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先生资料照（江棋生提供）
我不曾想到，由钱杨话题所激起的公共论辩，会是那么热闹和较真。我也不曾想到，这场论辩会引发我持续的关注和思索，并最终出现难于遏制的冲动，要将悟到的东西拿出来与人分享——在这篇短文中，我将通过对“被迫沉默”这个概念的聚焦，来言说自己的感悟。
何谓本文的“被迫沉默”？本文所言及的“沉默”，专指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沉默，即政治性沉默。而所谓“被迫”，则是特指由权力压制所造成的“想说而不敢说”、“敢怒而不敢言”。因此，这里说的“被迫沉默”，乃是一种由制度造成的政治性沉默，可简称为“迫默”。
首先，我赞成不应苛责迫默者。他们不是恶人、坏人。在人品上，他们比只知歌德、颂圣的媚权小人要高出一大截；比一般的五毛、自干五和说假话的新左派们也高出一个及数个档次。他们的沉默，是好人无奈的沉默。他们的沉默，虽有亏天良，但显然不应被责为卑鄙无耻。
同时我认为，也不应为迫默者作过当的辩护。对迫默者怀有同情的理解，说他们不是勇者，比较犬儒，是恰当的辩护。然而，把他们无视“房间里有大象”的明哲保身，赞为具有“识时务的智慧和耐力”，则显然失当了。不过在我看来，在这场公共论辩中最为过当的辩护和最为失范的回护，乃是声称他们的迫默，是理所当然地享有沉默的自由，是行使自主生活的权利；而批评他们的迫默，就是侵犯其沉默的权利——这种辩护真的太过了，过得远非一星半点。
一个人对公共事务有话想说，但出于对权势迫害的恐惧而不敢说，这叫失去说话的自由。怎么能把这种生存状态，说成是享有“不说话的自由”或“沉默的自由”？这不是把事实说得满拧了吗？很明显，在这种被迫沉默的生存状态中，没有自由，只有不自由。同理，一个人闻鸡起舞，一大早去法院“依法”申请旁听，但被法院蒙骗戏弄而无法旁听，这叫失去旁听的自由，而不是享有不旁听的自由。类似地，有人手持宪法去公安局申请游行，但被刻意“不准”而无法如愿，这叫失去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不是享有不游行宅在家里的自由。还有，一个人不信邪，偏要“依法”独立参选，但在权力重重阻挠下而不能实现，这叫失去被选举权，而不是享有不参选权。再比如，在报禁和党禁之下，人们不能同人办报，不能合法组建反对党，这叫失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而不是享有不出版、不组党的自由。总而言之，一个人因屈从而不发声，一个人被迫“不公共”，一个人无奈“不问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这种憋屈、窝囊的活法就是不自由，而不是行使所谓的“自主生活权利”，享有什么“沉默的自由”、“不公共的自由”及“不问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由”。
明乎此，则萧瀚先生“维护钱杨沉默的自由，就是维护每个人自我选择的自由”，“维护钱杨沉默的自由，也是维护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兴趣无害他人选择生活的自由，只有尊重这样的自由，才会有一个哥特建筑、巴洛克建筑、洛可可建筑……多样纷呈的世界，而不是只盖了一幢大灰楼的世界”云云，也就失去根底、无从谈起了。
享有自由的活法，是有资格心安理得、不怀愧疚的，是有理由不被干预不受打扰的。而失去自由的活法，恐怕就不能免于自责，免于反思，免于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当然，自责、反思和批评之目的，是使沉默的大多数慢慢把腰杆挺起来，一步步更好地做到：呼唤良知，打破沉默；拒绝谎言，说出真话。
好人的迫默，与公民自主享有沉默权，完全是两码事（对此议题，本文不赘）。好人的迫默，是一种可悲、屈辱的存在。而在良心的驱动下打破沉默，则是从降志辱身走向赢得尊严，从依附人格走向独立人格。这里，我不想提“不自由，毋宁死”，也不想提胡适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想提出这样八个字：应鸣而尊，不默而辱。自由不是免费的，权利决非白来的，尊严是要捍卫的。古今中外，要将权利被践踏的活法换为享有权利的活法，最不能或缺的，是个体自身的觉醒、抗争和付出。指望和依仗救世主或神仙、菩萨等超自然力量，不靠谱。
此外，我不想讳言，好人的迫默固然是制度性侵害的明显体现，但是，好人的迫默，也起到了为强权压制“添砖加瓦”的作用（刘瑜语，见她的《沉默不是金》）。换句话说，好人的迫默表明：“我们大家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哈维尔语，见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由此不难知晓，好人的迫默，是不应被赞为“独善其身”的。好人的迫默，自然更与“上善若水”八杆子挨不着。而好人在迫默中逝去，也实在称不上什么“完美的谢幕”。
最新一期即2016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刊有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口述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束星北的家人和友人。从那篇九千字长文中，我特意撷取一小段，照录如下：
父亲去世后，我和王淦昌一直保持联系。19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到他家，闲谈中我感慨道：“王伯伯，我父亲要有你一半会做人就好了，他也不会摔这么一大跤！”谁知他的脸当场就板了下来，严肃地说：“不对，你父亲说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出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还说，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会，就是举举手，鼓鼓掌，吃两顿好饭而已。
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是我的常熟老乡，我曾经和他有过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和交往。束美新所忆及的王淦昌，真实可信。王淦昌亲身体悟到，“想说而不敢说”的做人，是可叹的苟且，不是可取的活法。他心中所向往的，是每个中国人在良法所标示的自由边界之内，都有权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事实上，国人如何做人与国家往何处去，是紧密相关的。像王淦昌那样有敢言之心的国人，和像束星北那样有风骨的敢言者越来越多的过程，正是极权社会的中国走向后极权社会的过程。
不要小看说真话的力量，尤其是，不要小看好好说真话的力量。我深信，随着中华大地上的被迫沉默者越来越少、敢言善道者越来越多，中国的后极权社会就既不会通过什么“第二次文革”退回到极权社会，也决不会是什么金刚不败之身时日良多——它被宪政民主社会所取代，虽说不会在一年半载之内发生，但肯定是早早晚晚的事。
2016年6月23—2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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