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经济学人》7月7日刊登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中产阶级：2.25亿个让中国领导人担心的原因”。以下为译文：
在1990年代末以前，中国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在2000年，中国有500万家庭年收入介于现在的1.15万美元和4.3万美元之间；今天，有2.25亿达到了。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队伍可能多过欧洲人。这个惊人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地的增长并改变了中国。一块块水田已经让位给了摩天大楼，自行车让位给了交通拥堵。这个“内向”的国家已经变得更加国际化：去年，中国出国旅行的人次达到了1.2亿次，在十年里增长了4倍。社交媒体上涌现了庞大的中国聊天族。
然而，缺失了某些东西。在其他变得富有了的专制国家，新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变革。在韩国，1980年代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帮助结束了军政府统治。在台湾，1990年代的中产阶级要求民主，导致了独裁政府允许自由选举。
许多专家认为，中国是这个模式的一个例外。中国许多的城市现在如韩国和台湾当年开始改变的时候那样富裕。然而，自从1989年坦克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以来，中国没有见到有要求民主的大型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民主政治轻蔑已极。
有证据表明，这种办法是奏效的。强硬派的习先生在中国被广泛推崇为一个强人和反腐败的斗士。极少有中国的中产阶级说他们想要民主，不仅仅是因为这样说会令他们陷入麻烦。许多人看的是阿拉伯之春接下来的混乱和退缩。一些人把英国决定退出欧盟视为一个迹象——不能信赖普通选民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中国政府或许对它的批评者是无情的，但是它至少让人民挣钱了。只要不碰政治，他们可以说以及做想要做的事。
然而，拨去表面，中国的中产阶级远未满意。中产阶级的成员是优裕的，但是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担心老了之后谁来照顾他们；大多数夫妻只有一个孩子，以及公共安全网不发达。他们担心，如果生病了，住院费就可以抹去他们的财富。如果拥有房产-他们80%的人有房产，他们害怕会失去它；在中国，贪婪的官员可以心血来潮地让人们失去房产权。他们也担心他们的储蓄；银行提供的利率微不足道，其他的投资方式监管很差或完全没有监管。历史上没有一个庞氏骗局诱骗的投资者超过今年1月在中国崩溃的那个。
中国很多的中产阶级也很恼火。当他们被强行灌输马克思主义时，很多人嗤之以鼻。对于腐败他们更加愤怒，腐败摧残了每一个行业和活动，还有裙带关系，它给予的回报胜过才智和努力。几乎所有中产阶级都对污染愤怒，污染堵塞了他们的肺，缩短了他们的生命，伤害了他们的孩子。他们不禁注意到一些有后台的污染大户污染了空气、土壤和水却不会受到惩处。
而有些人感到沮丧。中国具有超过200万个非政府组织。其中许多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是中产阶级，他们希望能改善他们的社会，独立于中共这个党。一些人鼓动要有更清洁的环境、更公平地对待工人或结束对妇女和农民工的歧视。这些团体没有一个公开挑战中共的权力垄断，但是它们常常反对中共挥动权力的方式。
中共明白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支撑的基石。当习先生于2012年上台以来，他谈到了鼓舞人心的、亲中产阶级的“中国梦”。该党调校舆论，试图来回应人们的期待，缓解社会压力。
即便如此，难以想象：没有一个更加透明、更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没有法治，个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没有一个更加公开的政府体制，能够自动察觉和消灭腐败。而且，没有言论自由，非政府组织也不会带来改变。
经过千百年动荡的历史以及更近期对于1960年代血腥文革的记忆，中国人常说他们真的非常怕“乱”。但是生活在中国城市里的人，将近一半不到35岁。他们对毛时代的无政府状态知之甚少。当他们感到政府不在听时，一些人就会站出来抱怨。拿南方的禄步镇为例，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在7月3日抗议在那里修建垃圾焚化炉的计划。他们与警方作战，并试图冲入政府办公室。
这样的抗议是常见的。根据清华大学的数据，在2010年有18万起。当经济快速增长时，随之而来的是稳定，但是当经济放缓时，动荡可能会蔓延，尤其是当中共必须做出象关闭工厂、重组国企和节制污染这样的艰难选择时。
最终，中产阶级抗议的命运可能取决于党的精英。1989年亲民主运动的起飞是因为中共的一些精英成员也赞成改革。没有迹象会出现又一次的天安门（运动），但是在领导层内部关系紧张。习先生已经在他的反腐败大清洗中树立了众多敌人。习先生的同僚们正在争夺权力。
中共或许能够抵挡许多年的挑战。中国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能够行动迅速地镇压动荡。然而，依靠单纯的压制将是一个错误。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将越来越壮大，他们将会要求变革。中共必须开始满足他们的要求，否则这个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可能会摧毁该党。
原文China‘s middle class：225m reasons for China’s leaders to w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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