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

江青这次真的生病了。

暑期在北戴河，由林巧稚、俞葛峰做了子宫颈细胞涂片。由她们分别带到北京和天津做细胞染色检查，她们都认為有癌变。江青回到北京以后，她们再次取了子宫颈细胞标本。由广东中山医学院病理科粱伯强教授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胡正详教授，共同看片，最后诊断仍是癌变。但癌细胞没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疗。另由俞葛峰大夫带一份片子到苏联去会诊，意见也一致。傅连璋写报告给毛。

毛在颐年堂内同医生们讨论。林巧稚大夫说，按照目前情况，用鈷六十放射治疗，效果最好。当时中国医学院还没有鈷六十的设备，苏联医生又一再主张鈷六十效果最好。林这样建议一来可保护自己和其他医生同僚，二来万一诊断错误，也没有人需要负起责任。

毛说︰“方法的选择，由你们决定。生了病只能听医生的，没有别的法子啊。”

当时定下来，由俞葛峰大夫陪同，去苏联进行鈷六十放射治疗。毛会后请大家在颐年堂吃了一次饭。

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愈，她才平静了下来。几天后，江便乘飞机往苏联。

十一月上，我等待的机会来了。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我听到卫生部要派医生到英国进修热带病，另一个是当时苏联派来中国的医生中，有一位出名的精神病科专家Rushinski。卫生部决定成立一个高级精神病医生进修班，抽调全国各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科讲师以上的医师来进修。

一天读过英文，我向毛说了我的要求。毛说︰“你的意思是想去?”我说︰“要是主席同意，我希望去。”

毛详细询问了这两个班的性质和专业。然后说︰“什麼热带病，跟我毫无关系。要去的话，到北京医代办的精神病进修班去，进修以后，可能对我有好处。”

我说︰“主席同意了，我同卫生部去讲。”毛又问︰“你去了，我这里的工作，由谁代替啊?”我说︰“可以由一位卜大夫代替。”卜志强小我五岁，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毛说︰“我不认识他。那麼，你就远走高飞了?”我说以后还可以回来。我正要出去的时候，毛叫住了我说︰“告诉傅连璋，我这里暂时不要人也可以，等以后再说。”

但傅借此机会指定卜大夫為毛的保健医生。卜立即迁进中南海，我于十一月中到进修班上课。

自由真可贵!

我在进修班，班上布置的课程很紧凑。参加进修的一共十几个人，都是几个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也很愉快。每天復习完专业课程，夜里常常到两三点鐘才能休息。

北京医院副院长计苏华医生跟我保证，等上完进修班后，他可以介绍我到新成立的神经外科工作。

慎
嫻為了我脱离一组，十分高兴。她说︰“我们又可以开始家庭生活了，太好了。”

慎嫻的父母原本住在南京，到十一月中旬我们将他们接来北京，同我母亲、慎嫻，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五六年南京的公安厅和民政厅知道我是毛的医生，恢復了两老的公民权。公安厅又看到他们年纪大了，将他们的地主帽子摘掉了，定為城市贫民。他们极為高兴，心情很愉快，特别在看到我们的两个孩子后，他们从内心中露出喜悦。

我仍保有南船坞宿舍，但家人很少去住。中央警卫局代局长罗道让原则上放我去北京医院进修，但不同意我脱离一组，不让我搬出中南海。毛以前换了三个医生。罗怕一旦放我走，毛主席需要我时，找不回来，可就成了大问题。他并且向中央保健局指出，决不可以调我到别处工作。

参加进修班的医生们都埋头于专业，对外界政治活动并不关心。我也不例外。毛在此时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產党整风，向党提意见。进修班里也开了好几次这种批评会。我汲汲专业，没有去开会。外界的劳劳碌碌，几乎形同隔世。

一九五七年春，我仍在进修班研习专业。

五一劳动节过去以后，五月四日我们正在讨论病例。李银桥来医院找我，他说︰“主席请你去。他感冒了，不舒服。”我说︰“卜志强大夫不是在吗?可以让他去看。我这里太忙。”

李说︰“不行。你走了以后，卜大夫去过两次，主席对卜大夫不习惯。主席也请卜大夫去舞会玩过几次，但卜大夫太紧张，见到主席就会发抖。主席不喜欢他。主席现在没有医生。主席刚从广州回来。江青已经在苏联治完了病，住在广州。他们两人商量定了，还是要你回来。主席叫你，你怎麼能不去。”

我说︰“我去没有问题，可是我要请假才好离开，也应该向这里说明一下，否则会说我太随便了，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这给人的印象太坏。”

李说︰“这件事上面都知道了。汪东兴副部长到党校去了。王敬先副局长管警卫，我同他说了，他叫我自己来北京医院找人。车子都等在门口了。快走吧。”

我说︰“这不行，我还得报告保健局和卫生部。”李说︰“来不及了。主席睡醒后就叫我请你去。耽搁太久，让他等著可不好。你先去看他，完了以后，你再去告诉保健局和卫生部。”于是我带著检查身体的用具，同李到了一组。

我进到毛的卧室，毛正睡在床上。我看他精神似乎很疲乏，脸色也黄一些。他叫我坐在床边。护士给我泡了一碗茶。我向他问好。

毛说︰“不好了，感冒了。感冒有两个多月了，还有些咳嗽。二月二十七号演讲以后一直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我要求检查一下身体，他同意了。我给他做过身体检查以后，没有发现有什麼癥状。我向他建议服用一些化痰药，同时用一些帮助消化的药。毛说︰“这些药都可以吃。你配好以后，交给卫士，告诉他们这些药的作用和服法。你就不必每次由你来给我吃药了。”

我一面答应著，一面收拾检查用具。毛又说︰“你再坐一会。”我又坐下来。

毛接著说︰“那时那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啊。”我笑起来，他又说︰“你想远走高飞了。可是我这里没有人。这样吧，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还是由你照管我。平时我的事不多。有事时我找你。以前国民党有一位卫生部部长姓周，大约叫周颐春吧，记不清名字了，在德国专门研究兔子的卵巢，得了博士。你看，研究兔子卵巢可以得博士。你在我这里，空下来的时候，也可以研究一些什麼。搞些小动物来，弄一间实验室，买些设备，不要公家出钱，我来出钱。”

但我觉得在中南海弄个小动物实验室这事绝对不可以。中南海里不準饲养动物–连猫狗都不準。卫生部和警卫局怕动物会将传染病传染给毛和其他领导。后来江青竟破例养了一只猴子，真是人人奔走相告，惊天动地。我觉得行不通。

我说︰“不如有空时我多看看书。”毛沉吟了一下说︰“这样也可以，不过没有实际操作，就不全面。先这样吧。你将我的事抓起来，有空的时候你自己安排。”

说好听点是君子协定，压根儿是毛主席的“意旨”。没有人敢反抗毛。他的话就是法律，如果我拒绝，往后就会再也找不著工作。慎嫻也会被解职，无法生计。如果我不服从，会被逮捕，甚至批斗。

歇了一下，毛又说︰“以前同你说过，你可以做我的一个秘书，你又不肯，中国现代歷史上有不少出名人物开头是学医的，象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学医行医自然是好，不过不要局限在医学这一门上。要多注意社会科学。我要你做秘书，你不干。就做医生，也可以。不过我这里医的事情不多，不能一天到晚给我查身体。我们之间还要多一点共同语言，知识面要广。你以后要看‘参考消息’”这样我们可以和平共处。”

毛随后又讲︰“我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党内发了一个通知，让大家讨论。叶子龙、李银桥他们都不赞成。这些人都不听我的话，我不干主席对我身体有好处。这些人想不通，大概是我不做主席，他们就没有油水可捞了。给国家主席当工作人员，脸上更光彩些吧。”

我感觉到毛这一次的病不单纯只是感冒。我离开的这六个月，政治局势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医院里我可以对外面的政治起伏视若无睹，现在我又回到了毛的官闈世界中。卫士代我去医院收拾了我的东西。毛召见我的那晚，我就搬回了中南海船坞。我又重返一组，以后便再也没能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