欲坠的房价一起岌岌可危，很多舆论甚至决策人将目光投向了农民工，希望发动农民进城运动用农民工的积蓄化解房地产库存，比这一政策的动机是否健康更重要的是，它在现实中是一剂良药还是痴心妄想？
四、农民工和ZF都负担不起再次城市化的购房成本
以我的村庄为例，农民工选择城镇购房的刚性原因是：丈母娘驱动、固定亲缘关系、稳定的工作机会；弹性的原因是：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生活条件。有刚性原因的绝大多数已经购房，剩下少数无能力购房的人，ZF的鼓励或补贴能起到少许作用。至于弹性原因，就要视农民个人的财富基础导致的需求程度和城镇化成本之间的比较了，除非ZF补贴额度足够巨大，否则能起的作用也不太高。这几个因素中，ZF最能起作用的地方是提供更多更稳定的工作机会，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功了，偏离就业的城市化是在揠苗助长人为造城。
农民工购房城镇化的成本计算：
在如今高房价的背景下，在我的村庄，进镇购房的成本是12万元（120平米），进县城购房的成本32万（80平米），去重庆购房的成本是60万（80平米），以单个农民工年储蓄2万元计算，消耗或透支的劳动依次是6年、16年、30年。此外还有家装成本、交通成本、城里更昂贵的生活成本。而住在乡村住宅，环境更好，生活成本更低，需要进城可以坐车，这一成本相对很低。所以对于缺乏前述刚性理由的农民工而言，没有足够动力在城市购房，或顶多在镇里购房，为了教育可以交择校费同时租房。唯一的问题是，乡村的人居条件还不够好、交通还不足够便利、村镇教育质量惨不忍睹，后文再述。
ZF强推购房和落户的成本计算：
ZF的幻觉是土地收益城市红利，在地产下行趋势里这跟盼望解套的股民一样遥不可期。如果考虑绝对公平，农民工未能在过去三十年完成进城，是社会制度不公造成的，ZF从道德的角度，有义务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承担农民的全部成本以集体进城落户。只可惜ZF没有这个财力也没有这个勇气，连户籍限制的放宽都如此缓慢。ZF无力实质性补偿购房成本，但有一项成本是ZF逃脱不掉的，那就是社会福利和城市基建配套，尤其是社会福利开支将因农民大量进城而急剧透支，有机构测算，包含退休养老金在内，在西部地区的大城市，单个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福利成本接近10万元。若以每年农民工落户大城市的城镇化人口1%来计算，这一开支将在每年1-1.5万亿级别（考虑东部城市会更高），这一支出地方财政无力承担，中央财政尚可。这是ZF转化农民工的基础账目，无论怎么巧妙设计都绕不开。在各项经济改革都卓有创建的重庆市，为了推动农民工进城曾创造过地票制度，农民退出土地和宅基地，ZF将远郊的农村宅基地置换为近郊建设用地，农民形成地票由房地产企业拍卖获得入市指标，许多农民获得了一笔可观的10万元左右入城启动资金，这构成了农民工的购房补贴。
一方面，穷根究底这笔收入是ZF土地财政对农民的转移支付，也可看作原本由近郊农民的拆迁收益共享给了远郊农民，这种补偿从道德立场和城市经营上都可圈可点，只要更多的购房需求推升了地价ZF也反手赚钱；但另一方面，离开土地的农民单凭10万元也无法弥补重庆购房的成本差距，最关键的就业机会远远不是进了城就能解决，而ZF负担的福利开支陡增，同样难以为继。
概而言之，几十年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制度以及飞涨的房价，导致农民工阶层和城市居民的巨大财富鸿沟，无法被一次性抹平，进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为房地产解套，农民工集体购房进城落户的城镇化运动是无本之源，超出就业增长背离循序渐进，家庭财务和地方财政都无法承担。
2、未来在统计学意义上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还会缓慢增长（即将出现的老年农民工返乡潮会负面影响），每年新增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几乎都将在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3、由于制造业的西移和服务业的兴起，未来打工人群的跨区域流动半径会缩短，就近就业会日益成为潮流，集镇向地方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流动还将继续，集镇和城市的生活差距远小于农村和集镇的生活差距，集镇青年的新打工潮带来的改善性置业冲动会小于上一代农民工。
4、必须正视一个冷酷现实，考虑多重维度的实质城镇化率已经越过增长高峰期，并在相当长期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实质城镇化率水平，任何对城镇化率快速向发达国家看齐的期望都是镜花水月。
但这不等于我们无事可做坐以待毙，在“就业的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房产的城镇化、社会福利的城镇化”这四大维度上，我们可做的工作还很多，并有望在另一面坚壁上打开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新大门，同时重新定义城镇化的概念。
回应习书记在两年前主导的城镇化会议文件，城镇化可以不是房产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可以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是生活方式和社会福利的城镇化，是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城镇化，这样的城镇化可以浇筑全新的乡村文明并护卫中国以消费为动力的经济再起航。
只是这一使命任重道远，必须从牺牲乡村到大力度的反哺乡村，以实现城乡新均衡。
五：公平将创造效率，经济的出路在发展村镇新文明
国家政策需要从效率优先转变到公平优先。
效率曾在漫长的改革中主导我们的思想和政策。改革开放启动之初，发展才是硬道理，1982年深圳的名言是“时间就是生命”，在低水平的经济总产出下，不计一切做大存量是首选策略；改革进入中期，社会矛盾开始涌现，改革在面临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里待邓公南巡后再次出发，1993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风行百姓之口的原则；经济总量滚雪球，而贫富差距在急速拉大，以农村地区和城市中下层为主的弱势群体日益成为社会的核心话题，中共回应民情在2007年十七大重新表述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把公平正义放在突出位置。强调分配公平这一政策至今又差不多十年，根据过去几轮的经验又到了再次纠偏的时刻，尤其眼下经济增速下滑，供给侧改革可能出现大范围的失业潮，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有必要阶段性的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为什么经济困难时期更应该强调公平？
公平首先具有道义的力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性决定了公平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国民的福祉，更加强调公平会提高社会中下层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获益；最重要的，投资拉动带来的畸形增长已经步履维艰，国家大发展需要转移到消费拉动和技术推动的轨道上，当前消费的主力军是城市居民，但根据六普数据推测中国的长住人口最新比例是城市：集镇：农村为33:22:45，70%的人口是农村和小集镇人口，社会的中下层才是人群的主力。而技术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的教育和创新能力，涉及到人口质量、幸福指数、价值导向，只有同步提高村镇底层的受教育水平才能提高全中国的教育水平，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不背负高房价所累才能有幸福感，只有财富来源更加鼓励劳动和价值创造社会的质地才会优化。
然而当前的情况却是，中国贫富分化和高房价的背景下，中心城市之外的大部分人生活在失落感中，从房产市场到股票市场，富裕阶层的更多财富都来源于投机倒把、资产升值、制度套利，与劳动和价值创造关系不大。国民素质世界一流仍然陷入滞涨三十年的日本，其原因剖析的文献车载斗量，最致命的原因恐怕是高房价导致高生活成本和高工作压力进而导致极低的人口生育率。
村镇地区潜在消费需求特别旺盛
以我的家乡村庄为例，城镇购房的动能已经衰竭，如果要强推进城运动，大部分家庭的财富积累将一次性消耗完毕，并陷入负债之中，消费更加无望。根据走访了解，家家户户都至少有5-15万不等的存款，这在农业大省的偏远农村实属不易，但这些家庭大多不敢放手消费，因为子孙辈的潜在购房需求、教育开支、养老开支（医疗开支的担忧由于新医保而大为改观）沉重的压在心头。
如果没有潜在的大额开支忧虑，这些乡邻的潜在消费需求实际相当旺盛。首先是现代化的家装需求，老家缺乏自来水，没有整洁方便的厕所、没有自动淋浴设施，缺乏现代家具，村里没拉有线，没有液晶电视，除了集镇部分家庭，多数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整套厨具等家用家电。其次是交通通信，道路大为改观但还不足够畅通，如今摩托车几乎入户，但小汽车才刚刚萌芽，手机几乎人手一部，但中老年以二代机为主，老家的4G质量较低甚至无法负担微信语音，宽带只进了小镇近郊，宽带入村入户不知时日，年轻人的网络需求日益强烈，电脑入户将因宽带的畅通而开启。再次是快速消费品，从水果、饮料零食、奶制品、服饰消费，农村的消费品质和渗透度都不高，电影文化消费、旅游消费这些下一层级的消费还远远没有到来。是把农民工的积蓄一次性换成城市的一个钢筋水泥盒子，然后食无所盼娱无所依，还是ZF除掉村镇的后顾之忧，鼓励农民工和镇民以现有的住房为基础，在消费水准和生活方式上，朝着大城市看齐，既提升人民的福祉，也助力中国经济的转型，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题。
收效差的新农村建设应该转换为新型村镇一体化。
取消农业税作为标志，国家已经开始反哺乡村，这种反哺大大提高了农村极困难家庭的生活质量，目前，农村基本不存在温饱问题，新农合和新农保推行后，农村老人的贫困和疾病问题有一定的缓解。这是大德政，但同每年向城市地区投放的财政开支相比，如此涓滴之恩还是太微不足道。
从2005年开始国家就有新农村建设的方案在一些地区试点推行，但收效不大，甚至在很多地区激起民怨，根源在于新农村在大多数地区建设成了官员的新农村，没有因地制宜急民所需，大量的投资经费成为了无效投资。在很多地区，如果要搞形式主义，就刷刷墙换换瓦整整路绿绿坡，老百姓没得到任何实惠；如果要动真格，新农村的标志就是大拆大建并村进楼，搞了一堆中看却不适用的居民新区，既劳民也伤财。同时新农村没有充分重视集镇的中心作用，目前相当体量的农民已经进入集镇购房，实际上是村镇两头生活，没有把村和镇当成有机整体来规划。
ZF真正应该为农村地区提供的是现代生活的公共设施，现代公路、自来水、网络、有线电视，这些公共设施到位后会吸引很多农民在村子中生活和投资，这些政策中央也一直在提倡，但在执行中效率参差久拖无果。前文提及，从我老家的村子到集镇1小时步行15分钟车程，再到县城只需要1小时。这个时间消耗，甚至远远低于很多从浦东到徐家汇、从五环到金融街的上班族通勤时间。如果生活和交通足够便利，对城市化的概念就应该有新的理解，这也是现在很多大型都市圈逆城市化运动的来由，我们可以居住在乡下或者小集镇，但我们享受相同的现代生活、信息交换，甚至进入大城市消费和就业。要做到这一步，除了农村和集镇的公共投资，还涉及到更大范围的村镇行政一体化、村镇户籍一体化、土地确权、农村养老、教育平权等多重议题。
取经人民公社食堂，探索建立村级公共养老。
老有所养是社会的良心，老无所依是全民族的道德灾难，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后顾之忧。前文提到，即便在我相对落后的老家村庄，老人也不存在温饱问题，前段时间风行网络的，有关湖广地区老人自杀频频的文章，在我的老家也罕见。但正如本文开篇，春节前尸体被发现蜷缩在一个土沟里的老人，可见我的老家养老问题同样严峻，主要体现在，年轻人打工老人独居寂寞无人照料，老人生病后能简单治就治否则拖到自然死亡。这两个问题，在城市存在的程度都远远低于农村。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加之居住星散的地理特征，使这两个问题尤其严重。
经查，目前在城市地区和少数发达地区兴起一种“日间照料中心”的概念，集中解决老年人的吃饭和休闲娱乐。在农村地区，村级行政基本瘫痪无事可做，村级小学和办公区大量闲置，而热血年代人民公社的概念深入人心，可以因地制宜，探讨一种低成本运作的，农村老人养老资金汇总加国家补贴，将农村散居老人（甚至福泽到留守的妇女和儿童）集中居住、饮食和娱乐，并集中提供定期医疗服务，以解决独居老人的问题。
六、推动以教育平权为核心的城乡均衡
教育问题如此重要，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方方面面，都居于全社会公平的中枢。中国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既体现在儒家的理想社会井田制的渊源，血液里信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试图均田地抑豪强，但更体现在科举制度，使整个王朝的人才流动起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很多王朝的多数时期，进士中超过一半来自农耕家庭，贵族论血统论在中国一直市场有限，一旦社会的阶层开始板结、贫富分化土地兼并，就是又一轮暴力革命。所以中国国民性一直都不软弱，在公平问题上，从来厚积薄发热血搏命。
而当前的社会，以中心城市过度集中社会资源、高房价拉大社会财富鸿沟为标志，社会不公的总量已经极为可观。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资源，教育资源集中和高房价甚至互为表里狼狈为奸。
1、拿出勇气废掉大城市的高考录取超国民待遇
过去多年来，以寒门难出贵子、名校仅一成农村生源等话题屡屡热议，但每一次高考录取改革都隔靴搔痒，甚至在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等等创新中，使更多的优质资源向权贵阶层倾斜，高考改革越改越失衡。最典型的例子，北大清华在北京投放的招生人数、复旦上交在上海投放的招生人数，相对高考生源比例，数十倍于河南、四川。如此明显违背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的恶政，舆论界几乎达成改革共识，政策的操作方法也相当简单，但高考录取却一直维护大城市的既得利益。大城市为何房价高？因为很多人涌入大城市。为何涌入大城市？为了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有很多偏见和短浅的言论维护京沪的录取倾斜，例如京沪地方财政大量供养了名校，殊不知，名校处于京沪，就是对京沪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持。
这里摘录一段在教育系统任职的同学的ZF提案，他已坚持数年：
“解决现在各省高考考生高等教育受教育权不平等的现状，需要打破京、沪等地在高考录取人数上面的特权，宜由部属高校入手。将部属高校绝大部分招生名额（具体比例应由专家经过调查作出决定）按各省考生数比例分配，余下的小部分名额用于照顾“老少边贫”、少数民族聚居地等特殊地区。只要按照各省考生人数分配名额，“就地高考”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即使不能一步到位的将所有部属高校招生名额按各省考生数分配，也应尽力先将部分部属高校（尤其是处在京、沪等部属高校集中、又享有录取名额分配“特权”的地区之学校）的招生名额分配按照上述原则分配；然后分阶段过渡到所有部属高校。”
2、素质教育的过度提倡，既伤害了教育质量也伤害了教育公平
本次回乡，拜访了很多任教或做领导的师友，在学生家长和有责任感的教师心中，素质教育已经背负难堪恶名。
首先，素质教育的提倡和对应试教育的批判，在价值观上本身就是制度不自信的特定产物，很多名人将中国经济的落后、科学领域没有得诺奖等遗憾归罪于教育系统，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百度的李彦宏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阿里的马云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但都没影响他们在创新和知识经济中引领全球同龄人，包括华为里那些名校IT整班整系录取的应试教育毕业生，正在创造大写的“征服”，屠呦呦的获奖，也打破了中国诺奖的不自信，前沿科学的突破，不是教育制度决定的，而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风物长宜放眼量，相信未来会陆续产生在应试教育培养下的中国诺奖得主。
过分的应试教育需要纠偏，但矫枉过正。应试教育也有优势，扎实的基础教育、勤奋的学习习惯，这些也是国民财富。我不能不能只看到美国人强调通识教育，更要看到美国经济居于产业链最高端所以只需培养领导人，也要看到美国的制造业体系和工程师体系，越来越被中印的理工科人才掏空。
其次，素质教育及表不及里，强迫中小学生不能在课堂上学习多少课时，然后赶出学校赶回家庭，但考试的录取竞争没有变化，于是诞生了一种新经济：补课班。在老家的集镇和县城，以优胜教育、新思维等全国民营培训连锁如火如荼，广告牌已多余地产楼盘，很多学校领导参与教育培训经营，大量学校老师以擦边球的形式兼职课外辅导，补课已经成为新常态，换言之，应试教育以社会教育的形式继续延伸和传承。这首先导致师德沦丧，部分唯钱是问的老师甚至在课堂上故意不讲重要知识点，而引导学生上补习班，教师的社会评价直线下滑，为师不尊拜金至上。其次，这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延伸到基础教育的受教育权，有钱人的孩子可以上名师辅导班，没钱的孩子甚至上不起辅导班，进入网吧成为盲流。再次，钢琴、书法、体操，甚至骑马、击剑、游学这些贵族式的教育形式，开始成为各个家庭为孩子倾囊比拼的项目，这既毒害了孩子，也拉大了教育差距。
其三，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这两种教育都应该由公共教育来提供，而不是财政缩小应试教育时长，将孩子推向社会。结合农村地区留守儿童集中的现状，缩短应试教育时长，客观上贻害了这些留守孩子。合理的教育形式是，拉长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但缩短其中的应试教育课程，由学校开设并拉长素质教育的相关课程。诸如德智体琴棋书法社会活动，这些应该由学校老师来统一提供。这次回乡还发现的一个现象是，现在老师的福利待遇远超曾经，一方面工资提升，另一方面教师人数增多，再一方面学生受教育时长缩短，几个因素下来单个教师的收入/劳动比已经大大提高，收入水平处在当地的绝对上层，更别说社会辅导班收入。因此，应该加大每个教师的教学任务，丰富素质教育的课程，由公共教育统一提供大部分素质教育服务。
3、推动义务教育资源在县域甚至市域中小学均衡分配
我的老家村庄有重视教育的传统，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读书无用论曾盛行过一段时间。但读书依旧改变了村子一些家庭的命运，全队目前走出3位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5位大中专毕业生，2位大专在读，在工作地位和平均收入上，这一群体明显高于不读书的群体。
村子里的小学已经撤校并点过两轮，如今村里的孩子只有去镇上念幼儿园和小学；一个堂弟在镇上念五年级，父母正在考虑是否送到县城就读，而转校费要超过1万元还不一定能成功，因为城镇教学质量差别过大，一所稍有名气的县小学人数膨涨数倍到了5000人；堂妹念镇上的初三，各种试卷费教辅费一年居然超过1万，而我念初三时不过几百元，相对应的是，镇初中考上县城一中（地方名校）的人数却大不如前，考不上便要交上万不等的择校费；县城一中最新一届的高一已经膨胀到2500人，而我曾经念书时却不足千人，出人意料的是学校领导却忧心忡忡，大量优质生源向成都绵阳流失，在各种录取政策不公的影响下，每年考上名校的人数越来越少。
现状是，以教育经费和优质教师为核心的教育资源，加速向超级学校、中心城市集中，与此同时，地方上的教育经费投入也在增长，但教学质量却断崖式下跌。
造成教育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基层教师素质下滑严重，从能力到责任心双重不足。90年代很多师范毕业的新教师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00年后的很多新教师无法与前任相比，但随着教师收入的提升（在老家的乡村小学教师，月收入也已达4000元，远超当地公务员收入），教师的职业吸引力正在快速提升，以后最关键的因素变成对教师责任心的管控上。
这次回乡听闻两个匪夷所思的例子：
一个小学辅课老师一周仅两节课程，于是和其他老师协商把一个月的课集中到一天上完，她便长居县城做着别的工作，一个月到学校上班一天，一年上班9天。另一个学校某班的几个分科老师，相互协商分工，每个人都同时兼任几门课的教学任务，集中上完一个月就长期休假撒手轮替给其他老师。基层教师的管控疏松，可见一斑。
造成教育差距的根本原因，是教育经费和优质教师在各级学校之间分配不均。这一现象不仅在农村地区存在，即便在大城市，名小学名初中的分化依然突出，于是有了天价学区房的概念。应该以教育公平为第一原则，因地制宜，所有辖区老师校用县管或市管，老师在各个学校轮流执行教学任务，每个教师在职业生涯中必须到村镇一级中学任教数年，以实现县域或市域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要实现这一政策，不能依靠地方ZF和教育机关，因为优秀教师会因为地方改革逃往外地，教育资源均衡化需要由国务院和教育部制定适用全国的顶层设计方案。
七、乡村的回归：田园荒草萋，瓦屋春鸠鸣
本文已经过长，因为每逢回乡，情深易断肠，于是牢骚太盛。
与很多乡村观察的悲观论调不同，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看到乡村的变化。曾经我也迷惑，乡村是否会消失，集镇是否会萎缩，这次的深入思考使我明白一点，中国的特殊国情基础决定了，乡村和集镇，将在至少一代人的周期内长期存在，并生活超过一半的中国人。
因此，关于乡村和集镇的发展，国家的政策就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鼓动农民工买房抛弃村镇彻底发展大城市，从而进一步拉大中国的贫富鸿沟，最终把中国推入拉美化的不堪境地；还是发挥执政党的本色，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服务，以发展新型村镇文明为纲领，将村镇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和社会福利上，推上城市化的现代生活水平。
如果能实现重视公平、发展村镇的政策，中国的消费潜力将进一步被激活，以生活水准为核心的阶层差距将迅速缩小，高房价对人民的绑架将逐渐化解，中国的国民素质、幸福指数、经济质量将再上一个台阶，在世界城市化运动的大潮中，也可以避免大城市病，直接跳到“逆城市化”这一浪潮中来。
以上的预期，不仅是道德期望，更是社会形势内在的规律。
今年春节，早已不务农的妈妈闲不住，扛着锄头开垦了一块菜地，她说不种地难道在家一直闲着。我个人从乡村走出如今生活在大都市，也许和每个曾经的农家孩子一样，深刻知道乡村的各种弊病，但却无限怀念山水间的田园温情，逝水流年只可追忆，但却可以期待，乡村文明或许能在工业化后重新找到一个愉悦、清新、优雅的姿态。
在整整十年前，我聊以自慰写过一本从未公开发表的散文体小说《赤脚的田野》，尽管有穷困有痛苦甚至有流血，但我依然顽固的认为农耕时代是人类文明的巅峰，未来的人类是无所不能的，但每个人都将被无情的机器化和符号化，作为一个生命体，在自然中生活的本真乐趣将无处寻觅。摘录几段旧书的文字，这是关于乡村色彩，最本初的记忆：
“村庄在熟睡，清亮的露水在草尖长得饱满，后山顶最早拉开蚊帐白，接着泛青的樱桃红，有飞过青黑的山鹰，再飘过青白的炊烟。炊烟是直的，有时也被风吹弯。烟一缕又一缕缕，划破了湛蓝。有云朵轻得想吸进肺里，有鸡公叫鸡母叫和斑鸠叫，有摸早的人在震飚也有低吟，有出活的人嘹亮的歌声。
凤的门吱呀推开，她打着呵欠抠着眼屎。鸡母在抖它的鸡毛，鸡公在追它的鸡母，她从小篮子里抓出碎米“咕咕咕”喂鸡，鸭子和鸡来抢食，她一边骂着“起瘟的把你们脑壳砍了”，一边伸出手清点起数目。大黄狗摇着尾巴跳起腿趴门，隔壁家也轻轻的开了，一个小女娃跳出来清脆的喊了声“凤婶”，然后拿出梳子对着镜子梳头，梳完了偏左笑偏右笑，端了张凳子放在阶檐，从书包里拿出包了面纸的语文书，就直着小腰板放声朗读，声音甜美得让人欢喜眯了。梁间的燕子从窝里飞出来，在电线上扑腾着喳喳叫，跟书声一起斗嘴，这些声音在初醒的村子里荡来荡去。
凤在灶屋里饭已煮好，她拿刀咚咚的宰猪草，提潲水进猪圈，“喏喏喏”的唤猪，一窝猪闻声大叫，前脚蹄子搭在圈门上张嘴等食。忙完这些，她回到寝屋，大声的叫起自己的男客，还有一个蒙着头不肯起的小男娃，于是女人骂着太阳都晒屁股了烂箢篼的死人，蛮横掀开被子抱起他来扔到地坝里，他光着身板穿着窑裤儿蜷缩成一团，任黄狗奔来舔他，含糊的骂着没有睡够，晨光便撑开了他的眼。
橙红的太阳从山尖跳出来，嫩黄泼洒到屋顶、地坝和田野，阳光不热，地面依旧冰脚。快上课了有小伙伴在吹口哨，小男娃和小女娃刨完饭起身就跑，一左一右的书包飞起来像蜜蜂的翅膀，光着的脚丫啪嗒啪嗒落在泥土路面，和着他们身边黄狗蹦跳的节拍。
课堂上，破陋的教室里纪律严明，稚嫩的女老师抑扬顿挫的领读，学生们背起小手摇头晃脑，“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待到下课，一窝蜂的散在操坝上和田埂外，扇纸跳绳斗鸡捉迷藏。哭声和笑声，整个村庄都听得清，仿佛学校就是村子的心。”
2016/2/22 元宵
（注：文中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由编辑编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