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到四月五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仍是整顿人民公社，决定各级无偿调拨的劳动力、粮食等等，都要算清帐目，给予赔偿。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其中经济指标大幅压低。一九五八年的浮夸指标，在一九五九年降订得较為切合实际。毛最大的恐惧不是粮食短缺、高指标，或是土法炼钢浪费人力物力。毛深恐大跃进所激发的群眾创造力会因此消沉下来。即使毛知道中国正面临大饥荒，他也从未透露一二。我完全被蒙在鼓里，虽然先前有田家英的警告，我仍以為粮食吃紧只是暂时现象，是低层干部报告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我在毛的内宫中浑然不觉百姓疾苦。

上海会议期间，毛的专列停在龙华，毛住在车上没有住进招待所。原因是，一方面在上海市内，柯庆施给準备的住处“哈同花园”，毛不喜欢，另外一方面，根本的原因在於，毛与专车上的铁道部专列局的随车护士仍打得火热，所以开会下车，晚舞会后回到火车上。晚会设在茂名路锦江饭店对面的锦江俱乐部。毛那时对自己的私生活已无所顾忌，这位护士公开和他在锦江俱乐部出双入对。柯庆施替毛引见了许多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和歌唱家。但这些女人年龄太大，见识广阔。毛喜欢的是年轻单纯、容易控制的年轻女孩。后来柯庆施从叶子龙那了解毛这项癖好，便每晚都安排了文工团女孩子的表演。

在锦江饭店内，南楼和北楼之间的新建小礼堂放映电影，和演地方戏曲。一九五八年毛外出巡视，路经长沙时，便看过有关海瑞的湘剧。这次柯庆施则将湖南湘剧团调至上海再次演出。

当天夜里，毛对我说︰“海瑞被人称為南包公，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海瑞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他还把这句话，写到给嘉靖皇帝的上疏里。嘉靖看了十分生气，将海瑞关进班房。想杀海瑞，可是把海瑞的奏文看了一遍，放下。又看一遍，放下。连看参遍，然后说‘海瑞还是赤心為国的’。没有杀海瑞。有一天，管班房的牢头给海瑞端来酒和菜，海瑞吃了，以為大约是要杀头了。一问牢头，牢头说，恭喜你啦，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一顿，将吃下的东西，全吐出来了。 可见海瑞对嘉靖是忠心耿耿。”

毛在会议中，提倡要有海瑞精神。特别叫中央办公厅将海瑞传印出，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并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的这种精神，毛还说，要找几个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此后由人民日报开始，许多报刊杂志都不断登载了有关海瑞的文章，又在上海和北京出现了宣传海瑞的戏剧。海瑞一下子变成全国的英雄。

如前所言，在一九五九年，因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系列过左的措施，伴随而来的困难己经出现。同时我也察觉到，广泛存在著说假话、说大话、搞浮夸的现象。毛同我谈到海瑞时说过︰“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海瑞这个人物，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斗彭德怀的引燃点。我往后常就这两件事思考海瑞对毛的意义。毛是个復杂而充满矛盾的人。毛身為皇帝，认為自己绝对不会错。至於政策和决策上的错误，是下面的人说假话，上面的人被蒙骗欺瞒的结果。

我看毛之推崇海瑞精神，自有毛自己的策略。毛说海瑞这个人，‘刚直不阿，直言敢諫’。海瑞甚至為了国家大义，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可见护主之心甚切。海瑞近乎‘死諫’的行為，益发和嘉靖身边的奸臣形成对比。。

毛一再号召讲真话。即使在今日，我对共產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我仍认為如果毛在大跃进初期便完全了解真相，他可能会及时阻止那场大灾难。

但问题在於毛认為现代海瑞应该讲真话。批评式的諫言或是意欲夺权、心怀不轨的那些高级领导所说的话，无法让毛接纳。只有一心為民、毫无野心的人才会讲真话。但这种人很少能在政坛上爬至高位。

毛熟读中国歷史，深晓宫廷政争中的夺权倾轧。毛认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所以即使有的人向毛稟奏了客观的事实也是忠言逆耳，因為他不相信在朝為官的人能扮演刚直不阿、无私无欲的海瑞。因此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一九五七年他用所谓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替共產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只有英明的毛皇帝能决定谁是真正的海瑞，谁只是藉机夺权的造反分子。

但毛的逻辑也有不通之处。毛崇拜一般中国人民厌恶的秦始皇、殷紂王和隋煬帝。大部分读海瑞传的人视嘉靖皇帝是密处深宫，二参十年不见朝臣的昏庸皇帝。许多毛的亲密战友自认為比得上海瑞对嘉靖的忠心。可是毛认為那些身居高位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是嘉靖，下面的人应该向这些人提意见。他自己是与下面深深相连的英明领袖。

我在这里所需指出的是，毛所说，上面压下面，下面不得不说假话，毛口中所谓的上面，是其他领导干部。但其实真正的最大的上面，是毛自己。从一九五六年以后，由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南寧会议、成都会议，毛的一系列过左、过急的批评和讲话，都不难看到这点。毛所提倡的海瑞精神也好，直言敢諫也好，是用来对付中央和地方的其他人，并非提倡别人用来对付自己。彭德怀和周小舟这种现代海瑞便是误读了海瑞故事。现代的海瑞们下场凄惨，毛对他们毫不留情。

四月十八日到廿八日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前毛赶回北京。会上由朱德建议选举了刘少奇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為副主席。朱德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一九五九年后刘少奇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在毛退居二线刘出任国家主席前，大家都叫他少奇同志。现在他突然被称為刘主席。主席这职位本身就代表极大权力。刘对此头饺也十分在意，逐渐扩展势力控制中央日常事务，有时没有先请示毛便执行工作。因此可以说，毛要确立自己為中国唯一的主席的斗争就在此时展开，直到刘被批斗，取消“国家主席”才告结束。

我们在北京只待了一个月，五月下旬又乘专列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