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七月十日又在山上的小礼堂内召开了全体会。毛讲了话。他强调了党内要团结,思想要一致。问题可以讨论清楚。总路线完全正确,一年来取得的成绩非常大,缺点是有,可是与成绩相比,“人不是有两只手吗?一共十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毛并指出,中国还没有準备好要进入共產主义。毛说︰“人民公社叫公社,按照现在公社的性质来说,可以是大合作社,或者仍然属於高级合作社范畴,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的问题是将人民公社看得太高,要降下来。”另外毛又强调,在进行一场全新的革命活动,要取得经验不付点学费是不成的。全国大炼钢,国家赔了廿多亿,可是全党全民学会了炼钢铁,这就是交学费练本领。

毛讲过话以后,也没等大家发言便离开会场。我随毛退场。但田家英后来告诉我,毛讲过话以后,大家就不再多说话了。毛这番话显然是个警告,要大家别再批评。

虽然如此,彭德怀仍争辩到底。七月十四日彭德怀交给毛一封长信,即所谓万言书。我起先虽不知信中内容,但知道毛心里不舒坦,那天毛彻夜未眠。彭德怀的长信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部分是肯定一九五八大跃进年的成绩。他列举了工农业增长的统计数字,认為农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间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的一次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得到锻链和提高。是有失有得。

第二部分强调总结大跃进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浮夸风气普遍增长。小资產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眾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最后信中提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於团结,不利於事业的。

彭的信相当切实中肯。可惜彭德怀过於天真了。彭是个军人,根本不懂得政治的骯脏。而且自井岗山时期起,到建国后这几十年间,毛与彭之间有不少次的意见冲突。毛一直认為彭有“反骨”。这封信正好激发了新仇旧恨。

七月十六日,毛穿著他件白绸长袍睡衣,光脚穿一双拖鞋,在住的楼内,召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穿戴整齐来参加这个会。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虽不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也列席了会议。

邓小平此时仍在北京医院住院疗养,不能参加会议。在五一节后一天傍晚,邓在中南海北门的高干俱乐部打弹子,可能是地板太滑,跌倒,右股骨折。我送他到北京医院后,做了手术,打上钉子,上了石膏。

林彪当时尚未上山。他这阵子神经衰弱仍未痊愈,时常生病。我后来才知道林彪一年到头不洗澡;解大便不上厕所,在床上坐一个盆子,用棉被从头顶向下,将全身包盖起来。他怕风、怕水、怕冷,还怕庐山的白云。庐山气候的风吹雨打,对他会是种折磨。

毛重復讲到党外右派否定的一切。而在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现在彭的这封信,集中代表了这方面的意见,印发下去,大家来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还讲,如果党搞分裂,那他就走。组织人民,另外立党。如果军队另搞一套,他可以另组红军。

於是会议转入讨论这封信。参加会议的人明白事态严重起来,发言都很谨慎。

只有少数人胆敢為彭仗义执言。七月十九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深知民苦的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為信的内容总的讲是好的,表示同意,有些提法和用语可以斟酌。李锐也发表了意见,认為彭德怀提的问题尖锐,打破了沉重的压力局面。这参个人发言都很简短。

到七月廿一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系统说明他对大跃进以来各种成绩和缺点的看法。张曾留学苏联,一九参零年初期自苏返国后,曾是王明路线下所谓廿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但后来转而支持毛。他总是赞同毛的意见,為此曾受到别人的讥讽。他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后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张并且不点出名字说︰“有的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又说︰“毛主席常讲,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要怕杀头。,这些话都很对,可是,谁不怕杀头,谁能不怕挨剐…..这无异於指出,毛压制民主,那套话是说给别人听,毛不会照自己说的办。

张闻天的发言还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中内容,不同意柯庆施等人对这封信的非难,又强调了︰“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於提意见,‘意见书’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张闻天是在华东组中发的言,发言中不断受到柯庆施、曾希圣、舒同等人的打断和反驳。甚至指责、申斥。但要说张反毛是不对的,因為张事后说︰“要做比干刚强諫死,不做箕子佯狂自全。”这很明显表现出张的忠君爱国思想。

七月廿参日召开全体会。会上毛作了发言,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麼一批人。要劝劝党内这部份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的同志在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產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拋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卅公里,相当危险。”

毛又逐一批驳了彭信中指出的小资產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的论点。

毛讲话以后,气氛立刻十分紧张起来。对这封信,真是群起而攻之,集中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彭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椅子上,沉默不语。在会议之前,彭德怀曾私下去和毛谈过一次话,并当面顶了起来。后来毛告诉我︰“彭德怀见到我就说‘这封信是给你一个人的,你為什麼印发给会议。’我说︰‘你也没有告诉我,不要印发给全会啊。’两个人没有办法谈下去。”

散会时,彭立刻走了出去,毛走出礼堂向山坡下行走,这时彭又向山坡上走过来。毛立住脚说︰“彭老总,我们再谈谈。”

彭红著脸,右臂在头上一甩,大声说︰“现在还有什麼好谈的,不谈了。”

毛又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可以交换意见嘛。”

彭匆匆走过,说︰“现在没有什麼好谈的了。”

毛决定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全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任何批整彭德怀的正式行动,都须经由它核準。

江青本来在北戴河等毛。她给毛打了长途电话以后,坐飞机赶到庐山。廿四日上午叶子龙、王敬先和我约了汪东兴乘车到了九江机场,将江接到山上。江神色冷峻,见到我只问了一句︰“主席身体好吗?”我将最近吃饭不大好的情况告诉了她。又说,经过汪东兴从南昌调来了厨师,做了清蒸圆鱼,这几天好多了。

江青这次前来庐山身负重大政治任务。过去江抵达一个地方,因神经衰弱,总是要睡个半天再起来。这次一反常态,庐山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势,使她精神大振,百病全消。

江青到时,毛正酣睡未醒。江青先去看了林彪。林彪这时已到庐山,但怕冷没有住在山上,江与林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

江立刻又乘车去看周恩来、邓颖超,然后又去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及其夫人蔡畅。最后又到柯庆施住处去谈话。

江青从来没有正式插手过问政治。她和毛在延安结婚时,政治局曾决定,江青不能过问政治。江青的任何行动都需经毛的批準。这次毛竟然在庐山派出江青打头阵,表示毛的确陷入困境。江青到庐山的目的便是為毛披甲上阵。等到江回至住地已是旁晚了,毛已睡醒。

第二天上午江起床后,我去看她。江说︰“我很不放心主席,急著赶来。现在看,主席的身体和精神都不错。你们可是要注意保护他。昨天晚上,李银桥告诉我,前些天吃饭很不好。饮食营养可是医生的责任,不要漫不经心,应该抓紧伙房工作的改进。”

这很明显,江青一到,李银桥就抢先告了我一状。我是医生,不是营养师,找新厨师不在我的职责之内。我没有反驳,只是说︰“昨天在九江已经告诉你了。现在吃饭还不错。”江点点头,又说︰“大夫,你同李银桥他们不一样。你是个聪明人,又有知识,在政治上可要敏感,不能做糊涂人。在山上不要同外人来往,自己要注意。”

江是好意提醒我不要乱说话。她说的外人自然指的是与毛的意见相左的人,比如我的朋友田家英。

八月二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讲了话。他说︰“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麼著重点,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為松松垮垮不过癮,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出现显著的跡象。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為右倾机会主意在向著党,向著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著人民事业,向著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毛的这次讲话,实际上為全会定了调子,要全会批判彭的信,彭和其他几个人在会中的发言,并且要求他们几个人说清楚,他们在庐山会议前后暗地来往串通的情形。

彭一封切实中肯的信,透过毛的口,被夸大扭曲了。我逐渐了解毛一贯在讲述歷史时的态度,他口中的歷史总是偏离真相。

这就牵出我们从武汉东下,在船上的一些议论,特别是田家英所说的诸如饿死人,说假话等等言论,王敬先诬蔑毛的私生活问题等等。又因田家英到四川进行调查,李井泉攻田最猛。陈伯达到福建进行了调查,受到福建省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指责。胡乔木是在安徽调查过的。曾希圣批判胡乔木最凶。此外,柯庆施、王任重、陶铸、罗瑞卿都是发言最多,攻击最猛的人。罗在会上指著田家英说︰“你小小年纪,懂得多少马列主义?也在胡说乱道。你有什麼资格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言?”罗在一九五八年和毛一起走遍全国后,对毛更是忠心耿耿。

李锐在会上想再申明一下自己的看法,被周恩来制止。周说︰“现在开的是中央委员会全会,你一不是中央委员,二不是候补中央委员,你没有资格在会上发言。”

连续几天的会,眼看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已经要被网罗到反党集团内了。

最后的法官是毛。八月十一日,毛又在会上讲话。他说︰“彭德怀这几个人对於无產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準备。他们是资產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

毛接著又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是党里的秀才,我们还要用他们。至於李锐,他不是秀才,不在此列之内。”毛的这几句话救了陈、胡、田。但是李锐却因之被打入反党集团。

一组的人员也受到波及。八月十二日罗瑞卿召集我们开会。会上狠狠的骂了我们一顿,说︰“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主席身边工作,是党信任你们。你们不知自爱,听说你们之间很不团结,不是互助团结,而是互相推卸责任。再有,你王敬先,口无遮拦,胡言乱语,让反党分子利用。这些等回到北京再开会说清楚。”

此外,罗又定了一条规定︰有关一组的事,有关毛的事,一律不许对外讲;不管对方有多高地位,不许同他们谈任何有关主席的情况,不许在一组之间议论。

我预感到当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会有更的撤职和批斗。

八月十六日,毛又在一件发布中央全会内流传的文件上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產阶级与无產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将彭等划到资產阶级范围内。

四天后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產党八届八中全会关於以彭德怀同志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庐山会议就此闭幕,随之就在全国开展起反右倾运动。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批判和处分。

八中全会的最后决议使我困惑而且忧心忡忡。彭德怀被扣上阶级异已、反党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帽子,这几乎将彭打成蒋帮分子。但我知道彭為人诚恳耿直,是党的赤诚分子。

我的政治处境非常安全。虽然田家英受到批判,船上那番议论时我也在场,但我始终保持沉默。我从未批评毛。因此深得毛的信任。我在政治上的谨慎和无知救了我一命。

庐山的气候潮而凉。上山以后,為了毛的饮食问题闹得心情很不愉快。我原来有十二指肠溃疡病,从八月初起,经常吐酸水、胃痛,而且大便变成黑色。我到医务室去查大便,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了。我自己治疗,但吃了药仍毫无起色。庐山医务室王寿松院长要我到南昌去住院治疗。但这个时候庐山会议正开得紧张。我想不能离开,一是别人会误以為我出了什麼政治性问题,借口生病溜走了,二是在这紧张时刻,毛正在观察每一个人的态度和表现,他不会相信我有病,為看病下山,而会怀疑我怕别人揭发我对他有不忠的问题,支持彭德怀,乘机走掉。所以我要食堂给我做了软饭和一些半流质饮食,开始治疗。但溃疡出血越形严重。黑色大便已经成了柏油样。等八中全会结束时,我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全身疲乏不堪。

八月廿日胡乔木来找我。他有点感冒,要我给他一些治感冒的药。他一看到我,立刻吃惊的说︰“李大夫,你怎麼突然瘦了这麼多?脸色也难看得很?”

我将我八月初以来十二指肠溃疡病发作,告诉了他。他也有这个病,在五十年代中,因為大出血,到北京医院做了十二指肠和大部分胃切除手术。所以他对这个病很清楚。他问我為什麼不快点去医院。我将我的顾虑告诉了他,并且说,如今还没有告诉毛。

胡立刻说︰“这样可不行,不立刻好好治,会耽误的。我同主席去讲。”

过了半个多小时,胡来了。告诉我,毛已经同意我去治病,并且吩咐,要治就要好好治。回北京住院吧。胡还告诉我,他已经打电话给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要黄同北京联系好。叶子龙则替我安排好了每天从九江到北京对开的飞机。我走到毛住的小楼,去和江青告别。我走进江的起居室,她正在看一些她自己的摄照片。

江注意端详了我一会,然后说︰“大夫,你是瘦多了,脸上也难看。这一阵主席太忙,我也跟著紧张,没有注意到你有病。还是乔木同志注意到了。”

我说︰“主席太忙。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江稍微停顿一会,又说︰“我刚才同主席商量了,很快就要下山了。我们还是一同走的好些。”江青此举其实是出於好意,表示毛仍信任我,他们愿意保护我。但我的病实在不能再拖。

我说︰“我有病,同大家一起走,会给大家增加麻烦,不如立刻回北京好些。”

江说︰“这也说的是。你走了,主席这里的事谁管呢?”

我说︰“我将主席的事交给黄树则同志以后,明天就走。”

江说︰“这麼快?也好,早走可以早点治疗。”

我说︰“那麼我就不去看主席了,是不是请你替我向主席告辞一下。”

江立刻说︰“不,你还是去看主席一下,看看主席还有什麼吩咐。”

我从江的房内出走上二楼到了毛的卧室。毛躺在床上,正在看明史。

我走到毛的床边,说︰“主席。”

毛放下书,看到是我,说︰“大夫,你来了。这一阵我太忙,找你们胡吹的少了。听乔木说你病了。”

我说︰“十二指肠溃疡发作了,出血。”

毛问︰“有多久了?”我又说了一遍发病的情况。

毛说︰“还是回北京去治好一些,我也住不了几天了,你先走一步。要治就好好彻底治。”

毛又问我︰“我这里谁来管呢?”我告诉他,可以由黄树则暂代。毛表示同意,然后说︰“回到北京,好好治病,早点治好。记住,庐山的事不要去随便讲 。一切要听组织上的安排。”

然后我去医务室找黄树则。我告诉他,毛已同意暂时由他代替我。黄表示很為难,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将这一时期毛的身体情况告诉了黄,又将有关毛的健康记录也交给了他。黄说,他打电话给史书翰和北京医院院计苏华。明天他们会去机场接我。

我回到住处后,打电话给罗瑞卿,向他报告了毛说的一些话。罗说︰“我告诉汪东兴明天送你,你回北京后,要注意保密。生了病要好好治。在政治问题上可大意不得,千万谨慎小心。”在电话上,我向他告辞。

我又到杨尚昆的住地。杨见到我后说︰“听说一组的小庐山会议也开得紧张,你累病了吧?”

杨又说︰“一组啊,就是个大染缸,谁去了也都要染上点什麼。庐山的事你都知道了,到了北京,你去看看小平同志,他已经出院住在家里了。”我心想罗瑞卿吩咐得很清楚,我是任何人都不能去看,就连邓小平也不行。反右倾运动正要开始,不能自找麻烦,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被牵扯到。住进北京医院,哪里也不去,是最安全的了。

北京医院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由德国人兴建。院内有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和设备。当时的北京医院不是平民医院,它是专供高级干部以及郭沫若这类民主人士医疗的特权医院。领导人常在北京医院疗他们的创伤,北京医院也成了躲避政治风暴的避风港。我正想藉此机会待在医院,并离开一组。我想找别的工作。

第二天一清早,江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和汪东兴来了。给我一大筐水果放到车上。又交给我十斤有名的庐山特產云雾茶和十瓶四特酒。我说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病不能喝酒喝茶。方志纯说,可以带去送人,这都是江西特產。

车子一路婉转盘旋而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总算脱离开这一天到晚紧张得要死的地方了。我对中国和共產党的梦想随此会议破灭。毛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正在解体。我现在只想救我自己。心境放松后,胃痛减轻了不少。我在庐山时常辗转难眠,但飞机一起飞,我便安然坠入沉沉梦乡。等我睡醒时,飞机已降落到郊机场。我是这班飞机上唯一的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