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占领”还要“改造”西藏

一九五一年中共进入西藏，其明确方针不仅是要“占领”，还要“改造”西藏。中共开动宣传机器，与此方针紧密配合。“占领”的依据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逻辑上就说不通；“改造”就要动用共产党的看家武器，即“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照中国政府的说法，西藏的“百万农奴”渴望翻身，要求中共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翻身农奴心向党”是中共在西藏问题宣传上的主旋律。事实如何呢？我在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西藏史实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从未公开的神秘文件，可以一窥当年西藏社会年轻一代的政治诉求。

一九五九年三月导致达赖喇嘛出走的拉萨事件，长期扑朔迷离，史实不清，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政府的宣传一直说是拉萨的上层贵族和农奴主发起叛乱，而中共军队血洗拉萨城的“拉萨战役”则是“平息叛乱”。

随着达赖喇嘛自传出版，藏人方面一些亲历者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人士回忆录的出版，以及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当年的文件和“内部报道”渐渐公开，研究者也得以接触到一些解密或半解密的档案，一些基本事实浮出水面。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紧张局势的起因，和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并没有直接关系。达赖喇嘛当时一直想和西藏工委配合以避免流血冲突，他不支持藏人进行武装反抗的准备，他的侍卫长帕拉甚至不让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人士接触达赖喇嘛。三月十日后，达赖喇嘛和噶厦都已无法控制社会上普通藏人的集会，而人数不多的藏军一直到战事爆发都按兵不动，是被动地卷入了武装冲突。

如今已经公开的中共文献证明，拉萨事件的主动者是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军。在四省藏区发动土改和摧毁藏人社会结构的“民主改革”而引起的藏人反抗，必定将西藏拖入武装冲突，中共借机通过“边打边改”在西藏实行“改造”这一方针。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拉萨事件”爆发之后，毛泽东“一语泄露天机”：“终于等来了政治上的主动”。言下之意，他可以用“平叛”为借口放手镇压，消灭了反对势力以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西藏了。

那么，一九五九年三月是谁在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是谁发动和领导民众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以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解放军军区？文献和亲历者回忆都证明，当时在拉萨有几个地下民间组织在活动，是他们在发动和领导藏人民众保护达赖喇嘛，反抗中共占领。

拉萨事件中的三个主要民间组织

库松代本彭措扎西当时是负责达赖喇嘛保卫工作的藏军军官，他又是达赖喇嘛的姐夫，亲历了中共入藏后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根据他的回忆录，拉萨事件中有三个主要的民间组织在起作用。

最为著名的是孜本夏格巴和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在印度噶伦堡建立的“西藏幸福协会”，也叫“西藏福利会”。孜本夏格巴出身贵族，原是噶厦官员，是西藏近代史上较早有现代意识的贵族。嘉乐顿珠因为是达赖喇嘛的哥哥而拥有贵族地位，和国民政府有较深的关系。他们有强烈的西藏民族意识，是当时西藏屈指可数的具有国际视野并有一定对外关系的人，对西藏被占领的现实和未来亡国灭种的可能性忧心忡忡。他们在解放军入藏后不久就离开西藏，定居于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著名商城噶伦堡。他们组织的“西藏幸福协会”以噶伦堡为中心，并在拉萨建立了秘密分支。

第二个组织是“人民会议”，这是由商人阿乐群培发起的，这个组织由于一九五二年发生的“人民会议事件”而被取缔，中共还借此强迫达赖喇嘛撤销了两位司曹的职务，但这个组织并未彻底消亡，而是转入地下。

第三个组织更有意思。一九五一年中共占领西藏以后，挑选了一些藏族青少年去北京学习，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然而，他们中一些人在北京学习以后，知道了更多外部世界的事实，对中共改造西藏的前景更加了解，自然而然地对中国政府的占领与改造非常反感。一九五五年，这些人从北京返回西藏后，其中有个叫阿旺桑格的人组织了一个名为“独立联盟”秘密组织。

被掩盖的民间组织史实

我对拉萨事件的研究得出结论，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藏人群众的主要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这三个组织。这三个组织和噶厦官员有程度不一的联系，他们在紧张局势下给自己规定的主要任务也是首先要保障民族领袖达赖喇嘛的安全，但是噶厦并不支持他们发动民众对抗解放军的想法，拒绝和他们合作。中国政府以往指责达赖喇嘛和噶厦发动叛乱，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中共的宣传对这三个组织也区别对待。公开宣传最多的是夏格巴的“西藏幸福协会”，夏格巴的日记也已经公开。事实上，夏格巴和嘉乐顿珠那时在印度的主要努力是设法和美国方面建立联系，这种努力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成效，主要原因是美国并不愿意公开卷入西藏事务而令印度、英国和国民政府不快，美国只愿意让中央情报局展开有限的以获取情报为主要功能的秘密活动。CIA要求达赖喇嘛出面提出请求，而达赖喇嘛并没有这样做。夏格巴的西藏幸福协会在拉萨的活动能量是有限的。但是，在中共的宣传和中国的藏史界，对夏格巴的西藏幸福协会的讲述最多，造成“拉萨事件”是夏格巴等人在主导的印象。这样的“结论”符合中共对西藏问题的解释，因为夏格巴有西藏旧贵族的渊源，而嘉乐顿珠又是达赖喇嘛的哥哥，他们的组织与美国有联系。中共宣传机器大力宣讲西藏幸福协会，一是证明“西藏叛乱”是达赖喇嘛和贵族农奴主发动的，二是暗示美国在背后策动。

中共的宣传和境内藏史界讲述最少的是“独立联盟”，这个由中共培养的“民族干部”，在北京受训的年轻人成立的组织。

拉萨事件后，新华社内参上刊登了解放军在罗布林卡搜查到的一份文件，题为“西藏反帝党章程”。我对它的内容和文本进行过仔细的分析。

这个章程具有现代政党的风格，提出了明确的民族和国家诉求，有政党的组织和纪律要求，规定了党员的任务和权利，甚至有“男女平等”、“党内一律平等”以及批评及申诉等规定。章程中的很多具体规定显然是从外部学习和模仿而来，特别是向非常重视组织的中共学习和模仿。事实上，就像印度独立运动骨干全部是英国殖民者培养的本土人才一样，中共在占领西藏后刻意培养的藏族干部中，也会产生藏民族中最有本民族意识的精英，特别是从底层“翻身农奴”中产生的人才。所以，这个“反帝党”很可能就是由北京回来的年轻人组织的“独立联盟”。

“反帝党”这个名字可圈可点。那些年轻人眼中的“帝国主义”是谁？当时占领西藏的不是“英帝”或“美帝”，因此当时中共宣传中的“英美帝国主义”不可能是“反帝党”所反的对象。从“党章”的内容来看，“西藏反帝党”反的显然是占领并将全面改造西藏的“中帝”。

这个被中共视为“非常反动”的组织，中共定然花大力气调查处理，但是以后却再也没有公布过相关资料，这个组织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中共的宣传部门没有用它来做任何文章，显然是因为它不符合中共的宣传需要。然而，正是这样的组织，证明了中国政府不愿承认的事实：对中共的统治反抗最强烈的，恰恰是底层的“翻身农奴”。

《动向》2016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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