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郭飞雄是2012年1月6日，那是他出狱后第一次来北京，我们凑巧同住在一个老师的家里，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星期，我们几乎每夜畅谈，偶尔一起出去见朋友。我发现郭飞雄跟我在网络上了解的不太一样，我现在犹记得他当时的样子：戴着过时的厚眼镜，穿着厚重的棉衣，说话伴随着不停的咳嗽，偏矮的身材，不苟言笑，很像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他那时候很低调，圈内人基本不见，准备做点商业方面的事情，为在美国读书的孩子筹措一点学费。他走到哪里都背着自己的电脑和包，警惕性很高，几乎不愿意和陌生人说话。

那时的他的身体很不好，五年的牢狱生活让一个曾经强壮的郭飞雄浑身内伤。他这次来京一方面是想在生存上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想见下老朋友们，当面向他们表达对他入狱声援的感谢。当时郭飞雄几次提出想见诗人芒克，要我帮忙联系。当时我不理解他何以那么想见芒克，在我看来，芒克是老一辈的诗人了，跟我们有很大的隔膜了。然而郭飞雄告诉我：芒克在他被抓后曾写文章声援过他，他早年做出版时也资助过一些诗歌活动，跟诗歌界交往颇深。他此次来京，就是要拜访、感恩那些为他坐牢说过话的人。他有诗歌情结，一直认为诗歌是开启人性自由的钥匙，人文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密不可分。我这时发现郭飞雄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的底色，并非外界所言的草莽英雄之类。

为满足郭飞雄见芒克的愿望，我联系了一位朋友约到了芒克，在宋庄的一家咖啡馆见面，那天是我见到郭飞雄最开心最松弛的一次，我们一起喝酒吃面一起听芒克讲《今天》以及八九往事，当我向芒克介绍郭飞雄是维权界的领袖时，芒克很惊讶，他说想不到现在还有人在坚持做这些事情。尽管芒克已经不记得郭飞雄了，但郭飞雄毫不以为意，依然表示出对老前辈的深厚敬意。

那段时间，我们多次深夜长谈，我对他的思想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很乐观，与我很多观点相反，我曾记得他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会对现在的民主前景如此悲观。现在比起五年前我坐牢的时候，公民社会的发展不知道要好多少。那时候我们搞维权，没有几个人，现在有了律师团，有了微博，有了很多觉醒的公民。」我说：「你不能光看到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我承认现在比起五年前，公民社会发育了一些，但是中共依然非常强势，2011年对民间的全面打压比以前更加残酷，多人被重判，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它的残酷性。」他说：「我同意任何时候不能低估它的残酷性，但是对于体制内想变革的改良派，应该联合，某些阵营里的肮脏不比共产党更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排除跟体制内改良派联合的可能，只要是理念一致。这也是我出狱后提出大和解思想的基础，有许多人骂我妥协投降了，我不在乎，我愿意做永远的少数派，孤独的美」「我在牢里有次被暴打，是因为听到一个法轮功信仰者被虐待，每天惨叫，叫了一个月，我实在忍受不了良心的折磨，就向他们抗议，结果我被暴打。我曾经多次绝食，最长的一天是60多天，他们强制灌食——虽然我对某人去年被暴打表示同情，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在谈到当年太石村维权事件时，他说：「我就是那次被农民激发了，有太多太多的农民让人感动，你想像不到那些农村妇女躺倒在推土机里维权时的勇敢和悲壮，那些农民感动我了，使我不怕坐牢。只有你被激发后，你才有不怕死的勇气。如果你被激发了，被感动了，你会觉得死不算什么。」郭飞雄说这些的时候，厚厚的眼镜后面闪烁着纯洁、动人的光芒，让你根本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曾受酷刑、咳嗽不停、出狱不久的人。

后来我在参加了几次现场公民围观活动后，终于理解了郭飞雄所说的「激发」的含义，在我看来，那是指肉身在场的抗争，和同道并肩时强烈的融入现场的豪迈和祛除恐惧的激情。这真是迟到的理解，等我真正理解这个老乡前辈的时候，他已经再度入狱，再次成为良心犯。

思想与行动的完美结合，郭飞雄堪称典范。虽然他的很多想法现在已经看来是过于乐观，甚至天真了，如「中国政府内部一些改革家正逐波产生良心起义、信念皈依和机会投资新概念」、「可以明确断言，同任何时代都会出现内部分化一样，体制内必有相当数量皈依宪政民主理念的实干家，他们不会永远沉默和沦丧，必定乘时而起，有所冲击，甚至希望把握变革主动权，迎接历史的挑战和机遇。」与此同时，郭飞雄其实对体制有极其清醒的认识，有极强的现实感和在场感。他曾说：「改良改革革命之争是康有为孙中山年代和1920年代旧话题，置诸今日属低学术性质。辛亥革命已充分证明三者在根本道义和操作实践中的高度协同。对当今而言，只用一反证法便足以说明此义：自98以来，中国政治几乎极少改良，更多后退，因为极权主义明白：真诚的政治改良几乎无法遏制地通向根本变革。」

郭飞雄更是一个行动者，当他认为有空间就会去做自己理念认同的事情，这在逻辑上而言没有问题，他不是投机派，他是知行合一的人。郭飞雄此次的辩护律师张雪忠曾讲：「在会见过程中，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无论有多艰难，我都要努力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在当下的中国，「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有太多的人，言论高调而行为苟且，有太多的人，高屋建瓴宏言满天飞而嘴脸模糊行状鸡贼。郭飞雄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践行的知行合一的精神在中国一直是最稀缺的，这种精神绵延了古代士大夫传统中最闪光的品质，也接续了近代以来由谭嗣同、林觉民等人彰显的大义风骨。

在民间维权界和异议圈，尽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至今对郭飞雄的一些判断和观点不太认同，但几乎没有人对其人格有微词，大家对他铮铮铁骨的认同和尊重几乎高度统一，这在一直为各种人物和事件争论不已的民间极为罕见。由此可见，人格力量对于一个政治活动家是多么重要，这种人格力量的塑造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建立的，而是长时间的牺牲、痛苦和付出换来的，是长期在残酷环境中知行合一的结果，如同美玉出于粗石，大浪淘沙方见本色。当很多人在感叹中国没有曼德拉、甘地的时候，他们总是容易将内心的关怀移情于外域，而忽视了本土真实的闪光人格存在，平心而论，高智晟郭飞雄这些当今志士所承受的苦难并不比曼德拉和甘地少，甚至我们面对的极权敌人比英国殖民者更邪恶，更没有底线。我认为中国已经拥有自己的曼德拉和甘地了，郭飞雄就是最有希望成为其一的人。

有一件少有人知道的事不得不说，2012年郭飞雄曾经帮助过广东一个普通的打工女孩，这个叫小梅的女孩身患淋巴癌，家境贫寒，无钱医治，在微博上求助了两个月鲜有人关注，郭飞雄偶然看到，第二天就去医院看望她，然后决定出手相助这个素不相识的可怜女子，我曾收到他要求我帮忙转发微博的私信，因为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只是转发后就没有更多关注，后来，我和郭飞雄共同的朋友卯丁响应郭飞雄的呼吁，捐出了十万元钱，加上其他朋友的善款共二十万元，帮助这个女孩做成了手术，卯丁也是因为感佩郭飞雄的人格才出手相助。这个叫小梅的女孩在得知郭飞雄入狱后，泣不成声，她不明白这样一位大善人怎么会遭遇如此迫害。

当晓梅在做化疗时，，维稳部门的人到医院去找到晓梅，说飞雄是个坏人别上当。晓梅说：我身患绝症家贫如洗，四处求助红会及民政部门，而他们互相踢皮球，户籍地推务工所在地，广州推贵州的。最后是飞雄发起的网络捐款才做了干细胞移植手术，拣回了一条命。她说她的命是郭飞雄给的，飞雄是她的救命恩人。她一定要等飞雄出狱时亲自去迎接这位大恩人。

这个女孩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然而在善良的郭飞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遇到灾难都需要进行人道救助，能帮一个就是一个。郭飞雄是真正胸有大爱的人，和那些眼里只有精英的伪精英们截然不同。

这就是我认识的郭飞雄，侠骨柔心的郭飞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