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位专栏作家的凭空消失，“失踪”，成了这几天中国的写字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人们通过书写记忆，也通过书写抵抗恐惧。以下这篇来信寄自一位在2011年曾因受到艾未未案牵连被“失踪”的大陆记者，他回忆了在那段人间蒸发的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1年4月3日的中午，我在北京街头被几个壮汉拽进一辆别克商务车，戴上黑头套，暴打一顿后，被扔进了一个房间，再离开这个挂着厚窗帘的小屋子，是快三个月之后了。
这期间没人再打我，但规矩不少，单手铐在一张圈椅上，睡觉不能取，上洗手间得自己抓着椅子，一点一点挪过去，对了，还不能洗澡，从早春到仲夏，房间里郁积的味道……每每看到换班进来的看守脸上表现出来的厌恶，我大约会自动回应一个“实在抱歉”的表情。
对于“请通知我的家属”这个诉求，从头至尾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才知道，我的家人、朋友们在那段时间里跑了很多很多地方，去了我消失前那个街区的派出所和我居住地的派出所，都报过失踪，但警方均不立案，也拒绝提供其它任何形式的帮助。
父亲写了申诉信，还去了市局、市政府上访，以至于上了维稳名册，此后好几年，他每次住宾馆，登记完身份证后，警察很快就会赶到现场。
抓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律文书，放的时候，也一样。
但放我的前提是：得写一份保证书。内容大约是承诺与XXX，XXX等断绝关系，保证不向外界透露被关押过的任何信息等，还按了手印。
直到现在，我仍这么想：如果能用检讨书换来和家人重逢的机会，就是写一百份，我也愿意。
在被关押期间，我一度特别想让自己的“罪名”给确定下来，按法律程序被送进看守所，这样就有了见到律师和家人的一线希望。
但我连名义上的“犯罪嫌疑人”都没能当上。
我曾有体面的工作，有脉络清晰、自认完全合法的私人和公共生活，也这样被莫名其妙关押过83天。没有任何机构，任何人，哪怕是ISIS，声称对此负责。这种特别随机的不安全感，像是喝了过量的咖啡后的心悸。要回忆的时候，只好再借酒壮胆，暂时抵挡住恐惧。
一位美国记者曾问我，是否觉得自己算dissident。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对dissident 的定义，最常见的是在政治范畴，我个人更愿意去分析它的哲学意味。但在中国大陆，它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却唯独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名词。
其实，我是特别想它被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许多的消失，是为什么。
那个恨不得把名片印上“早发财早移民”口号却一直没移民的专栏作家，从家人朋友的视线里消失，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