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嫻来接我，史书翰和计苏华也来了。我在住院前先和嫻去看看母亲。

经济紧张后，老家的情况越来越拮据。近几个个月母亲的身体很不好，得了高血压性心脏病。母亲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单是因物资紧张，也是没有胃口。我这两年来东奔西跑，嫻也早出晚归。母亲带两个孩子太累，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让她轻松点。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的病很担心，看我瘦了这麼多，她哭了。我不想让她担心，加重她的病情，回家几分鐘后就去北京医院住院。

经过各种检查，确诊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内科主任吴洁是我的前辈；在成都华西坝我念医学院时，他已经在教课了。他主张不要做手术，我也不愿手术治疗。开始饮食及服药结合施治，住院起第参天起，大便已经没有血了。

住在我隔壁的是位部长的夫人，非常健谈。她知道我在毛处工作，而且刚从庐山回来，就千方百计的套我的话。打听毛和江青的事，闹得我很烦，又无法应付。院长计苏华帮我换了病房。

我住院的第六天下午，嫻打电话到医院告诉我，母亲病重，让我立刻回去看看。我要了个车子赶回家中，母亲是心绞痛，已经垂危。我同嫻抬她到车上送入同仁医院救。

母亲的心肌梗死范围不大，急救比较及时而得当，很快脱离了病危状态。就在同仁医院病房住下。两个孩子暂时由我的舅母看管。好在同仁医院就在北京医院旁边，我常常去看她。嫻则每天傍晚先来看我，然后我们一同去同仁医院看母亲。

北京医院是我的庇护所。此时反右倾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著。住院可以避过这个政治风头。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布置下，长安大街上，每隔二、参十米就横掛著红绸长幅，上写著“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我在卫生部工作的同父异母的大哥已被点名受批判，但是不知道详细情况。我大哥在五零年代初期的参反运动中被降职处分，但仍任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长。我大哥是个忠贞的共產党员，但从未有一次运动他能幸免於难。嫻要我向保健局或卫生部打听一下。我说不能打听，打听出来也没有办法，弄到谁的头上，也只能逆来顺受。别人帮不上忙。

我全心全意想离开一组的工作。我想离开的原因并不是和毛工作上出了问题，而是我和叶子龙与李银桥之间的勃溪已发展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两在一组待久了，与我格格不入。我看不惯他们的行為。但他们对我颐指气使，要我负责和保健毫不相干的厨师问题。此外，我还得一天到晚做江青和她护士之间的调停人。我已经四十岁了，还在做一般的保健工作。我仍想做外科工作。

计苏华说不要做外科了，目前医院的保健办公室没有人管，不如去保健办公室。我没有同意，因為在中南海时做保健，到医院仍然在保健的圈子里，岂不是换汤不换药。我趁住院恢復期间向上海和南京打听工作消息。

到九月下旬，毛回到北京，九月廿八日李根桥和毛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到医院来看我。他们问我什麼时候出院，并且告诉我，今年是建国十周年，要举行大庆祝会。过去十个月来，数以百万计的群眾赶工完成毛的十大工程，以迎接十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扩建到今日的规模，广场可容纳五十万群眾。广场两侧分别是巍巍的人民大会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馆。届时将有壮观的阅兵和烟火。李和罗都觉得错过了这场盛会很可惜。但我不想去观礼。

我没有同毛上天安门。建国十周年庆来了又去，我仍住在医院里。

到十一月中，母亲病情有了变化。一天早上起来后，她自己到卫生间去洗浴，可能水热了些，她昏倒在浴池内。经急救检查，是广泛的心肌梗死。这次可不同於上次了。她处於休克状态，一直没有好转，我赶到同仁医院病房的急救室，她的血压已经很低了。内科主任同我说，很难抢救过来了。数小时后，母亲於傍晚时分撒手人间。她最后一句话是，想看看两个孩子。

我们没有為她举行葬礼。保健局给联系好火葬场。第参天火葬后，我将骨灰盒放在我的书柜上，不愿将它送往八宝山。也许上海或南京那边的医院会要我去，如果离开北京，可以带上一起走。

母亲去世，琉璃厂的老家怎麼办呢？只留两个孩子在那里是不可能的。我去找罗道让。他仍在主管警卫局的行政事务工作。他不同意我住在老家。他说︰“主席并没有说，你可以不必回来工作。你住到老家去，他再叫你回来工作，孩子谁管呢？”我说嫻可以管。罗又说︰“你好好想想看，如果主席要你回去，一年到头常出差，这个家不是散了。不如都搬进中南海来，南楼内再给你一间房子。”

我同嫻商量半天，也只好这样办。大孩子已上学，可以骑车来往。中南海内有食堂，不必自己做饭。小孩子送入卫生部托儿所日夜全托。后来又转送北海幼儿园，这里离中南海近一些。

将这些安顿好了以后，嫻劝我再住院治疗，我又住到北京医院。周末嫻带著两个孩子来看我。她说︰“你要準备真有可能回一组。照你现在的体质，去了又会病，还是再治治好。”

琉璃厂的老家空出来，我们家里没有人去住。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趁机让我们交出房產所有权。十年前天真热情的回到祖国来服务，十年后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无產者，被共產了。我感觉十分惆悵和伤心。我失去了珍贵的祖產。日本侵略中国后，我和母亲逃往苏州，一去十七年，我童年时光是在老家度过的。回中国后，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根植在老家中。

嫻和我总将老家看作我们的快乐小天地，在这小天地里可以无拘束地谈论说笑。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保有自己的这块自由土地。我们永远失去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