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祥手捧祖父的照片及他曾在一所大学工作过的证明文件。他将此视若珍宝，因为他在文革中遇害的父亲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陈书祥的父亲50年前被打死了，至今他仍想知道父亲血迹斑斑的尸体哪里去了。他保留着一张边缘已经磨损的纸条，这张当年的纸条让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找到了那些打死他父亲的狂热学生，给了他们钱，让他们把父亲的遗体送去火化。
他从未找到父亲的遗体。从那时起，他一直希望能有答案，等待着曾经打死自己父亲的学生站出来。他们变老了，对当初很懊悔，并表示他们感到歉疚。但没有人出现。
陈书祥仍在等待着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的一个坦诚评判，中国也在等待着。
“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连一口水都不让他喝了，”现年72岁的陈书祥说。他是一名退休教师，住在北京的西北部，走几分钟就能到他父亲当年住过的地方。“这个事情我现在都不愿意去想，但同时还想听听干的这个事那些人是有什么说的。”
“他们为什么选中了他？他的骨灰到哪里去了？”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想动员广大群众用轰轰烈烈的运动来清除中国的意识形态敌人，许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认为，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仍在困扰着自己的国家。
从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开始，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文革逐渐收尾，在那段时间里，也许有上百万人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遭受迫害，经济停滞不前，还有上千个历史和文化古迹被毁坏。
共产党在1981年谴责了那场运动，称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遭到了“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记载了陈父死于红卫兵手中的两份文件。
但是，中国一直没能正视那个时代。共产党近来也更加强烈地反对彻底评估毛泽东，不愿触及有关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无节制权力这一敏感问题，也不愿重温那个时代的有争议的记忆，当年的肇事者往往自己成了受害人。
记忆的压制阻止了对那段历史的公开讨论，更不用说判断法律上的罪责由谁承担了。许多经受了文革折磨的人认为，公开的讨论会帮助这个国家向前迈进。
中国的历史学家往往不能发表有关文革的研究。教科书把那段历史一带而过。很多年轻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学校曾经是被称为红卫兵的学生武装分子的战场。今年，政府还未举行过任何有关文革周年的纪念活动，并阻止公开的哀悼。
“共产党是执政党，而对它来说这个是一个污点，”当年在打死陈书祥父亲的学校里读书的陈兵说。“宣传太多的话，那就等于给自己抹黑。”
许多幸存者、以前的红卫兵，以及历史学家表示，官方的沉默使人们对毛泽东时代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怀旧感。
他们不认为有文革全面重演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毛泽东那种喜欢动乱的胃口，中国社会现在也远不像那时那么死板和与世隔绝。不过，许多人表示，他们担心那些严酷的政治手段、对意识形态的狂热追求以及专制主义的论调会卷土重来，而正是它们当初助长了红卫兵的胡作非为。红卫兵是听毛泽东指挥的、由青少年组成的突击队。
他们的担忧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有所增长。文革期间，习近平的家庭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的父亲遭到了毛泽东的清洗，并受到了红卫兵的迫害。他的姐姐被认为是因为遭受红卫兵的迫害而自杀的，习近平本人在北京陷入冲突的年月里曾在城里四处游荡。
但是，历史学家对他的一个转折仍非常不解，习近平作为成熟的政治人士一直公开崇拜毛泽东。自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他打击异议、把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的做法，让批评者看到了毛泽东的痕迹。
前红卫兵卜伟华曾在陈书祥读过书、后来当过教师的高中就读。卜伟华现在是研究那段历史的中国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说，“如果文革的阴魂不散、并得以生长的话，我们将滑向另一场文革，更多文革言论、文革手法和信条的残渣将会浮起。”
对很多人来说，最近由共产党支持的声讨一名批评习近平的退休房地产开发商的行为，就让人联想到文革式的清洗。也有人觉得，近期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赞美毛泽东的演出透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迹象。
“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员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众是受害官员的十倍、百倍，”中国历史学者杨继绳最近在北京发表演讲时表示。因对毛泽东时代进行批判性研究，他逐渐面临来自中国官方的压力。“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的人却极力掩盖历史上的错误。”
杨继绳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为铲除内部的敌人而开展的运动。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些人遭到了资本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的诱惑。学生当中形成了红卫兵组织，执行毛泽东的意愿，毛则给予他们许可。后来，混乱状况升级，尤其是在学校里，学生们开始大肆声讨教师和职工。
退休之前，陈书祥是颇具盛名的清华附中的一名老师。该校为红卫兵组织的最初发源地。即便当时学生针对教师的行动已经从口诛笔伐转向身体上的羞辱——给他们带上高帽子，拉上街游行——乃至进行殴打，陈书祥依然觉得他家是安全的。
他的父亲为实打实的工人阶级出身，是一个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锅炉工，他的祖父以前也做这种卑微的工作。他母亲帮人洗衣服赚些外快。陈书祥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老大，为了帮助养活弟弟妹妹，他放弃了上大学的希望。他在自己以前上学的这所中学找了一份教职。
然而，陈书祥回忆，1966年8月27日傍晚，当他转过拐角，快到家门口的时候，隐约看到附近有十多个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章的年轻人——那是红卫兵青睐的装束。一位邻居看到了他，朝他摆手，让他躲开。
当天晚上，他悄悄回到家里，看到屋子里一片凌乱。弟弟妹妹大哭着，母亲原先准备做晚饭的饺子被砸到墙上、扔到地上，他的父母人不见了。
第二天上午，母亲刘万才脚步蹒跚地回到家里，几乎讲不出话来，她的脸上血迹斑斑，衣服也被撕烂了。
“我爸呢？”陈书祥在一本个人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自己当时发问。
“被他们打死了，”母亲说。“这是真的，就死了在我的身边。”
母亲刘万才告诉他，自己和丈夫是被红卫兵带走了，而他的父亲被指控为“阶级敌人”。陈书祥父亲家里曾拥有20多亩地，足以令他父亲被打上“地主”的标签，这类人是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对象。
据陈书祥后来讲述，这帮年少的暴徒将这对夫妇扔进一辆卡车的车斗里，把他们带到一所学校，拿军用皮带抽打他们——这是红卫兵最喜欢使用的惩罚工具——其他工具还包括拧成鞭子的跳绳和带钉子的鞋。之后，他们又把这对夫妇拉到另一所学校，继续殴打，包括用钢筋抽打。
他的父亲、37岁的陈彦荣坚持认为自己不该被认定为地主，因为家里早就放弃了那份地产。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否认得越厉害，就被打得越狠，”陈书祥说。
倒在血泊之中的陈彦荣曾请求给他点水喝，但学生们不同意。没过多久，他就停止了呼吸。
“在抓人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杨国斌说。他刚刚出版了一本新的论著《红卫兵一代和中国的政治激进主义》(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最重要的实际上是，证明我们——组织——是真正的革命者。”
后来的官方统计显示，共有1772人在1966年8月和9月席卷北京各地的这场骚乱中丧生。算上自杀和被驱逐出京之后遇害的人，实际数目很可能比这个更多。
据陈书祥母亲讲述和其他一些官方资料后来记录，将陈书祥父母带走的红卫兵来自北京的一所顶尖学校——北大附中。
他们属于最早出现的一批红卫兵，多是党政官员的子女。后来，毛泽东将矛头指向党内权贵，第一批红卫兵失宠，让位给新的“造反派”红卫兵。之后这些造反派与其他红卫兵派系有过血腥的武斗。
父亲被带走的第二天，陈书祥找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请他们开了一份证明，以便他去北京附中交火葬费。但在学校门口，他听人说那里昨晚有人遭到了毒打，两具尸体已经被拉走了。
感到害怕的陈书祥没有进学校，也没见到父亲的遗体。他把那份证明藏在一个相框的背面，保存至今。
他的母亲在2011年离世，生前未获机会指认当日殴打她的人。家里在母亲的墓地旁给父亲预留了位置。如果还能找到父亲的尸骨，就将他与母亲合葬。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来，陈书祥一家领到2500元的经济赔偿。现在看没多少钱，不过以当时的物价论，是笔不小的数目。北大附中也给他们发了一份证明，承认该校自称为“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组织打死了他的父亲。
但陈书祥说，从来没有哪个人站出来为父亲的死承担责任。
曾担任“红旗战斗小组”领头人的彭小蒙如今年近七旬，在北京一家经济政策类杂志做编辑，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记者打电话联系到她，问起50年前的这些事时，她似乎吓了一跳。不过，她表示自己记不得有这样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红旗，”她回答。“我不想多说。”
陈书祥则坚持母亲的说法，这个版本也得到了一些官方文件的证实。
“现在，我告诉你，他们这帮人都是这样，都是推来推去，”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表示，“说‘我不在校，我不在会场，我不知道。’”
“他们这些人都是50年以后一点认识都没有，”他说。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Vanessa Piao、Adam W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