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为什么人民一届不如一届？
答：说起来，伟大的“新中国”建国已经差不多67年了，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婴儿现在已经退休养老。可是，似乎人民一届不如一届。像最近因为“这届人民不行”，权力集团担心“这届人民”恐慌，不惜谎称假冒伪劣奶粉符合国标。
从现象上看，67年前的人民觉悟高得惊人，在抗战结束没几年，内战还在持续的纷繁复杂的重要历史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何以过了半个多世纪，人民却一届不如一届，素质越来越差了呢？生活中，无论从权力精英，公知大V，还是普通民众，似乎都有着难得的共识，那就是：“国人素质太差，不能够像国外那样！”。
从心理学角度，“人民一届不如一届”还真不是戏谑之言，而是必然的现象和结果。何以如此，且听下面分析。
事实上，要使“人民一届不如一届”并不是什么难事，从技术的角度，只要持之以恒在如下几个环节着力，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人民一届不如一届”，“群众素质越来越差”，从觉悟高到可以选择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到不配选择决定一个村主任。
首先，控制教育。只需要将自然的、生态的、人文主义的教育改造成教条的、灌输的、工具主义的教育，就足以使“一届又一届人民”素质越来越差。具体而言，通过教育灌输，从儿童期开始就循序渐进地掐灭和扼杀学生的想象力和独立判断能力，使他们从小就学习并习惯尊重权威，辩证地一分为二看问题，泯灭是非。这样的好处对权力集团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权力集团如何作为，左边摆摆，右边扭妞，“人民”总能够辩证地从中领会到积极的伟大意义，因此，又总能及时跟随伟大的权力集团“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工具主义的教育越来越精致，越来越成熟，因此教育灌输的效率也越来越高，人民的素质“一届不如一届”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不足为奇。
其次，控制规则。由于人类的天性是倾向于寻求稳定的关系或规则以实现个体对情境的控制和预测，只要个体掌握了事物和现象背后的稳定关系和规则，他就无需在同一件事情上耗费认知资源，就能积极地探索未知的领域。因此，控制规则就能控制人民的天性。从技术而言，控制规则很简单，只需要破坏人们对规则的稳定预期，就能使他们在锱铢琐事上劳精费神，无暇思考任何复杂、抽象的问题，如权利。
控制规则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1、不公布任何规则和细则，使人民必须猜测。如舆论控制，就绝不能有任何明晰的规则公布示人，这样既可以保持随之的威慑力，又能促使机构和个人的实行更严格的我审查。2、公布规则，但选择性执行。如税法控制，税负之重足以使每一个经营者不避逃税就无法盈利发展，事实上就使得每一个经营者都有“原罪”，这时权力集团想弄谁都可以“依法查处”，理直气壮。这也使得经营者陷入两难：或者遵纪守法在市场竞争中输给偷逃税的同行；或者也偷逃税然后随时被予取予夺地被拿捏。3、将规则设计得极其繁琐。如帝都的外来民工子女入学的政策。每一个想让子女在帝都入学的外来务工家庭，要满足苛刻到变态的入学政策要求，几无可能。
规则控制能够将人民训练得扭曲、无助，而且效率很高。像近年对研究人员课题费用报销规则的控制，就能在短时间之内将研究人员的学术积极性和进取心消磨大半，使高校和研究机构创新能力倒退若干年。
再者，安全感控制。人们的安全感得到了满足，就会有更高的追求；而只需要使社会各阶层总是处于不安全的境地，那么为了寻求安全感的满足，就足以使更多的人放弃对更高的追求，如归宿感、尊严、自我实现，等等。社会底层的贫民阶层自不待言，他们长期处于朝不夕保的境地，安全感从来就不曾有过。城市中产以及社会中坚阶层所仰赖的财富积累，只需要使其处于随时岌岌可危的境地，那些城市中产以及社会中阶就必须更加依附而不是疏离权力集团所建构的体制。包括权力集团中的官僚阶层，要剥夺他们的安全感也是轻而易举。
从心理学角度，人们丧失了安全感，也就会长期处于焦虑和不安之中，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前提就是要“仓廪实”。有“仓廪”，但总是处于“实”与“不实”的飘摇之中，这样的“人民”甚至不如光脚的赤贫的前辈，后者反而更可能“穷则思变”，前者就只能苟延残喘于体制的恩惠。
概而言之，通过教育控制，规则控制，安全感控制，再伟大的人民经过三、五十年也会变得不堪起来。如果说前几十年，社会人群中还活跃中1949年前受教育的一些老人们；现时代，1949年民国念完小学的老人都至少78岁以上，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已经式微渐杳，当社会活跃的人群全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这一届的人民不行那才是合乎情理的结果。更别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年权力集团教育控制、规则控制和安全感控制的手段越来越高效和成熟，人民一届不如一届不正是权力集团想要的结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