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好坏则是根据阶级来划分的，宣传品告诉孩子们，“暗藏的敌人”时刻存在，资产阶级、富农、沙皇的支持者、西方敌对势力……这份长长的名单使孩子们相信，完成美德之一的方式就是揪出、驱逐甚至杀死这些“坏人”。
从孩子的眼睛里可以看到纯真，但在我们那个时代，纯真意味着能够被欺骗。——汉娜·阿伦特
“我还记得，当我执勤结束的时候，每次都要为我们爱他胜过一切的元首三呼‘万岁’。情况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爹亲娘亲都不如元首最亲。”
很多年后，卡尔·海因茨-杨森，仍然会重温那个“美好时代”，他和他的小伙伴们身穿着褐色的制服，像一名真正的军人一样手持不能发射子弹的长枪，守在岗位上岿然不动，他们的心中有着崇高的愿望：为了元首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带给人荣誉感了。在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里，每个人都在元首慈爱而坚定的目光注视下，感到充实而满足。
而在另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同样有一群孩子为伟大领袖高唱颂歌。每天，在他慈父般大名的歌颂声中醒来，对生活在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儿童来说，乃是一种荣耀。举首四望，到处都可以看到伟大领袖如何爱护儿童的慈父形象，“他的画像每天都会出现在苏联报刊上……时而是在少先队员的簇拥下，时而是怀里抱着他那位10岁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乡下的图像”，这些形象深深地映入了孩子们的心中，在那个时代，有谁会不知道下面这个人所共知的故事呢?在一次休假后，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驱车经过高加索里维埃拉疗养院，遇到一批儿童，他停下来，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温存的谈话，把他们带到一个小货摊，请他们吃糖果。
如果把《耳语者》和《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放在一起阅读，有时会产生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元首和领袖慈爱护佑下的儿童茁长成长，成为未来国家的栋梁和伟大理念的接班人，而孩子们也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从小为之奋斗，这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契约，看起来天衣无缝，民众从小就被培养与领袖和元首为国家擘画的目标步调一致地前进，那么，按理来说，他们所宣扬的美好未来也将会随着这些孩子的长大而到来。这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但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都不过是一个幻象，那些宣传口号中的内容从来没有实现过，但在那个时代，这个幻象却清晰而顽固地渗入到儿童的脑髓里，问题也许恰恰在这里，孩子们是如何被一步步陷入这种幻象之中的?
第一堂课：诱导
对很多苏联孩子来说，第一堂课学习俄文字母，并不是从“a”开始学起，而是从“S”开始学起，因为它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名字的头一个字母。
第一堂课对孩子来说尤为重要，它意味着在孩子头脑中留下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苏联的儿童教育者对此心知肚明。要把伟大领袖的形象深深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中，就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就像一首苏联颂歌中所高唱的那样：“当我的孩子开始呀呀学语的那一刻，他喊出的必定是那个响亮的名字：斯大林同志!”
第一步诱导往往就以这种第一印象的方式来完成。它的目的在于先入为主地将一些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譬如政党和领袖的名字根植在孩子的头脑之中，让其无法忘却。这就构成的洗脑的第一步原材料。但此时，孩子们只是知道领袖和政党的存在，并且感受到它的无所不在，却难以对其产生具体的印象，所以第二步，是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通过种种手段强化儿童对这种印象的认识。
最初的诱导往往是毫无恶意的，甚至是令人身心愉快的，孩子们会聆听到一系列关于领袖的个人美德、对孩子的爱护以及国家如何为孩子们创造美好条件的例证。在一本名为《苏联少先队夏令营》的书里，作者告诉教师和指导员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列宁、斯大林卓越的一生和事业的范例来教育少先队员和小学生们”。
为了达到目的，这种教育手段也应当根据儿童的心理循序渐进的。小学三年级(九到十岁)的孩子认识列宁、斯大林的生平和事业，主要根据课本上的内容;四年级则要学习苏联的历史教程，“使他们能够结合历史的事件更充分地来认识伟大领袖的生平和事业”。到七年级才开始学习苏联宪法。这一切都是根据“儿童们所累积起来的知识水平安排自己的工作”。
诱导的过程可以通过很多手段，但倘使这种意识形态仅仅是通过讲述被灌输进儿童的头脑，显然是不明智的，很容易使儿童产生逆反心理。因此，最佳的方式是诱使儿童相信这一意识是由他自己发现的。因此，座谈会和讨论会就成为诱导的必要步骤。一场成功的座谈会的形式看起来是相当自由和民主的，充满了愉悦的气氛，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这些观点早已被限定在一个严格的框架内。因为这些座谈会的题目都是被精心设计的，比如“列宁是怎样学习的?”、“斯大林是如何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童年的?”“斯大林是如何忘我地为人民服务的?”
主题既然已经被限定，那么参加讨论的孩子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是证明它是如何的“正确”。老师会鼓励孩子寻找“正确”的例证，而对那些异见不同的观点却会加以打压和批评。在赞扬和批评之间，学生肯定会选择赞扬，他们会在这一过程中学会如何揣摩上级的意旨，并且做出符合这一意旨的回答，最初的服从，也就由之形成了。
尽管服从乃是培养孩子的目标之一，但仅仅是“为服从而服从”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孩子们必须要知道服从的对象是绝对光荣、伟大、正确的，才可以断绝自己内心中怀疑的一面，由服从上升为自愿的献身。
“利用伟大的领袖的生平和事业的范例告诉少先队员，必须在自己身上培养出那一些必要的品质，怎样才能无愧于少年列宁信徒的称号”。恰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必要的品质”，也就是美德，同样也存在于教育手册中，无论是纳粹党少年团的手册，亦或是苏联少先队的规章，如果单是翻看内容，很难不让人相信这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所必要具备的品质，正直、忠诚、勇敢、无私。这些形容美德的词语在教育中几乎俯拾皆是。但实际上，这些词语尽管还保留着字面，但内容却被巧妙地改造了。正直意味着为了更高的真理可以出卖自己的亲友，或者叫做大义灭亲，这是党所宣扬的社会责任感;忠诚意味着对领袖毫无保留的热爱和对上级的无条件的服从;而勇敢则是那个时代口号一样：“时刻准备着!”随时为党所提出的号召献身。
美德被扭曲成意识形态的装饰品，仅仅保留着它的词语，即使是善恶也从一开始就被划分为简单的二元对立。社会群里被简单地划分为斗争中的“好人”和“坏人”。在纳粹德国，好坏是按种族划分的，在纳粹德国一本普遍发行的儿童读物《毒蘑菇》中如此写道“有好蘑菇，有毒蘑菇。有好人，也有坏人。犹太人就是坏人。”在苏联，好坏则是根据阶级来划分的，宣传品告诉孩子们，“暗藏的敌人”时刻存在，资产阶级、富农、沙皇的支持者、西方敌对势力……这份长长的名单使孩子们相信，完成美德之一的方式就是揪出、驱逐甚至杀死这些“坏人”。
在纳粹德国，少年团的孩子会在篝火晚会上焚烧犹太人的模拟像，或者干脆加入到冲锋队打砸抢犹太商铺的行列之中，为“纯洁种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而在苏联，玩内战和征收粮食的游戏是一种时尚，孩子们在游戏中会为争当布尔什维克：“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没有人愿意当白军和孟什维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争吵——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谁赢了，谁就是布尔什维克。”
但这些美德中，最重要的是“无私”，这一词语出现得如此之广，以至于被升华为最高的美德，像是勇敢、忠诚、正直都可以被统一在这一美德之下。因为它代表了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也就是消灭自我，将个人全身心地融入到集体之中。诚如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所写道的那样：“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或者像是纳粹少年团的口号：“毫不为己，一切为了德国。”
这一意识形态之下，拥有自我，或者说是私心乃是最大的罪恶之一，一切恶都是从中生发出来。一个无法融入集体的人是可耻的。只有追随大多数人的行为才是正确的。集体制造了一种平等的幻象，让孩子们相信，只要加入集体，一切差别都被消灭了：“他们穿着同样褐色衬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有人去问。他们看上去完全一样，就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有产者的儿童，无产者的儿童，从前资产阶级、企业家的儿童，农民的儿童，等等，但外表上看起来大家都是一致的。”
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在1937年的演讲中对这些站在他面前举臂敬礼的孩子们说：“就像你们今天站在我面前一样，几百年后，年轻一代也将站在未来的元首面前，表达他们对德国——我们通过斗争而获得的德国的信仰”
集体的仪式、合唱、游行，等等集体活动将个人完全融入到集体的海洋之中，个体在这个庞大的海洋里是渺小的，他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加入到歌颂领袖的伟大合唱之中，为这个政权贡献自己的美德、信仰，甚至是生命，从作为一个个体的孩子，到一个集体中的人，诱导的过程就这样循序渐进地达到了它的目的。它看起来每个步骤都显得光荣正确，完全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进行的，但潜伏其下的，也有其晦暗的一面，那就是孩子们需要学习的第二堂课：恐惧。[page]
第二堂课：恐惧
“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个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恐惧与诱导之间的区别是，后者是告诉孩子什么是应该做的，而前者则是告诉还是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比起诱导，恐惧实际上能在孩子的头脑中产生更大的影响，让他们去自觉规避某些事物，从小在头脑中筑起一道禁忌的堤坝。
在纳粹德国，低劣种族即是禁忌之一，对元首的不敬同样是一项大忌，任何怀疑帝国意识形态的行为都是禁忌;在苏联，“坏”阶级，任何损害伟大领袖名誉的行为，对党的非议等等，每个孩子都知道触碰这些行为的下场将会如何。那是最严厉的惩罚在等待着他们。
其中一个惩罚就是被孤立，逐出集体。在一个政权掌控了所有社会资源的国家里，只有加入集体，才会拥有生活的可能。因此，逐出集体就成为了对孩子来说最严重的惩罚，他会受到同学的轻视、朋友的孤立，谁也不再理睬他，谁也不会再帮助他，轻视和冷漠使他被开除出整个社会之外，无从立足。一个叫格尔特-埃克哈特·洛伦茨的人回忆自己在波茨坦国家政治教养院的上学生涯说：“落后者的名字会在饭前点名时被公开点名，不服从的人要遭到公开谴责，谁要不是‘战友’，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就要遭到排斥。”班上的同学会故意不和这样的人说话，完全不理睬他，以作为惩罚。在苏联，除了遭到谴责和隔离之外，这些沾染了禁忌的孩子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下场：“被消失”。这种消失有时是不明显的，只是在第二天上课时，教室里又多了一张空课桌，而老师不会告诉同学们他们昔日的同桌为什么没有来上学，学生们当然也心知肚明的不会去问这个明知故问的问题，以免他们会成为下一个。有时，这种“消失”为了起到震慑作用，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尤金·叶尔钦在《打断斯大林的鼻子》里讲述了这种被迫视而不见的恐惧。国安局的秘密警察就在教室门口徘徊，学生们甚至可以听到皮靴踱步的声音，然后一个学生被叫出来，这是老师最后一次呼唤他的名字。接着，老师熟练地命令学生们用一支笔，把班级合影上那个同学的脸涂黑。
禁忌是如此地让人恐惧，所以一旦自己沾染上这些禁忌，唯一的方法就只有通过更严格的考验来洗脱自己的罪行。苏联的少年英雄巴甫列克·莫洛佐夫是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官方的文宣材料，他的父亲属于一个“坏阶级”富农，而他向警察检举了他父亲，也因此被“富农反革命”一家杀害。苏联的文宣机器很快将莫洛佐夫塑造成大义灭亲、正直忠诚的道德模范。高尔基呼吁为他修建一座纪念碑“血亲可能是你的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
在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心里，莫洛佐夫都是完美的少年英雄。他不仅仅提供了苏联式美德的典范，更给予那些生活在禁忌惶恐中的孩子们自我救赎的可能。一场学习莫洛佐夫的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一位叫亚历克山德的少年揭发了他父亲，并且请求逮捕他的父亲。而另一个来自克列缅丘格附近的16岁犹太男孩，则在自己父亲的坚持下，给当地的报纸写信，公开声明脱离自己的家庭：
“我拒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觉得，真正的父亲是共青团，能教我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恐惧就通过这种方式转化为一种新的诱导。为了符合美德的标准、融入集体而牺牲家人的行为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这也是为何意识形态在撕裂这些孩子的家庭同时，也赢得了他们更为坚定的忠诚。因为他们通过这种毁灭个人情感的方式，在这个政权下达到了“新生”，他们因此洗脱了罪名，并且获得了政权的宽恕，被重新接纳到集体之中。而他回到集体后所享有的“正常人”的待遇，则进一步让他深信自己检举揭发父亲亲友的行为是正确的，他也因此经受了比一般孩子更严酷的考验。
为了保住自己牺牲巨大所得来的“荣誉”，这些人往往会更加成为这一制度的捍卫者。一位叫奇拉·柯尼燕科娃的女士，在斯大林死后三十年里仍然自称“斯大林的爱人”，但她的两个叔叔都因为“怠工”的罪名被抓进劳改营，但这却使她更深地挚爱斯大林，这位“赏罚分明的公正的伟大领袖”，这看似无解，但却合情合理，她为了融入这一体制付出的牺牲太大，以至于否定它，她所作出的全部牺牲就毫无意义，也就彻底否定了她自己。因此，她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里——时刻准备着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伟大时代。
毕业：长不大的“新人”
“我们必须教育出一种新人，从而使我们的人民不会因时代的衰退而灭亡”
“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
元首的意旨和伟大领袖的口号交相辉映，他们都渴求将孩子塑造成符合他们意志的完美“新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通过诱导与恐惧的双重手段，一个懵懂的孩童是完全可以被培养成合格的“新人”的，无论是出于对荣誉感的热望，还是出于对禁忌的恐惧，他们都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且让自己相信意识形态下的宣传是合情合理的，毕竟，融入集体，将自己奉献给这个制度，是他们唯一可以有的选择。
但当他们长大，进入成人社会后，却发现一切都与他们所受过的教育全然不同，这个国家并不是处处美好，等级森严，官僚严重，缺乏活力并且死气沉沉，还有萦绕四周的恐惧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他们自己也可能成为被告密的对象，也会因为一语有失而进集中营。但问题在于，尽管他们可能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现了虚伪的一面，但他们的大脑早已在童年时代被灌注了意识形态，他们习惯于那种话语，习惯于那种表述方式，更习惯了那种思维——这些意识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只能按照这种模式来为人处世，这也是他们与社会互动唯一方式。当他们遇到难以解释的困境时，他们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回归到领袖和元首那里，回归到他们所习惯的意识形态中去寻求公正。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走出的童年——他们都是“好孩子”，都深深地理解如何“听话”。但成长的意义正在于如何自我思考，而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另外一堂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