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毛的确需要汪东兴。毛在对敌人全力后扑时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上次录音事件，毛怀疑菊香书屋也被安装了窃声装置，他便对自己的住房失去安全感。他决定搬走。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回到北京后不久，一组搬到了北京市外玉山一号楼。没住几天，毛说这里有毒，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里盖有数栋别墅，树林葱葱，有一个大池塘。文化革命小组的办公室设在钓鱼台内。汪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其他小组人员早已迁入。毛住到附近的十号楼，江青往在十一号楼（１）。
又没有住多久，毛仍觉不安全。于是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这里住得比较久，到接近年底的时候，搬到中南海室内游泳池。这是他最后的住地，在北京没有再换住处。
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提倡的禁欲主义使然，毛回到北京后，有很短一段时间，没有跟女人廝混。但中南海仍為他每星期举办两次舞会。有次江青从上海回来，也参加了舞会。毛点播了京戏唱段“游龙戏凤”－－在当时已被禁演。这里使我回想起毛对我讲过一段歷史上他的看法。他说︰“明朝正德皇帝到山西、雁北一带，并不是為了游乐，目的是巩固西北边疆，开拓边陲。在这一伟大目标下，兴之所至，偶而‘戏凤’，也在所难免。”他说的‘戏凤’，就指的是京戏中的这个“游龙戏凤”。
江青现在成了文艺界的仲裁者，整个人都改头换面。江青的服装大变。过去她一贯穿西装、半高跟皮鞋，现在成了近似所谓毛服的上衣及长裤，脚踏平底鞋。她看到我的时候，显得很严肃，好像她已掌握了一切，可以决定一切。现在的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著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毛许多女友在文革时遇上困难，多来寻求毛的保护。
张玉凤是第一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张带著準备送毛的茅台酒和巧克力到了中南海西门。张打电话找吴旭君。张此时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但毛已在北京住了下来，所以两人有数月未曾见面。张这时二十出头，已经结婚。
原来铁道部专运处里面，也在革命造反，专运处党支部形将瓦解，支部书记罗将被打倒，张玉凤自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是支持党支部，保支部书记罗的。张本身也受到攻击。
吴旭君将事情原委转告毛后，毛同意让张到游泳池谈谈。她回处里报告与毛谈话经过时，没有人敢怀疑其真实性。说毛主席认為支部书记属于不该被打倒之列，罗便马上復职。张从此高枕无忧。
空军政治部广文工团的刘是第二个。也是由吴先去见她。刘和另外陪她来的两位女团员一见到吴就放声大哭。刘抽抽答答地说出她的事。
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到军事系统以后，各地的军事院校学生纷纷自行组织起来。文工团中也分了两派，一派是造反的，另一派是“保皇派”的，刘她们少数人属于后者。造反派在文工团夺权后，就将三人赶出宿舍。吴和她们见面时，她们已经在街上转了三天。
毛见了刘及另外两个，说︰“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
刘从和毛的“特殊关系”中得到不少好处。毛命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叶群替刘及另两个女孩平反。叶不但照办，还找来空军司令吴法宪，任命刘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在短时间内便成為红极一时的人物。
自此后，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有五天十天。一次正在大被同眠的时候，江青突然从钓鱼台国宾馆住地来了。游泳池门口的警卫不敢阻拦，江进到游泳池以后，才由吴旭君跑到里面通知毛，这几个女孩子抱著衣服躲起来了。
毛為此大发脾气，毛要我告诉汪东兴︰“中央别的人要见我，都是先打电话请示，我同意了才来。江青為什麼要自己闯来呢。告诉汪东兴，没有我的同意，门口的警卫不许放她进来。”这一条成了规定，江青只好遵守。
刘后来与叶群过从甚密。一九六九年刘怀孕生產时，叶群亲自送刘住进空军总医院高级干部病房，每天送鸡送肉，让刘保养。刘產下男孩后，叶群十分高兴。叶说︰“主席生了几个儿子，死的死，病的病。这下可好了，有这个男孩可以传宗接代了。”有些人也说那孩子长得跟毛一模一样。这完全是臆测胡说。
我和吴旭君也去医院探望刘。我的工作使我不得不和毛的数位“女友”保持良好关系。刘对我说了叶先前的那番话。她以為我也认為那男孩是“龙种”。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毛早已丧失生育能力之事。
注释
（１）康生住八号楼，陈伯达住十五号楼。
