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去年 11 月，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火车站的混凝土顶棚倒塌，造成 15 人死亡，随后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数十万塞尔维亚人走上贝尔格莱德街头，抗议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政府猖獗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现象。学生抗议者对武切维奇总理辞职毫不动摇，要求塞尔维亚“成为一个不同的社会”。
1996至1997年的冬天，贝尔格莱德街头如同今年冬天一样寒冷刺骨。然而，就像28年前一样，塞尔维亚首都的学生们再次走上街头，要求正义与法治。Ta们将大学校园作为根据地，在每天上午11点52分准时出门，占据塞尔维亚各地街道15分钟，以悼念2024年11月1日Novi Sad火车站顶棚坍塌事故中不幸遇难的15人。每周一次的大规模集会则在政府机构前和主要城市广场上举行，学生们与普通市民携手，将抗议的声音推向高潮，迫使当局正视ta们的诉求。
这并非学生第一次站在社会变革与正义斗争的最前线。早在1968年6月，新左派领导的全球青年运动便席卷了贝尔格莱德六天。20世纪90年代，学生领导的抗议运动再次兴起，塞尔维亚各城镇频频爆发反战与反政权示威。其中，持续时间最长、最坚决的抗议活动爆发于1996年11月，这场抗议的导火索正是选举舞弊。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学生占领贝尔格莱德及其他塞尔维亚城市的街道，要求实现民主化——当时，南欧及东欧国家纷纷迈入民主转型，而塞尔维亚仍然停滞不前。尽管自共产党政权倒台后，塞尔维亚乃至当时的南斯拉夫的选举仍在继续，但由于国家机构被掌控、媒体遭到操纵，这些选举与真正的民主相去甚远。自1991年以来，塞尔维亚的政治反对派——不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都联合起来，和学生、市民一道公开表达对米洛舍维奇政策的不满。Ta们渴望向世界表明：塞尔维亚人民并未一致支持该政权的政治议程，尤其是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战争（1991—1995）期间，这一点尤为关键。
在1996至1997年的抗议中，学生们游行至政府机构、各大部委、法院，以及主要的亲政府媒体总部办公室前，发起各种示威活动，要求当局回应其侵犯基本公民权利的行径。然而，国家电视台却抹黑抗议活动，声称仅有“几百人”参与，并刻意渲染ta们给城市日常生活带来的所谓“混乱”。电视台播放反对示威者的市民采访，谴责所谓的“街头暴力”，重复官方宣传口径。同时，晚间新闻还专门播放农民辛勤劳作的画面，以此对比“懒惰”的学生，并指责ta们不务正业，应该把政治事务留给政治家。面对亲政府媒体的信息操控，学生与反对派通过占领街头来打破信息封锁。而28年后，相似的场景再次上演。尽管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无法断言历史在简单重复，但今日的塞尔维亚学生依旧要为父辈们曾经抗争过的目标而奋斗，这无疑表明，塞尔维亚社会并未真正吸取历史的教训。在1990年代，现任总统武契奇曾是塞尔维亚激进党（the Serbian Radical Party，激进民族主义政党）的高级成员，而该党由战犯Vojislav Šešelj领导。1998至2000年间，武契奇更是担任信息部长。如今，当年那股让塞尔维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陷入孤立的政治势力再次掌权。这并不会抹杀20世纪90年代学生抗争的意义——在ta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中，这些抗议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但这一现实仍让人不禁感到苦涩，仿佛整个社会陷入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不断地重复同样或者至少是类似的斗争。
1990年代的塞尔维亚，在战争与国际制裁的重压下，所处的政治与社会氛围与当下截然不同。此外，1996至1997年的反对党和学生运动，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一点在今天的局势中已有所不同）。国际势力的介入无疑对米洛舍维奇施加了压力，迫使他回应抗议者的诉求，并出台了一项特别法案，承认反对派在贝尔格莱德及其他多个地方选举中的胜利。尽管1996至1997年的抗议未能终结米洛舍维奇的威权统治，但它们仍然是20世纪最后十年塞尔维亚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场运动不仅揭露了政权的政治舞弊行为，也不断提醒人们，塞尔维亚社会中存在着一股反对当权者政治路线的关键力量。站在抗议队伍最前线的学生们高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贝尔格莱德即世界”（Beograd je svet）。这句口号反映出ta们的愿景远远超越了解决眼前的地方选举问题的范围，更象征着ta们对塞尔维亚摆脱米洛舍维奇造成的政治孤立、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更广泛渴望。而在今天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同样看到了塞尔维亚学生对这些愿景的坚持。
从1990年代和今天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冷战的结束为巴尔干和东欧地区威权政权的崛起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社会阶层分化和各种不平等现象迅速加深，再加上社会凝聚力和制度监管的削弱，为掌握金融和政治权力的人之间逐步建立新的“精英联盟”提供了完美条件。新自由主义转型带来的后果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矛盾短期内尚未被纳入政治议程，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则促使人们因困境而放弃政治参与，甘于接受破碎的社会现实。在最近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所有该地区的国家都经历过民主联盟在自身腐败和低效治理的重压下土崩瓦解的过程。而在塞尔维亚，取而代之的威权政权则逐步侵蚀国家体制，不仅突破了宪法的约束，甚至在实践中塑造了一种几乎无限扩张的权力体系。
然而，尽管威权政权在逐步掌控国家机构乃至公民日常生活的过程中看似牢不可破，但它们始终存在一个关键的脆弱点——这一时刻迟早会到来，并最终引发对独裁者的清算。无论是依靠民族主义民粹和复兴的极右翼思潮来操控因经济不安定而积累的不满情绪，还是宣扬福山式的乌托邦愿景，试图让人们相信，只要抛弃东方社会的非正式文化，并将欧盟法规从一纸空文落实到现实，一切都会好转——这个关键时间点都会到来。而在当今的塞尔维亚政权中，这两种观念兼而有之。沉醉于自身“不可取代”幻觉中的政治与金融寡头们，注定会忘记，ta们迟早要面对一个问题：当长期积累的愤怒，与一种能够超越不同社会群体利益与信仰差异的共同诉求交汇时，会发生什么？
“没有任何神明能够阻止一个饥饿的人。”——正如这句古老的拉丁谚语所言，专制者们最终会发现，当ta们精心构建的混合意识形态体系，以及迄今为止近乎完美运转的依附体系，在现实面前崩溃时，会有无数一无所有的人对强加给ta们的现实爆发出愤怒。在某些情况下，正是一场悲剧让人们意识到，ta们已经被威权政权逼到了绝境，而这个政权正试图将任何因其贪婪而导致的死亡合理化。当Novi Sad火车站的屋顶因年久失修和完全无视人们安全的腐败官员及企业的操控下坍塌时，无数人顿悟了一句随即被塞尔维亚各大学反抗学生提出的口号——“在我们所有人的头顶上，都有一块混凝土板！” 这场灾难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条血河中的最后一波浪潮，而这条血河一直伴随着现任塞尔维亚政府，以一种让20世纪的许多极权政权都羡慕的方式，吞噬着越来越多的权力。
从不断增加的工伤事故和工人丧生事件，到塞尔维亚历史上第一起校园枪击案；从与政权勾结的黑帮制造的骇人谋杀案，到Mladenovac的大规模屠杀，政府的回应始终如一——“对于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些自然而然的事情习惯就好……”但当腐败与漠视再度夺走15条无辜生命时，塞尔维亚的学生们共同决定，ta们绝不会习惯这一切。Ta们宁愿冒一切风险，也不愿生活在一个将死亡威胁视为工业化“自然后果”的国家，在这里，每一起所谓的“意外”都可能降临在任何人头上，而无人被追究责任。直到现在，这个政权仍将塞尔维亚的年轻人视为远离政治、彼此疏离的一代，是一群沉默接受命运安排的“迷失的一代”，ta们的名字仅仅被写在武契奇及其支持者精心编写的辉煌国家史的脚注中。然而，如今政权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ta们所面对的是一整代因其自身政策而锻造出坚韧不屈精神的人。
从参与人数、已取得的政治影响力以及运动持续时间来看，这场学生运动是塞尔维亚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此前，从未有任何学生运动能够封锁整个贝尔格莱德大学，以及Novi Sad、Kragujevac等其他主要城市的大学。而今，学生们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得到了高中生及众多艺术、工艺和其他专业学校学生的支持，最终几乎全面封锁了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塞尔维亚年轻一代前所未有的集体团结与同理心。这场运动的集体性格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学生们决定不设立任何个人领导者，以避免成为政权打压的目标。由于抗议者中没有被公开识别的领袖，政府无法针对个人进行迫害、勒索、贿赂或威胁，因此学生们能够自行组织，而不必担心忠于政府的势力渗透到ta们的队伍中。此外，学生们创造了另一个历史性先例——ta们承诺通过各个层级的集体投票来决策所有必要事项，从而实现了一种直接民主的形式，数千人同时参与决策的现象本身就独具特色。通过实践教科书式的直接民主，学生们不仅直接对抗威权主义，也比任何政客更有力地为民主铺平了道路。
这一新兴运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学生们在动员各社会群体支持和参与抗议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一点与以往塞尔维亚学生抗议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若从国际关注度来看，最接近当前塞尔维亚学生运动的历史事件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然而，与当下不同的是，那场运动未能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权的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当年的学生们做出了诸多努力，ta们始终未能在足以改变局势的程度上将工业工人、农民和南斯拉夫人民军士兵整合到更广泛的运动之中。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档案记录了学生们试图进入工厂和军营的诸多尝试，但这些努力最终大多演变成了抗议者与工人或士兵之间的肢体冲突，而后者实际上与学生们年龄相仿。另一方面，回顾1968年的历史，确实很难期待当时南斯拉夫的第一代普遍接受基础教育的人群能理解那些受过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的年轻左翼学者所倡导的抽象理想。此外，那场学生运动正值南斯拉夫经济的黄金时代，社会政策持续扩张。对于那些亲眼见证自己购买力和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的人来说，ta们很难对抗一个才刚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平等、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等福利的制度。
然而，半个世纪后，在武契奇自诩为“黄金时代”的今天，社会现实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场学生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塞尔维亚民众长期积累的不满得以宣泄，而这些不满源于ta们共同承受的近乎绝望的处境。当贝尔格莱德的街头涌现出数万名支持学生运动的民众时，人们开始意识到，许多塞尔维亚人已不再相信那个曾帮助塞尔维亚进步党（the Serbian Progressive Party）在2012年击败民主联盟的承诺——“为了我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一承诺曾为塞尔维亚工人阶级带来毁灭的命运，同时也开启了所谓的“光明的欧洲前景”）。在过去的13年里，这一“更美好未来”的承诺一直被无限扩张的、如今渗透到每个角落的国家媒体网络不断强化。而今，欧盟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终于看清，塞尔维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未来被剥夺。此外，ta们的家人也在支持ta们进行斗争，拒绝成为在由可疑外资企业运营的污染土地的矿场里工作的，薪资低廉、屡遭羞辱，甚至常常因突发工伤事故而丧命的廉价的体力劳动者——而这正是当前政权为ta们设定的唯一未来。
学生们还成功地弥合了代际鸿沟、意识形态分歧以及日益分裂的社会群体。在此之前，塞尔维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丧失自我认同、破碎到难以修复的社会。然而，学生们证明了这一假设是错误的，ta们重新唤起了集体团结的观念，将那些虽生活在同一国家却来自完全不同世界、被困于不同历史时空、持有不同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的人们重新连结起来。可以说，在当代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趋松散，而在那些原本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贫困社会中，社会的碎片化则更多表现为人们的交往仅限于自身的社交圈，而这种社交圈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的社会阶层、家族传统、当地的主流文化以及所受教育的环境决定。因此，所有支持罢课学生的人对国家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正是由于学生们的果敢行动，所有人——无论ta们各自的信仰如何——都在1990年之后首次达成了一种共识：只要在武契奇政权彻底走向极权独裁之前将其推翻，未来依然可期；否则，塞尔维亚将再无未来。
学生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政治与社会行动的固有认知，从而实现了对塞尔维亚社会的某种程度的统一。学生们拒绝将这场集体主义运动拆解为一个传统的抗议组织，同时也避免了像1968年学生运动那样，坚持为运动定义意识形态而引发公众困惑与分裂（这一点恰恰是1996至1997年抗议活动的优势所在）。最重要的是，学生们提出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支持的核心诉求——ta们只是要求政府机构履行职责。当武契奇试图向聚集的学生发表讲话时，ta的失败场面几乎与当年齐奥塞斯库试图以其“神圣”形象平息抗议时如出一辙。学生们公开声明，ta们对总统的意见毫无兴趣（更确切地说，总统本就不应干涉司法事务），ta们真正要求的是公诉机关、独立司法系统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对Novi Sad 15名遇难者的死因展开调查，并履行其应尽的法律职责。学生们的行动确立了一个对塞尔维亚迈向民主与法治国家至关重要的历史性先例——未来继承武契奇政权残余的政府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塞尔维亚民众已不再认可某位妄图成为独裁者的个人权威，而是要求相关机构真正履行职责，按照公共福祉的理念采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