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原著︰李志绥
第一篇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零年夏秋的雨季，蚊子很多。中南海行政处下属，专為中央书记处书记服
务的服务科，有一名服务员住在中南海瀛台，染上流行性大脑炎。中南海门诊部的
主任误诊為感冒，没有进行相应的急救治疗而死亡。周恩来，杨尚昆震惊万分，因
為瀛台距离毛的住处丰泽园、颐年堂及菊香书屋很近，他们深恐毛受到蚊子叮咬而
染上流行性大脑炎①。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南海门诊部，撤销了门诊部主任的工作，立即将香山门 诊部迁进中南海，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于是我随同门诊部进了中南海，开始了我 生活上又一大转折。
门诊部设在南海流水音及沿东大墙一带的院落。这地方原本是乾隆皇帝晚年游乐 与休息的地方，乾隆御笔的木制对联、匾额仍然掛著，但年久失修，油漆彩绘已经 剥落。一九五三年大修整以前，没有自来水，都用南海边上的机井。门诊部就用这 片房屋的一部分做為宿舍，一部分设立门诊室、手术室及病房。虽然仍是因陋就简 ，但比在香山时要完备些。
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城内的房子还没有修 好，暂时设在中海居仁堂及附近。军委的彭德怀、中宣部的陆定一、张际春、何凯 丰，以及陈伯达、胡乔木和任弼时的未亡人陈琮英，都住在居仁堂以东的永福堂等 以福為名的八个四合院中。
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中，只有我受过正规训练，所以就让我负责。我分配到一间 小宿舍。后来我搬到比较大的南船坞宿舍去，慎嫻和我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李重便 来跟我同住。
中南海警卫森严。从一处到另一处都有哨兵沿路站哨和检查通行证。我在毛住处 附近的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佩戴著乙种通行证，只能在门诊部和我住的宿舍一带活 动。慎嫻虽然也分到乙种通行证，但行动自由小得多。后来我调到毛处工作，才换 成甲种通行证。
在中南海门诊部内，我照顾起许多领导干部的健康。那时大小干部在城内没有宿 舍，同他们的家属都在中南海内。因為花了八年时间抗战和四年国共内战，他们大 都是结婚不久，刚刚有了小孩，对孩子很宝贵，有一点小病都希望去看，而且要求 我看。这样就造成我日夜忙碌，很少休息了。
我申请入党，但我的政治歷史很有问题。换言之，我的“成分”不好。我的父亲 在国民党时，做过官，是所谓的官僚。我的岳父是地主，那时全国土地改革仍在如 火如荼的进行，我岳父被打成“人民公敌”，剥夺了公民权和所有生活保障，他现 在完全靠我赞助。
此外，慎嫻于一九四四年在云南省昆明巫家坝美国空军供应处，一九四七年又在 南京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有人一直怀疑她是美、英特务。
我年轻时的活动也令党怀疑。一九四九年回北京后，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自传，我 将年轻时的经歷交代清楚了。一九三六年我在江苏省苏州(亦即吴县)东吴大学附属 中学读书，是高中一年级。当时国民政府规定，高中一年级学生都要集中军事训练 三个月。从五月到七月，我和全班同学集中到江苏省镇江三十六标接受军事训练。 在集中军训结束前，我和一些同学集体加入中华復兴社。回到学校后，没有人找过 我谈到中华復兴社，也没有什麼行动。然后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国民党里当过短 期军医的那小段经歷也被共產党怀疑。
但问题是，中华復兴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也是蓝衣社军统的前身，是国 民党内的特务组织。他们根本不相信，我参加以后，会没有任何行动或活动。
汪东兴决定派人对我的背景做更进一步调查。他们一直怀疑我曾是中华復兴社的 活跃分子，搞不好还是个国民党特务。我入党的事，就此拖延了下来。
但我极想对正在热烈进行的革命付出一片心力。我申请加入土改队，自愿下乡， 把大地主的旧土地和财產重新分配给穷苦农民。虽然我岳父母丧失了他们所有的财 產，我仍然支持这个改革。我相信只有土改才能终止乡村的剥削，改善贫穷苦况。 多年以后，也参加过土改的朋友才敢跟我说当年的运动常常十分残暴不公。但我的 申请未被批準。党告诉我，中南海需要我的医疗服务。
一九五零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我也申请自愿从军。对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我未 参军，因此我想趁这个机会报效国家。当时美国的军备远远比中国先进，我心里以 為中国必会战败。我很关心战情发展，听到中国连连传捷报时，心情非常激动。这 是百多年来中外战争中，中国第一次扬眉吐气。我得知美国竟在韩国使用细菌战时 非常震惊。即使在朝鲜战争状况未明的阶段，我仍以身為中国人為荣。但上级仍拒 绝我的申请，要我留在中南海。
我变得郁郁寡欢，我既不能為革命效力，又没有机会成為神经外科专家。我觉得 和那些身為革命分子的病人之间有一道鸿沟。入党的事一直没有结果，使我沮丧不 已。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首度与毛的家人有了接触。
那时毛三十岁左右的二儿子毛岸青精神分裂癥发作。毛有两个儿子，毛岸青和毛 岸英–都是他第一个自由意志下的婚姻配偶杨开慧所生。杨在一九三零年因拒绝背 叛毛而被国民党处死。那时毛在数百里之外的江西井岗山已经和贺子珍结婚。杨死 后，两个孩子前往上海，过著有一顿没一顿的流浪生活。一些认识毛岸青的人，都 觉得上海租界巡捕曾残酷殴打毛岸青，此事是他精神分裂癥的导因。数年后共產党 在延安建立基地时，才又找回他俩，毛随即将两兄弟送往苏联读书。
朝鲜战争爆发后，二十九岁的大儿子毛岸英赴前线作战，不幸在美国炮弹轰炸中 丧生。这期间，毛岸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处做翻译。
一九五一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中，中央宣传部内揭发出，毛岸青的稿费被另一个 人冒领了，他一怒之下打了这个人一记耳光。毛泽东知道之后，狠狠批评了毛岸青 ，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癥发作。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精神分裂癥的一些现象 ，有时发呆，长期失眠，不过没有引起家里人的注意。
毛岸青发病以后，便住进中南海门诊部的病房。
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我在办公室内整理病歷，值班护士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叫 我说︰“江青来看毛岸青了，要你去匯报病情，快点。”
我走进病房旁的一间休息室，江青坐在一个靠背椅上，旁边站著漂漂亮亮的她的 一个护士。
以前我都是在路上离得很远看到江青。我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见到江青。我心想 ，可真是个电影明星出身，穿戴自然与眾不同，只是没有想到，会与大家有这麼大 的差别。那时共產党刚进北京城不过三年，无论是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穿著 灰色或蓝色土布“毛服”，正是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候 ，衣服褪色、油垢、补绽，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可见到。
江青穿一身银灰色纯羊毛派力斯的连衣裙，敞领上装内是米黄色绸衬衣，穿著长 统肉丝袜，下面是半高跟黑色皮鞋，头发又黑又多，烫过，精心向后梳，挽起一个 发髻，眼楮圆圆的，眸子既黑又亮，皮肤细腻，乳黄。她瘦削，大约有五尺三、四 寸，可是上半身却显得比下半身长。她那年三十八岁，我则是三十二。
我在她的对面坐下。她说︰“你就是李大夫。”一口纯北京话，没有等我回答， 接著说︰“岸青的情况怎麼样了?”
有人说江青年轻时很漂亮，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她顾盼间让人感到高傲、冷漠。
我便将毛岸青的病情向她说清楚，并且说明在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癥的设备 ，只能提供短期的治疗，转到精神病院，或者疗养院去治疗较為妥当。
她沉思一会，然后对我说︰“我将你的建议，报告给毛主席，再决定吧。”然后 她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指细长柔软，指甲修剪得很尖俏。她说︰“谢 谢大夫，谢谢大家。”然后向院子走去。这时我才看到，有三名警卫人员站在院子 里。
总的说来，江青使人感到精明苛刻。谈话时，不停地打量著谈话的对手，似乎想 在对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什麼。在她的目光中，看不到温暖与信任。相反地，在 那两道炯炯的目光里，流露著侦伺对方的神色。
不久，毛岸青被其他医生正式诊断為精神分裂癥④，并住进大连一家疗养院，由 北京医院一位护士全天候照顾。岸青与那位护士谈了恋爱。但家里早就替他安排好 了婚事–毛岸英遗孀刘思齐的妹妹张绍华。心碎的护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
一九五三年秋天，在这件事发生后年余，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和宣传部秘书长的胡 乔木请我到家里，给他检查身体。当时他患有过敏性鼻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经常发 作。
胡乔木住在中海居仁堂以西迤北，以永福堂打头的以福字命名八个堂的最北一个
四合院内。他的妻子叫谷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我到胡乔木的卧室，胡脱去上身衣服，我给他检查。
正查的时候，谷羽跑进来。神色张皇地对胡乔木说︰“江青来了，快穿衣服。” 胡乔木立刻爬起来，一面穿上衣，一面同我说︰“李大夫，对不起，今天不能检查 身体了。”
我匆忙往外面走，江青已经大步走进来，正踫在一起。她握我的手说︰“这不是 李大夫吗?”胡乔木迅速答道︰“我请李大夫检查身体。”江说︰“还没有检查完吧，我可以等一下。”胡说︰“不，已经检查完了。”我同他们告别，走了出去。
这是第二次与江青见面。这次仅是匆匆一瞥，她给我的印象与第一次相同，只不 过让我感到更冷淡更倨傲。
我在门诊部工作是极其勤恳的，每天除上下午门诊以外，夜间还要出诊。另外， 我给人们看病时，无论是首长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样的细心认真治疗，从来不会 因為他们的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我受到了中南海内上上下下人们的交口 称赞。很多人对我十分信任，甚至愿意将个人及家庭的烦恼同我谈谈。一九五二年 秋天，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选择模范工作者，我被一致推荐為甲等工作模范。
五零年后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在集中军训时的中队长徐斌，他正在贵州省息烽县的 监狱中劳动改造。徐完全不记得有我这样一个人。他们又找到了一些我在东吴中学 时的同学，这些人都证明我没有过政治性活动。总之，他们调查了所有可能找的人 ，都没有得到我有过政治性活动的证据，甚至有的人还说我并没有参加这类政治团 体。这次调查一共用了两年多时间，结论是“查无实据”。
我的“阶级背景”和这些政治性活动在往后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横扫过时 ，又会回来困扰我。但我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吸收為中国共產党候补党员。我 对马克思列寧主义的认识其实只有《共產党宣言》、毛的两篇文章、年轻时我大哥 给我念的几本书和一些共產党口号而已。
在中南海工作这几年下来，我对我本身情况的估计，越来越清楚。我五二年虽然 终于参加了共產党，但在工农干部的眼光里，我永远是一个本身歷史很復杂的知识 分子，不是他们的“自己人”，我充其量只是个被“团结、利用、改造”的对象。 因為我是医生，他们只不过要利用我的医疗技术专长而已。
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最高领导同志的安全工作，还兼任毛泽东的卫士 长。我是在中南海门诊部认识他的，我们后来成了朋友。他是老共產党员，参加过 长征、在乡村长大。他在十岁时，因在城里的街上随地小解而差点被警察拘捕。汪 的父亲付了一元大洋使他免去牢狱之灾。汪痛恨当时国民党的腐败，便加入了共產 党。他在延安认识了毛，并开始為毛工作。一九四九年后，他跃升到这个政治职位 。但他一直很尊敬知识分子，对我这个接受西方训练的医生也特别客气。
一九五四年刚过了十月一日国庆节，二日下午，我正在门诊部值班，汪东兴给我 打来电话，约我晚饭后，到他那里去，说︰“有事情要谈谈。”我讲我在值班，有 什麼事。他说︰“你来了，再仔细谈。”
我觉得很突兀，因為汪平时说话，一向直爽痛快，从来没有将话留下，不立即说 明。
那时都很简陋，汪的宿舍就是一间大房子，是办公室、会客室、饭厅兼卧室。他 的小孩和保姆另外住在院子对面的平方里。他刚吃完饭，要我坐下，泡了一杯茶。 他说︰“这是今年的龙井茶，你尝尝。”我喝了几口茶，就问他有什麼事要我去办 。他的神色突然严肃起来。他讲︰“你知道我為什麼把你放在门诊部，保留这麼久 ，没有调出去?”我说︰“我不清楚。”
他说︰“我观察了这麼几年，你很受群眾的欢迎。你最大的特色是对待人不分高 低上下，一律耐心周到，不势利眼。所以，不只是一般同志，就是高级首长都知道 你。你的高明的医术，平易近人的人品，热情细心的服务精神，给大家的印象比较 突出。在闲谈时，毛主席他们都听说了你。给毛主席找个保健医生，能胜任下来的 不容易找到。我已经请示过周恩来总理，他批準了，昨天我当面报告了毛主席，他 同意。不过要先见见面，谈谈，如果谈得来，再定。你要準备準备。”
我听了后，大吃一惊。我再也想不到，会指派我做这麼一份工作。
我在门诊部时，毛的住处是绝对不允许进入的。虽然身在中南海内，这块地方真 可谓近在咫尺，但是在我的眼内，真象是海外仙山一样，既神秘，又庄严。我常常 抱著崇敬的心情，在南船坞楼上我的住室窗口，望著这块地方。这里是全国的心脏 ，从这里传出来的每一次跳动，都牵连著大陆中国内的每一个人的命运。
许多思绪此时一一闪过我脑海。我的妻子慎嫻在美军供应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工 作过，没有办法找到她不是特务的有力证明，因此她没有资格加入共產党。而我也 没法改变我的出身背景。何况，毛已经有了保健医生⑤。然后我又想起我大曾祖临 终时交代子孙不要作御医的遗言。
我将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汪。他听后哈哈大笑说︰“你怎麼想的这麼多?你的歷史 问题和家庭的一些问题，在你入党前已经审查过了，都做了结论，不是新情况，新 问题。要你去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定下来，是经过党委讨论。而且你的这些 问题，报告了罗部长和杨主任，也报告了周总理，都认為不成问题，才报告毛主席 定下来。你还有什麼犹疑呢?至于你大曾祖的事，那是封建皇帝时代，怎麼能同现在相提并论呢?”他说完又大笑起来。
我又问他，傅连璋知不知道这次的分派。傅此时已是新设立的卫生部副部长，兼 任保健局局长，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他自认是毛的密友和追随者，非常 关心毛的健康，自然会想参与我分派的事。
他说︰“傅部长虽然是你的上司，但是这样的工作，是中央直接定下来，不需要 他参与。”但实际上汪估计不足，傅对于我这次任命没有通过他，十分不高兴。
我当时又问汪︰“是不是是再考虑一下，商量商量呢?”我深知给毛工作，是个眾 目交集，引人注视的所在，尤其负责他的健康保健，责任太大。一旦发生点差误， 即使算不上什麼的差误，也会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而形成“阶级报復”的骇人罪 行。
汪说︰“不行了。这已经是组织上定下来的事，没有考虑商量的余地。”我看这 事已成了定局，没有回旋余地。我又说︰“我在工作上自然会十分谨慎小心，但是 医疗上不可能十全十美。万一有点差误，那时就復杂了，而且会连累到你。”
他说︰“不要想的太多。你做自然要谨慎小心，要请示报告，但也要放胆去干， 不能没有主见，也不能事事都请示报告，要勇于负责。我看你能干好，我不会看错 人。”然后他又说︰“你準备好，先与主席慢慢熟起来，能不能做下去，适合不适 合，还要由主席自己决定。你等著吧，会找一个很自然的机会让你见主席。到时候 我会通知你。就这样吧。”
在这次谈话以后，汪将毛以前的一些病歷记载拿给我，要我了解毛的病史，并嘱 咐我多做些準备，还同我说︰“主席就要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这次你先不要去 ，照旧在门诊部工作，还是要找自然机会见他。”
我回到宿舍，同嫻说了领导上的这一决定，和我跟汪谈话的经过。她也认為，既 然中央定下来，不可能改变了。她说，这工作责任太重，不能出任何一点毛病。从 这天起，嫻无日无夜不為我的工作与安全担心。
曾任共產党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同志于一九五０年猝然与世长辞后，其未亡人 陈琮英变得极為消沉。陈常来门诊部看病，主要是头痛、失鸣和耳鸣。我给她镇定 剂及苏联的一种溴化钾和咖啡因混合药剂服用，但她的问题纯粹是心理上的，门诊 部也无可奈何。我只能尽量安慰她，人死不能復生。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人十 分善良热诚，认识我时间长了，待我如同子弟。
后来我奉汪东兴之命陪同陈琮英同志到上海和杭州休息两个星期，以防她忧郁癥 病情恶化。当她知道我被派去做毛的保健医生时，她同我讲︰“这个工作可不好做 ，千万谨慎小心。毛老头脾气大得很,而且翻脸不认人，没有人在他那里干得长的。 江青这个人，是出名的骚贱货，待人刻薄，你千万别上当。在那个地方工作，一旦 搞不好，出来，没有地方敢要你，弄不好还要坐牢。”
在五十年代初，毛的威望正如日在中天，谁也不敢背后议论他。这些肺腑之言， 简直是“反党言论”。这些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在此后的行动中，无时或忘。
一九五零年后的两年内，连续推行了“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和“反贪污、反浪 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前一个运动主要打击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和黑社 会分子，后一个运动则主要针对共產党内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其中固然有少 数确有腐化行為，但大多数是挟夙怨借机打倒对方。
中南海内也展开了保健医生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 命分子运动”中，在警卫局长汪东兴的指挥棒下，将一些保健医生打成“反党分子 ”。原来是几年来这些保健医生不满意脱离医生临床工作，单纯只给一个人做些照 料生活的所谓保健，凑在一起时，不免讲些不满意的话，甚至发牢骚。警卫局便藉 此机会整整医生们。
这种“批判斗争会”几乎每天下午、晚上开，每次要开四或五个小时，弄得人疲 劳不堪，而同时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
江青的保健医生徐涛(他也曾短期任过毛的专职医生)在批斗会中是眾矢之的。开 批判斗争徐的会上，江青特地叫卫士参加，“揭发”徐对江青是如何“粗暴”，如 何“虐待”江。并举出例证，如，江青叫徐拉上窗帘，因為日光刺目，徐没有立即 拉上，于是成了有意损伤江的眼楮；江要求室内温度固定在摄氏二十六度，江感到 冷,批评徐降低了室温，徐拿了室内温度计给江青看，恰好是二十六度，于是成了有 意在精神上折磨江。像这样的“罪名”不一而足，要徐承认“有意反对江青，反对 共產党”。最后徐被定為“反党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奇怪的是，其他的“集团” 内的保健医生，都被调离中南海，可是这位“反党分子”的徐医生，并没有被调出 中南海，反而继续给江青做保健医生。
我很同情我那些医生同事。我知道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绝对不是反党分子，但 我只能保持沉默，如果我很公开替他们辩论，我也会被归為反党分子。
走笔至今我仍感到良心不安。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我大哥、堂哥都受 到波及。他们是我的亲人，我清楚他们是无辜的，但我不敢站出来為他们辩护。
在我正式為毛工作之前，我就已经违背良心了，无法言行合一。在政治风暴中我
总是三缄其口，但此次批斗大会上，我被迫加入攻击的行列，来保全我自己和家人
。我无法指控那些医生反党，我只说他们不该发牢骚，他们没有好好做好工作，所
以应该反省学习。
我那时不知道，一九五四年就展开的保健医生批斗会里，医生们其实只是汪东兴
和傅连璋争权夺利的棋子。
这两个人的职务无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璋负责指派中央 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凡是傅派到“中央首长”处的医生，都要定时向傅匯报，回 报的内容不只是身体健康情况，也包括所了解的言论和行动。傅还透过这些医生递 送他写给某“首长”的信，表示他的关心。傅采取这些手段，来摸清“中央领导人 ”的政治动向，特别是党内斗争的动向。在“中央领导人”中，自然毛泽东是傅视 為最重要、最需要摸清的人物。
而身為警卫局长的汪东兴恰恰也是尽一切可能，使“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 )的身边工作人员，摸清中央的意图动向，进一步垄断这些情况。汪能指挥的主要是警卫人员和卫士，因為这些人都是汪亲自选派的，但是汪也要利用医生和护士收集情报。于是傅连璋认為汪东兴干涉他的业务职责，汪又认為医生听傅连璋的指挥。
在汪任派我為毛的保健医生后，汪傅之间的勃溪剧烈。傅想以我的家庭背景问题 说动毛不任用我，汪则转而利用反革命批斗大会一一攻击傅委任的医生。最后是汪 胜利了，医生们只是牺牲品，汪东兴和傅连璋之间形成决裂局面。
发生这次所谓“反党小集团”事件时，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完全明白了，在工 作中，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丝毫违背“上级”的意旨，如不谨慎而触犯“上级”的 个人意志、威望、都会被无情的“整”，也就是被镇压。采取的方式，是“群眾的 ”制裁办法。群眾呢，他们是被指定参加这行动，甚至他们在会上的发言，都是早 经排好的。
这次可真是一次非常生动的教育，让我明白，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布置好了的环 节内言谈行动。一个人不能有什麼个人意志，只能是一部庞大復杂的机器中的一个 小零件——不管这零件安装的部位合适不合适，也不管这零件在整个机器运转时， 能不能起作用，只要甘心在这部位上听命运转下去就可以。
这点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造成的痛苦是难以比拟的，在“為人民服务” 、“一切服从党的需要”的钢铁纪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径，是俯首贴耳，唯命 是从。在一片颂扬声中，所有的生机都被斫丧了。违背良心的言论，违背良心的行 动，成了準则。而更糟的是，唯有这种办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进而一步步爬 上去。
四十年后的今日，我在美国安全的环境下，追忆这些往事，我知道我当年还是会 这样做，我没有余地，我那时得保护我的家人，无路可走。如果今天我回了中国， 政府要我支持一九八九年血腥的天安门事件，我也必须同意。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 在，只有一直违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中国生存下去。
而四十年前的我，在与汪东兴会谈数月后，仍满心欢喜的期待毛的召见。但毛迟 迟未召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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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共產党第五大领导人任弼时因脑溢血突然暴毙是另一个原因。也正是在这时，
每位领导人都派任一位专职保健医生。
②中国当局一向坚称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战，美国官方则一直否认。
③另有报导指出，毛与杨开慧共育有三子，其中一个(译注︰毛岸龙)在杨开慧被
处死后，下落不明。
④于李医生前任毛专任医生的王鹤滨指出，毛曾将岸青的一些信转给他，岸青信
中说他的心灵被一个小人佔据了，那个小人常刺激他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岸青写说
，他控制不了那小人，也无法逃避他，他為此感到很局促不安，但没有那小人时，
毛岸青又觉得寂寞。年光事件后陈学诗為毛岸青做诊疗。中国解放后，精神医学几
乎全然瓦解。文化革命后，也在狱中关了七年。李医生不知道岸青或其他高级领导
接受哪种药物治疗。但他确定医界从未使用导电筋挛疗法(ECT)。王鹤滨说，此事后，毛岸青被送往苏联接受数年治疗。
⑤一九五四年前毛的医生包括傅连璋、陈兵辉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有
王鹤滨、周泽昭和徐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