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按：中国人喜欢说，死者为大，似乎面对刚过世的人，任何不赞美的言辞都是不合礼仪的，我也承认逝者需要被尊重，就如生者应当被尊重一样，但我认为，对一位逝者最大的尊重，就是恰如其分地，以他应该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
我不会根据真假难辨的传言去评论一位逝者，可是，他的公开著作、公开言论及有据可查的经历与行为，是不能豁免被批评的。）
杨绛去世，朋友圈哀号遍野。
我的听众“梵高先生”在石无忌惮群里分析说，为什么不管读没读过、了不了解杨绛，这么多人都来纪念，都来转发，“也许因为感觉转发后就拥有了杨绛的各种人生经历吧”。小伙子蛮有识力。
在我看来，杨绛闻名于世的主要不在学问，而在两方面：她丈夫钱锺书；她本人的文学工作。丈夫先不谈，我们先谈文学。杨绛的文学工作主要是翻译和创作。翻译我不懂，不敢妄议。创作略懂，可以谈谈。
杨绛在创作上不算坏，但谈不上什么过人才华。她的小说《洗澡》，叙事与文字都没什么了不得的地方，有时平淡不是绚烂后归平淡，而就是才华不够。而使劲弄平淡的范儿，更让我觉得不对味。
不过我觉得杨绛的小说比钱锺书的好。钱锺书的《人兽鬼》短篇小说集，基本上是高中生习作水平，可以忽略。他的代表作《围城》，我也不喜欢，当然我也不反对你喜欢或者你跟着别人喜欢。我不喜欢的原因，主要是《围城》中充斥着油滑气和优越感，拼命用不伦不类的英式风趣来挠人痒痒。《围城》叙事也过于卡通，穿透力不足，常有人说《围城》可比儒林外史，我觉得没什么可比性，钱太聪明了，太聪明的人写不出什么好小说。我听过一句对钱的评价，倒是中肯：钱生下来就好聪明，但到他死，他还是只有那么聪明。
说回来，我们还是说杨绛吧。
杨绛的小说比钱锺书好，但仅此而已。她的纪事作品《干校六记》，不能说没有价值，可是比起郑念《上海生死劫》、巫宁坤《一滴泪》、杨小凯《牛鬼蛇神录》，那就弱很多了。至于《我们仨》，我得老实承认没看过，但我不觉得会有什么损失，猜也猜得到大概写些什么，何况经常还有人把其中一些鸡汤段落转到我面前来。
说鸡汤可能过了，我相信写《我们仨》时杨绛有真情实感，也有人生体悟，但我读这些东西干嘛？世上的回忆录太多了，要么我读《追忆似水年华》这种有优美的情感拥有能力、极致的情感记忆能力以及超凡的情感表达能力的作品，要么我读《上海生死劫》、《一滴泪》、《牛鬼蛇神录》这样据事直书、沈痛悲凉、直指人心的作品，我读杨绛的回忆录干嘛？我不喜欢掏出手帕等待被一个老太太的往事絮叨还有人生感悟击中泪腺，然后在廉价感动中将自己贬低为一个不那么痛苦的人。
说到底，杨绛的神话，一大半还是来自钱锺书的神话。
然而，钱锺书只是个功力深厚的读书人，而不是什么高山仰止的学问家。用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话说，钱锺书是“但知聚铜，不知铸釜”。如果以为钱锺书的著作就是做学问的经典，那无异于“指功力以谓学”，“犹指秫黍以为酒”，用大白话说，就是把功力当学问，好比把高粱当成高粱酒。钱锺书是收割高粱的高手，但几乎没有酿出什么酒来。
对钱的评价，余英时和刘皓明比较到位。
余英时说，钱锺书的学问是“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这让我想起张炎评吴梦窗的话来：“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
刘皓明则写过一篇长文《绝食艺人：作为反文化现象的钱锺书》，文字有点拗口，但观点不错。提要如下：
说钱锺书是属于杂技表演的绝食艺人，是因为他在《谈艺录》和《管锥编》里显示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功夫，而这种功夫从本质上说，又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同时它们又不属于同样没有使用价值的艺术领域。
钱锺书对应于绝食艺人的绝食功夫的，是他扫描般的记忆力，他饕餮的阅读胃口，和他用以显示这两者的那些笔记。这些功夫被他发挥得登峰造极，令人叹为观止。然而这种功夫并没有服务于某个特定问题的研究或某种理论的建立与阐发，因而也就不具备普通的学术著作的实用性。
实用性的缺乏使得钱钟书的著作看上去应该归属于脱离了利益关系的艺术范畴，可是钱钟书的著作对记忆力的神异的强调远胜过任何其他的东西，而且它们除了对记忆力和阅读的纯量化的广泛的炫耀外缺乏任何其他实质的东西，因此钱钟书的著作虽然是非实用的，但并不能就成为艺术品。
钱锺书是卡夫卡式的绝食艺人，他的绝食完全是自娱的、习惯性的和享受的；而看客的喝彩声越响，他在自己画地为牢的囚笼中的莲花趺坐就越稳。
在我看来，与其神话杨绛与钱钟书，以他们所未必配得上的美誉来纪念他们，不如对另一些未必享有那么大名声的前辈学者投入更多的敬意。
比如学者、翻译家杨宪益先生。
2009 年杨宪益先生去世，我曾写文纪念，偷个懒，摘录如下：
“千年古國貧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这两句诗的作者，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于昨日去世，享年 95 岁。
“久無金屋藏嬌念，幸有銀翹解毒丸”，“好漢最長窩里斗，老夫怕吃眼前虧”，“人到中年纔入黨，事非經過不知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杨宪益的诗和聂绀弩有一拼。
在毛时代，杨先生夫妇都进过监狱，是自费坐牢，出狱后当局还猥琐地找其索要了狱中 4 年的生活费。杨先生出身巨富之家，前半生率性而为，挥金如土，后半生艰难困顿，仍风骨铮铮。
杨宪益夫妇最喜爱的一个儿子，出生在中国，但是英国籍。当其父母坐牢时，他流离失所，得了神经病，后来回到英国，在那儿自焚身亡。死前，他把某位伟人的像戳满了洞，而他的墓碑上刻的是他的英国名字Ｄａｖｉｄ Ｇｒｅｅｎ。用我的老友娇酷儿的话说则是：“ people of nowhere ， stranger in both countries ”。
杨宪益所深爱的妻子戴乃迭，是个英国人，大半生定居中国，始终未入中国籍。晚年，戴在失去爱子的痛苦与丈夫可能再次面临迫害的恐惧中渡过。在最后的日子里，杨宪益拒绝一切社交活动，每天都守护在她床前。当妻子去世后，他写下感人至深的诗句：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尽管一生多劫，杨宪益的文章里读不出丝毫戾气或厌世。有人评价他是“集英伦风度与魏晋风骨于一身”，虽不中，亦不远矣。
然而，杨宪益也有金刚怒目之时。那一年，他曾说出一大段血性之言：
I was full of helpless rage and grief. At midday the BBC office rang me up from London and
asked me what I thought of the massacre. I was still in a towering rage and through the phone I denounced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 calling them fascists. I said that there were a few die-hards in the top échelon of the Party who could not represent the whole Party. I repeated what I had just heard in the morning and I said that these people were worse than the northern warlord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and worse than the Japanese invaders. Even those earlier fascists had not committed such a heinous crime like this, though this group called themselves Communists. Some days later I heard from friends that they had heard my denunciations through the BBC loud and clear. Many people even made copies of my outbursts. It had made quite a strong impact abroad and I was glad.
在杨宪益的一生里，他始终跟劫难发生关系，跟高贵发生关系，跟率性发生关系，跟风趣发生关系，但决不与屈服发生关系，与庸俗发生关系，与虚伪发生关系，与戾气发生关系。
在杨先生去世的新闻跟帖里，我读到一枚价值连城的留言：
网易广东中山网友 ip ： 121.12.*.* ： 2009-11-24 10:12:04 发表
那是 1972 年 , 在京师第一监 , 与杨宪益先生同号 , 还有京剧团的徐迈敬 , 以及外语学院的一位俄语教师。有这几位狱友，谈古说今，道中言外，多有收益。杨先生教唱的苏格兰民歌“铃儿响叮当”，至今还能哼唱出来。杨先生，你先走了，一路走好；老夫时日亦不多了！
对此，我的感想是——化用杨宪益先生的一段名言——“他们可以将任何一个人都加在杀害者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所有的人，他们不可能摧毁所有的高贵”。
好了，现在我要引用莫之许的评论来结束了，我不能比他说得更准确有力：
杨绛去世，竟惹出意识形态争论。钱杨二氏，学有所成，并无疑问，其价值观不洽于专政，见于其著作，诗作，也有迹可寻，不过， 49 之后，同此立场者，遭遇酷烈，不知凡几，钱杨幸存于毛时代，《围城》享大名于风波之后，一是顺从乃至合作于专政者（四一按：比如钱锺书担任毛选英译委员会委员，这可以理解，但不能辩解），二是大体隐晦其价值立场，不冒犯体制。
顺从，合作，不冒犯，安享大名于专政之世，惹出争论，无非是立场或标准之异同：批评者以为，凡 49 之后能安享大名者，就算非帮凶帮闲，也难免于不诚实，其大名，正是其苟且之明证；支持者则以为，大势如此，能不主动作恶，即为上品，所谓大名，乃因其能力而得之，不必非议，孰谓专政之下就无大师？
不论学问， 49 后安享大名，必然有亏，并非苛论。凡反对者皆被没收影响力（四一按，老莫这是化用俺的名句“影响力是党产”），早成通例，为钱杨辩护者，皆多“大知识分子”，因苟且退让而获得一点声名，为钱杨辩护，即为自己辩护。而批评钱杨者，其实是对坚持立场如晓波者的赞美，不屑于苟且所获声名，钱杨学有所本，然无苟且，又焉得如此声名？
钱杨固然有不洽于专政之价值立场，但公开表现，仍是顺从，合作，不冒犯，从其著作、诗作摘取一些能证明其价值立场之片段，并无法改变其与体制数十年之基本关系，二人也因此获得声名而不坠，批评者所批，针对其与体制基本关系，辩护者所列，不外是其个人价值立场，但后者并不能构成有效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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